外在的美国、内在的美国
外在的美国、内在的美国
两种层面上对美国的内化
本书以日本在占领期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为焦点，整体考察了从幕末到197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接纳与反抗。概而言之，截至1910年代，“美国”对于近代日本而言是处于外部的特别存在。它时而被认为是“自由圣地”，时而又被认为是在太平洋彼岸与日本对峙的列强。尽管内村鉴三、有岛武郎等人曾经将“美国”作为自身的问题而将其内化，但从整体上看，直到大正初期，“美国”对于日本社会而言，更多只是一个隔海相望、处于外部的他者，即便作为社会发展的范本，也并未在人们日常意识的深处产生作用。
正如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进入1920年代以后，该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好莱坞、爵士乐、摩登男孩、摩登女郎、棒球运动等开始渗透进都市生活的日常，将“美国”视为内部存在而非外部存在的阶层开始大量出现。室伏高信据此指出：“如今，非美式的日本在哪里？离开美国，日本还存在吗？非美式的生活还残留在哪里？”这一时期舆论场上集中涌现出的“美国论”中的多数已经不再讨论作为异邦的美国，而是关注在日本国内滋生的内在的“美国”。
当然，这个内在的“美国”渗透到日本国土的各个角落并以异常强大的威力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扎根，是始于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机场之后。如本书第二章、第三章所述，在这一时期，“美国”作为日本人内在的他者，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面的指向。
第一，作为内在暴力的“美国”。毋庸置疑，这个“美国”是以美军基地这一看得见的方式存在的。占领军继承了此前日军在日本本土、冲绳地区、朝鲜半岛以及东亚各地建设和使用的军事设施，导致日本曾经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机构多数被这个全球规模的军事霸权所囊括。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当然也包括若干断层，比如其中存在的基地周边的卖春问题。
事实上，“潘潘女郎”的存在是最能够让战后日本人实际感触到“占领”这一事实的现象。“潘潘女郎”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美国的优越性让众多的日本男性产生了“日本被侵犯”的感情，而这种言论也在被刻意地生产和消费，从而成为战后新民族主义得以建构的基础。本书终章所讨论的“后占领期”来自左翼的反美运动的根基就在于民族主义的无意识，而对占领期“女人们”的印象以及“日本被侵犯”等潜意识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这一作为暴力象征的美国却在基地内外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因为它同时也具有作为新文化旗手的诱惑性。如本书第三章所述，战后日本的流行文化产生于美军基地以及其与基地周围音乐人、艺人、年轻人的交流与互动中。这种交流与互动在冲绳和韩国等地也非常显著，在1950年代的日本本土也存在过。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在日本本土，这种交流与互动最终被吸纳到电视台的演播厅以及新闻媒体中，作为基地以及暴力象征的“美国”记忆逐渐褪去，或者说被主动忘却。这时，“潘潘女郎”曾作为优越者一面的形象开始消失，只保留下其作为占领期特有的风俗现象或者说美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形象。东京的原宿、六本木等代表着前沿都市文化的街道则走向了前台，人们也随之忘却它们曾作为“基地街”的历史。美军自1950年代到1960年代强化了冲绳的军事基地，这一进程与日本本土的去军事化进程互为表里。随着美军在日本本土主要区域的陆续撤退，上述各种记忆的风化也变得更加容易。
此外，在占领期之后，从另一个层面渗透进日本社会的是被称为隐性视角的“美国”。本书在第二章介绍了占领期拥有绝对权力的麦克阿瑟将军。他本人尽管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却尽可能减少在日本媒体面前露面的频率。麦克阿瑟在公众面前的出镜率与其本人的影响力存在明显的反差。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象征的“美国”与作为象征的“天皇”之间的交错关系。1945年9月27日二者所拍摄的纪念合影可能让部分日本民众感受到了“屈辱”，或许麦克阿瑟的本意并非夸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而是向日本民众释放保护天皇的意图——战后日本天皇仍然是民众视线的焦点，占领军只是希望把这一焦点以可视化的图像呈现出来。
正如占领军的审查所体现的那样，美国尽可能避免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占领者”的形象。所以，即使在占领体制下，居于焦点位置的也不是麦克阿瑟，而是“人间天皇”。美国意在通过“人间天皇”“皇室一家”来打造战后日本独特的视觉体系。
例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美式生活方式的象征物，它们作为“三种神器”被安置在日本人家庭的客厅和厨房中。日本家庭购买“三种神器”凸显了女性作为“主妇”的主体地位，说明战后日本是以女性为中心来打造家庭空间的。1960年代家电厂商的广告所力推的“主妇”即“主体”的家庭电气化广告中，宪法所保障的民主化权利（享有健康和文化生活的权利）通过家庭电气化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实现民主主义=建设战后日本”这一等式，正是通过“主妇”即“主体”的建构得以实现。(https://www.daowen.com)
在此，主妇们既是“美国化”同时也是“民族性”的主体。进入1960年代以后，男人们也通过这种“美国化”即“民族性”的存在建构其新的主体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在以“日本制造”所代表的技术主义来重建民族身份。这也是通过作为他者的美国视角来证明日本技术之优秀。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日本的男性终于拂拭去了作为暴力象征的“美国”的阴影，“日本被侵犯”的不安也逐渐被忘却，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技术力量决胜负这一新民族主义的男子气概。当然这种呈现方式也只能通过作为超越性视角的“美国”予以保证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亲美”与“反美”消失之时
近代以来日本的“亲美”与“反美”在全球性霸权体系与本国民众的感情之间，经过多重曲折的回合最终完成了建构。在幕末维新期，美国作为“自由圣地”被视为理想化的国家，这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对美感情毫无疑问是“亲美”。日本确立天皇制国家体制之后，美国不再是日本人首要的关心对象，特别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及日本移民遭受美国排斥之后，其视美国为太平洋彼岸“敌国”的意识上升。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的“大正民主”时期，作为“自由之国”的美国再次获得日本的关注，好莱坞电影、爵士乐等大众文化进入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批判与普罗大众对美国的青睐并行存在。
从占领期到1950年代，日本国内“亲美”与“反美”态度的对立日益尖锐化。一方面，占领期的日本民众对以电影、音乐、饮食、家具、住宅等为代表的美式生活充满憧憬。美国是“富足”的象征。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对于日本民众而言，比起政治上的自由，他们更希望获得美国的那种富裕生活。但另一方面，美国遍布于日本各地的基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暴力抗争又让日本国内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
进入195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美国的“暴力色彩”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日本本土的去军事化以及冲绳的要塞化）。这一时期民众看待美国的视角开始从国家层面的“人间天皇”“皇室一家”，向着家庭层面的“家庭主妇”“技术人员”等形象转换，也就是消费型社会所蕴含的“美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结构。占领期间所呈现的麦克阿瑟与天皇的“拥抱”，如今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基于每个人个体层面的日常实践而再现。
进入19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过程进入临界点，即“亲美”和“反美”这一对立组合已经隐匿于人们的日常意识，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反美”这一立场失去现实支撑的时代。加藤典洋在《美国之影》（『アメリカの影』）中指出，文艺批评家江藤淳对村上龙1976年的作品《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及田中康夫1980年的作品《总觉得，水晶样》（『なんとなく、クリスタ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当时舆论界多肯定前者，反对后者，而江藤则是否定前者、积极评价后者，理由正来自于两者对于“美国”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1)
江藤对村上龙小说的不满在于，村上明确地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关系，并将“占领”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呈现。而江藤之所以高度评价田中的作品，是因为田中视美国为模糊的存在，描绘了“如空气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将我们包围着的那种压倒性的脆弱感，以及每日的呼吸靠它来维持生存的生活感”。战后日本恰恰是生活在这样的美国阴影的言说之下，美国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让日本民众无处可逃，这才是江藤对美国的认识。
进入1980年代后，日常生活如水晶一样透明的日本民众，已经无法将“美国”定位成具有明确界限或轮廓的他者。美国如空气一样渗透进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让日本人由此构建出了自我。“村上龙是以自己的感觉来丈量‘体制’，而田中康夫则不持有任何感觉，他反而是被‘体制’所丈量。村上的小说即便是近乎无限透明但也不放弃立足于‘蓝’（感觉）之上，而田中的小说则承认‘总觉得如水晶般透明’的意识”。(2)
就这样，在1970年代以后的日本，“美国”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他者。这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将“美国”内化，同时却又把“日本”他者化。例如，从1983年在东京湾沿岸填埋地上建成的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园到今日，日本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成为迪士尼一代。但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迪士尼所代表的已经完全不是作为他者的美国。正如拙著所述，这些年轻人排斥面向外部世界的视野，把自己装扮成幻想中的人物，而且对于自导自演的角色乐在其中。(3)
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维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准值。如本书序章所述，进入1970年代末期之后，七成左右的日本人对美国抱有好感，这堪称相当稳定的亲美社会形态。这种稳定性与独裁政权体制下所制造出来的“亲美”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如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当独裁体制崩溃之后，民众的反美意识很快高涨起来。
正如本书多次强调的那样，战后日本这种形成的亲美感觉的定型与战后日本的后殖民帝国属性有关，即与日本在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帝国体制中所占的一席之地有关。进入1990年代之后，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者抬头，他们一再拒绝同亚洲民众进行真诚对话，同时也拒绝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反而是不断地为自我行动的正当化辩护，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势必无法改变。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布什政权蛮横地发动战争，而小泉纯一郎首相一方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则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以“驻日美军”重组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美国全球军事体制重组的过程中，日本这个国家只会强化对美军从属的程度。
但是，如今的时代似乎预兆着一个周期性循环的终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败局已定，其政策面临根本性的转换。即便如此，近些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弥散的反美氛围却不会轻易消失，坚若磐石的美国霸权地位也可能走向衰落。此外，来自亚洲的民众则在不断追问近半个世纪以来日美“拥抱”所隐匿的各类问题。接下来随着后冷战时期世界局势的变动，美军与自卫队的一体化呈现在日本社会面前时，民众也势必会提高对这一动向的警戒心。在此背景下，关于战后“美国化”的日本以及日本所歌颂的后帝国秩序，其中哪些是不证自明的，哪些是销声匿迹的，需要我们打破“亲美”与“反美”这一对立图式来追问。在此基础上，日本有必要对亚洲、对历史、对多元复合的自我进行认真的反省。
(1) 加藤典洋『アメリカの影』河出書房新社、1985年。
(2) 加藤典洋『アメリカの影』。
(3) 吉見俊哉「シミュラークルの楽園」多木浩二·内田隆三編『零の修辞学』リブロポート、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