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的消去与“人间天皇”的出现
“占领”的消去与“人间天皇” (1)的出现
消失于媒体的麦克阿瑟
除了前面讨论到的两张照片以外，“麦克阿瑟对日占领”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在占领初期自我表演欲望如此强烈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占领体制正式确立后竟然消失在媒体以及民众面前。我们对1945年9月27日他与天皇会见的照片印象深刻，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这个日本真正的支配者会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存在感。但是现在回过头再看这张合影的刊载，恐怕只能说是占领当局形象战略中的例外。
事实上，在整个占领期间，麦克阿瑟的表现与其强烈的自我彰显欲完全不符。进入1948年以后，因为与联邦政府的政策产生冲突，他在日本的实际影响力开始弱化。事实上，麦克阿瑟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时间更早，自从他获得名副其实的绝对权力之后，无论是在日本的媒体中，还是在公众的面前，他都尽量控制这种自我表演，甚至深居简出、自我封闭。虽然媒体仍然常常传达麦克阿瑟的各项决定和方针，但是人们已经很少有机会在媒体中看到他本人的形象了。
我对麦克阿瑟的媒体形象做了一点粗略的调查，除了单纯的肖像照以外，各大主流报纸很少刊载他的照片。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机场后，例如进驻东京后在美国大使馆升起星条旗时，或者是进入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日比谷第一生命大楼时，在整个9月份他的出镜率相对较高。但是进入10月份之后，他的出镜次数迅速减少，除接见外国宾客之外，媒体很少发布其全身照。另外，头版头条报道有关麦克阿瑟的声明或谈话时，多使用以俯视视角拍摄的他戴军帽的肖像照，从此以后在涉及麦克阿瑟的报道中，使用这张照片已经成为惯例。
麦克阿瑟本人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次数虽然减少，但并不意味着他被提及次数的减少。事实上截然相反，在整个占领期间，没有一位日本执政者的权力能够僭越麦克阿瑟，占领当局以“麦克阿瑟”之名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报纸杂志等提到麦克阿瑟的场合自然也非常多。他经常将自己的方针以声明、谈话或书简等方式传递给日本首相以及其他政府要人。当报纸杂志报道这些声明和书简时，势必会传递这位最高权力者的意向如何。以《朝日新闻》为例，1945年9月与麦克阿瑟相关的报道数量为32条，10月为36条，11月为26条，12月为30条，1946年1月则为29条，可以看出平均每天有1条与麦克阿瑟相关的报道。其中多数是他作为最高司令官发出的指示、指令以及会见等官方内容。此外，正如有一些人士有意将占领期规划的道路命名为“麦克阿瑟路”一样，这时有关以麦克阿瑟命名或者与麦克阿瑟本人相关的轶事也在报道中比较多见。
即便麦克阿瑟的存在感如此强烈，但他本人却非常意外地选择消失于日本的公共空间。他也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形象在日本民众中间传播。这跟他在菲律宾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在菲律宾，其形象多次被设计到邮票上，甚至菲律宾造的银币中都刻有他的头像。值得一提的是，麦克阿瑟的头像曾出现在菲律宾、美国以及韩国等国家的纪念邮票上，但是唯独在日本没有发行有关他的纪念邮票。《时代》周刊曾先后8次将其作为封面人物重点介绍，但是在占领期间日本主要杂志的封面上却不见麦克阿瑟的身影，甚至都没有杂志组织与他相关的特辑文章。仅就麦克阿瑟本人而言，其实在私生活领域本可以有很多材料挖掘，奇怪的是媒体似乎有意避开这类话题，最终的结果是他本人消失在公共视野中。
占领期间的审查体制——总体战体制的延续
在占领体制得以确立的同时，麦克阿瑟本人的形象也开始消失于公众视线，这大概与当时占领当局极力推进的媒体审查有密切关系。其实从麦克阿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新闻审查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在对日占领期间，GHQ对日本的媒体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其核心机构是设置在对敌情报部（Counter Intelligence Section，简称CIS）的民间审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简称CCD）。对敌情报部最早是作为美军争夺在菲日军地盘的军事作战的一环，基于情报侦察的目的而成立的机构，从性质上来讲与美国国务院所规划的对日占领政策并不兼容。
联合国军考虑到未来的登陆作战，故而对CCD的功能抱有期待，如遇到敌军的反抗活动则需其从事相应的情报收集工作，因此CCD具备很强的军事属性。也由于这个原因，其初期阶段的工作要点在于审查电信、电话等通信媒介，未把报纸、广播和杂志等众多媒体作为审查对象。不过，联合国军并未经历本土作战就开始了对日占领。在占领开始时，由于并无其他担当审查的部门，所以CCD承担起占领政策中涉及审查的关键角色。如此一来，CCD在整个占领期间的审查范围上至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下至普通书籍、教科书、戏剧、书信、电报、电话等私人通讯，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宽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CCD雇用了大量日籍雇员。因为，尽管CCD被赋予了广泛的审查权限，但是该组织内部通晓日文的士兵毕竟是少数，如不雇用日籍雇员则很难推进工作。山本武利的研究发现，在窗口与媒体进行工作接洽的下级审查官以及将调查对象的报道翻译成英文并传达给美方监督者的工作，基本由日籍雇员担任，其人数随着被审查媒体数量的增加相应成比例地增加。结果，到1947年就有超过8000名日籍雇员在CCD从事媒体审查工作。(2)(https://www.daowen.com)
这样大规模雇用日本人的现象在占领军内部也比较罕见的。有观点指出，这些日籍雇员中有部分是曾经在旧内务省负责审查的前政府人员。(3)马克·盖恩（Mark Gayn）在《日本日记》中提到了他在酒田市的见闻，据说当地部分被解雇的特高警察被占领当局雇用，让他们作为日本人和美军的联络中介。(4)战时日本的审查官在战败后职业经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占领军严重缺乏懂日文的人才是明显的事实，尽可能网罗这些领域的日籍雇员也成为了必然。
莫妮卡·布拉夫（Monica Braw）的研究显示，1946年，CCD的专职人员增加到8734人，其中日本人和朝鲜人数量为8084人，占比达到90%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日本国内被录用的。这些新雇员虽然有简单的审查培训基础，但是训练课程贯彻得并不彻底。结果审查官们只能根据“各种规范、事项目录以及重要事项指示书”等来操作业务，由于“重要事项指示书频繁变化，时有增加”，最终导致在个别事项的审查处理上很难避免主观臆断。(5)如此一来，CCD及其上级组织CIS打着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教育的名义，继承了过去内阁情报局所扮演的角色。
“审查”的审查与“占领”的消失
为强行推动所谓的“民主主义”，占领军所进行的大规模审查与战时日本压制思想的方式并无二致，这也从本质上暴露了占领体制的根本性矛盾。麦克阿瑟对所有的媒体一方面强调言论以及表达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将审查渗透到文化以及表达的各个角落。而且这样一套体系所规定的禁止事项中，还包括严格禁止将审查的事实公之于众。例如，出版业者被要求不得公开出版物遭到审查的痕迹，且不得公开其与审查官沟通的任何细节。更有甚者，审查官还要严格审查媒体中的“占领军”形象，仿佛日本从不存在占领军一样。
在占领期的日本，尽管占领军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在经过审查之后，占领军的形象最终不过是以间接的形式出现在媒体上的。这给日本民众呈现出占领军似乎并不存在的景象。平野共余子分享的一段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漫画史家约瑟夫·L.安德森（Joseph L. Anderson）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在占领期的日本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1948年当他观看清水宏导演的电影《蜂巢的孩子们》（『蜂の巣の子供達』）时，惊讶于影片中拼命消除占领军存在痕迹的场景。“当时，尽管大型的火车站充斥着占领军的士兵，但是影片中出现火车站时，却看不到任何士兵的镜头，甚至当时各处均有张贴的‘RTO’（Military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Office，军事铁道运输部）字样亦消失得无影无踪。”(6)CCD对“审查”这一事实进行审查，蒸发掉占领者的形象，从而塑造出了战后日本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表象空间。
上述背景或许已经交代了麦克阿瑟这个自我表现欲望强烈的最高司令官渐渐消失于公众视野的原因。美军士兵、吉普车、基地设施甚至英文标识等这些细微的事物都在审查之后从媒体中消失，位居“审查”之审查体制最高点的麦克阿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如果占领军的审查目的是隐去占领军的存在，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形象当然也应该消失。毋庸置疑的是，至少截至1948年，麦克阿瑟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占领期间的日本人仍然能够意识到他的压倒性存在。但是，至少从媒体的表象来看，相较于自我表现，麦克阿瑟更多地是在隐藏自我。
占领军的“消失”，即在媒体面前抹去日本遭受占领这一现实的政策，作为占领期间审查体制的严重问题遭到持续批判。例如，江藤淳批判道，占领军阴险狡诈的审查战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战后日本的想象力“被限制在封闭的言论空间内”。江藤进一步指出，占领军通过审查排除干扰，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制造出“战败后日本获得更多自由且开放的言论空间”，并将这种方式渗透到日本民众中间。他们审查的目的在于“相较于真正的实感，而制造出所谓的‘实感’，或者是以颠覆常识的方式来制造‘常识’”，并且将这些“实感”与“常识”移植到日本民众中间。因此，根据江藤的理解，战后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等言说都只是通过“排除法”由占领军当局制造出来的结果而已。(7)
山本武利则指出，上述江藤的讨论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没有分析审查与战前（的审查）之间的关系”。审查的主体受到审查的影响以隐蔽的方式而存在，这一特征并非占领军所独有。松浦总三指出，战时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审查已经开始有向上述方向发展的迹象。随着战时言论管控愈发严格，审查方也在摸索如何去除审查的痕迹，据此内务省要求编辑不得再用空方格来代替被删字，“文章前后务必保持连贯，让读者看不出删除的痕迹”。(8)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战时总体战体制下，审查也开始向看不见审查痕迹的方向推进。
此外，江藤上述讨论忽略的另一个要点是，由谁代替因审查而消失的美军，特别是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形象，从而填补了占领期媒体的内容空缺呢？平野上述著作中指出，1946年1月1日即昭和天皇“人间宣言”发布之后，“与天皇出现在民众面前形成对比的是，麦克阿瑟却尽量避免与日本国民的视线直接接触”。“根据占领军当局的指示，天皇从皇居中出来走向民众，以此来强调自己与国民一样都是普通人，而麦克阿瑟则深居简出，会见日本人的次数也开始减少。”(9)换言之，随着日本占领体制逐渐成型，麦克阿瑟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线，而天皇出镜的频率则开始增加。
(1) 指裕仁在1946年1月1日发布“人间宣言”后，天皇从所谓“现人神”变成“普通人”，日语称“人间天皇”。
(2) 山本武利『占領期メディア分析』法政大学出版局、1996年。
(3) 松浦総三『占領下の言論弾圧』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1969年。
(4) マーク·ゲイン『ニッポン日記』井本威夫訳、ちくま学芸文庫、1989年。
(5) モニカブラウ『検閲 1945—1949：禁じられた原爆報道』立花誠逸訳、時事通信社、1988年。
(6) 平野共余子『天皇と接吻：アメリカ占領下の日本映画検閲』草思社、1998年。
(7) 江藤淳『落葉の掃き寄せ：敗戦·占領·検閲と文学』文藝春秋、1981年。江藤淳『閉ざされた言説空間：占領軍の検閲と戦後日本』文藝春秋、1989年。
(8) 松浦総三『占領下の言論弾圧』。
(9) 平野共余子『天皇と接吻：アメリカ占領下の日本映画検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