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之国”的憧憬与挫折
对“自由之国”的憧憬与挫折
基督教与美国的“自由”
明治初期美国形象在日本人中的渗透得益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教员的积极活动。当时在日本活动的传教士尤以美国人居多，例如在大学南校(1)担任教务主任的奎多·沃贝克（Guido Verbeck）、熊本洋学校的简斯（Leroy Lansing Janes）、札幌农学校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此外还有位于横滨的布朗塾、赫本塾（明治学院）、基德尔（Mary Eddy Kidder）女士创立的女校（菲利斯女学院），以及新岛襄所创立的同志社等，这些学校的创立表明美国的基督教对明治初期的教育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实际上，宗教意义上的美国主义早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生根发芽，并体现在诸如幕末在美国基督教教区有过生活经历、之后奠定明治国家教育体制的森有礼，以及受到札幌农学校克拉克博士影响而受洗、后赴美留学的内村鉴三和新渡户稻造等人身上。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内村鉴三。在札幌农学校就读期间，内村受到虔诚的卫理宗教徒克拉克博士的影响，受洗成为卫理宗教会的教徒，对他来说，美国作为“自由的圣地”是一个极为理想化的存在。不过在1884年，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前往“圣地”之后，看到了世纪末期“拜金主义”在美国的盛行。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内村决心从更深的层面挖掘美国的理念。内村的复杂立场在其18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我是如何成为基督信徒的》（How I Became a Christian）中描述得淋漓尽致，该书随后被翻译成欧洲多国语言，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在书中，内村笔下的主人公“通过英语这个‘搬运车’学到了一切高贵、有用、向上的东西之后，怀抱着对基督教文明优于其他异教文明的虔诚信仰，来到了心灵的‘圣地’——美国”。可到了美国之后，这一“高洁”的美国形象开始从根底崩溃。主人公在美国的多数经验只徒增了他对“金钱万能”这一观念的认识。而且，“民众之间依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个国家在他眼中开始越来越像异教国家了。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感情有着非常强烈的非基督教色彩，“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嫌恶和反感甚至是在我们这些异教国家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傲慢和歧视意识在美国大地上大行其道。内村对美国的批判以拜金主义和种族歧视为中心，进而拓展到美国人的赌博倾向、对拳脚暴力的热衷、大量的朗姆酒交易、政治煽动、资本压榨、贫富差距等各个领域的矛盾。他最终得出结论，19世纪末存在于美国的，哪里是什么高尚的基督教精神，有的只是复杂的社会和混乱的秩序、狂暴的行为和与之配套的监狱，以及庞大的贫困阶层而已！
作为理想的美国形象与现实的美国社会之间产生的强烈反差让内村陷入了痛苦的挣扎，而他的这一态度与明治中期以后众多知识分子的美国认识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对明治初期的基督教知识分子而言，美国被认为是贯彻“自由”理念的“圣地”。但是，这一乌托邦式的美国幻想却一次次被现实体验所背叛，呈现给他们的是丛林法则下肆无忌惮的竞争、贫困腐败以及人种偏见泛滥的病态国家。这两个“美国”充满矛盾，互相悖离并时而彼此冲突。内村在抨击美国充满欺骗性的一面的同时，又在抽象化的层次对美国理想化的一面加以吸收，最终他成为了一名无教会主义者。
然而进入明治中期以后，美国形象的分裂仍然如旧，这一时期步内村后尘赴美的则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
永井荷风与有岛武郎的美国体验
明治末期，充分意识到美国形象分裂的代表性文学家首推永井荷风和有岛武郎。荷风的早期作品《美利坚物语》（『あめりか物語』，1908）(2)，有岛的《一个女人的面影》（『或る女のグリンプス』，1911—1913）以及代表作《一个女人》（『或る女』，1919）(3)等作品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人的美国意识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巨大反差。(https://www.daowen.com)
荷风在25岁后大约有4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此期间他以独特的嘲讽、冷静的笔触深刻描绘了美国社会的两面性以及赴美的日本人所遭遇的困难和绝望。在他的作品中，有在小城市的大学中投身基督教事业的青年，有不喜欢美国的伪善却可以挣脱日式父权制羁绊的女性，他们都在美国享受快乐的人生。“自由之国除了爱的福音之外，没有违背人类自然情感的烦琐礼教。”另一方面，如作品中人物独白所述，“没有哪个社会比美国在道德上更加腐败”。靠拉皮条生意来苟延残喘的精明日本人、移民的悲惨命运、习以为常的种族歧视等“阴暗面”在其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该作品与日俄战争后日本文坛“自然主义”的勃兴相契合，让荷风一跃成为文坛的新星。
不过，在明治末期的作家中，要说最能把美国深刻内化且在文学世界中留下烙印的人非有岛武郎莫属。在其著作《一个女人》中，女主人公的母亲是一位伪善的基督教徒，受到母亲的强烈影响，公然挑战礼俗常识的女主人公为了与再婚对象相会而只身前往美国，最终却没能登陆而折返回日本。她在赴美的轮船上这样畅想美国：“女人的魅力就是能力，我肯定能够超脱陈规陋俗的束缚，凭借个人能力在美国生活下去。只要有才能和力量，女人亦可以不靠男人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女人也可以挺起胸膛自力更生。”她曾决定“要作为女人在美国寻找生存下去的位置”，结果却被轮船事务长的肉体所吸引并与其热恋，最终无功而返。返航，也意味着她悲惨结局的开始。
有岛在作品中写道，女主人公在经历过日本明治时代非同寻常的觉醒之后，认识到最可怕的敌人就是男人。男人们在女性温柔乖顺的时候殷勤可亲，一旦女性尝试自我独立，男人们立马翻脸变为可怕的暴君。相对于被这种压抑性的男权支配的日本，美国则象征着脱离这一体制的外部空间。但是，故事的女主人公并没有到达美国。没能到达的原因在于她内心的不安，这种身心无处安置的感觉让她无法自我解放。毫无疑问，故事的女主人公其实也是有岛自身的投影。有岛本人也屈服在自己无法打败的父权制的权杖下，最终抱着深深的不安而殉情。
作为“异托邦”的美国
柄谷行人认同本多秋五的有岛论，认为有岛作品难以被定位的原因在于其文学游离在“日本文学史”的空间之外。但是，柄谷并不把这种游离归因于其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对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人所代表的美国文学的推崇。有岛的游离，本质上是对《一个女人》所批判的父权制日本的游离，以及对无法到达“美国”这个彼岸的自我的真实反映。如柄谷所说，有岛是一位具有敏锐空间感的作家。“一个女人”不在“美国”，也不在“日本”，而是在“海洋”上漂荡。或许这也是有岛的个人“空间”，这个空间既非实体，也非虚无，而是为强调差异性而设定的“场所”。(4)
然而对于有岛来说，这个为了强调差异性而设定的“场所”不就是美国本身吗？对他而言，“美国”是一个“异托邦”（heterotophy），“它不可能是一个能够安置自我的空间，也不可能是一个框定万物之下共同的场所”。(5)
有岛的“美国”与其恩师内村鉴三的“美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内村的“美国观”最终回归到对日本的身份认同上，而有岛的“美国观”，在栗田广美看来，则蕴含着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换言之，“有岛遇见‘美国’之后所面临的现实是自我认同——包括‘作为日本人的身份’和‘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在内的‘整体世界观’——的剥落”(6)。
关于有岛上述自我意识的形成要因，我们姑且不论栗田的假说成立与否，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有岛与美国的相遇，相较此前的福泽谕吉和滨田彦藏自不待言，甚至与内村鉴三相比也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产生的。对彦藏和福泽来说，“美国”只是单纯地被看作“自由之国”而理想化。而内村则不得不揭穿批判理想的美国与现实的美国之间存在的明显乖离。但是到了有岛这里，已经丧失了这种理想化与揭穿、批判的统一性。在这里，美国自身出现了无法统合的分裂性，这恰恰也反映了有岛个人在认知维度上的敏感。
(1) 现日本东京大学前身之一，最初为幕府末期的开成所，明治维新元年改称开成学校，之后改称为大学南校，以西洋教育为主。
(2) 中文版参见，［日］永井荷风：《美利坚物语》，向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中文版参见，［日］有岛武郎：《一个女人》，商雨红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日］有岛武郎：《一个女人的面影》，张正立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
(4) 柄谷行人『批評とポスト·モダン』福武書店、1985年。柄谷行人是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思想家，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多部。
(5) ミシェル·フーコー『言葉と物』渡辺一民·佐々木明訳、新潮社、1974年。中文版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6) 栗田廣美『亡命·有島武郎のアメリカ』右文書院、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