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日本的“反基地”与“基地依存”
1950年代日本的“反基地”与“基地依存”
“美国”的分裂
在基地的“美国风情”不断渗透的1950年代，同时伴随着激烈的反基地斗争。1953年，石川县内滩村率先掀起了反对美军炮弹试射场无限期使用的斗争。为呼应这一反基地斗争，东京都也掀起了反对世田谷基地的斗争，这是东京都内首次发生反基地游行示威。同一时期，在妙义山、浅间山、北富士等地相继发生反对基地扩建的斗争，其中尤以1955年反对立川基地扩建的砂川町民众所掀起的“砂川斗争”声势最为浩大。次年10月，针对美军的“强制测量”行为，当地农民、工会成员以及学生与警察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人员受伤。在同一时期的冲绳，美军对当地女性的性暴力、杀人以及无视民意的占领方针，导致民众怒火中烧，引发了“全岛斗争”。
这些1950年代中期在日本列岛各地掀起的大规模反基地运动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冷战激烈对抗的时代，美军寄希望于构筑起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牢固屏障，而日本国内的这些行为则被认为是对美国部署其世界战略的重大威胁。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美军基地从1950年末开始在日本本土不断减少的事实。在中南半岛局势不断恶化的当时，美军对冲绳军事基地的依赖日趋显著，美国在日本本土基地的重要性则开始弱化。1950年代中期以前，美军军事设施遍布日本本土，成为日本民众随处可见的风景。但是，自1950年代后半期到1960年代，本土的美军基地逐渐减少，到1968年只剩下7处飞机场、16处演习场、9处港湾设施、4处兵营以及17处住宅设施。兵员数量从1952年的26万人减少至1955年的15万人，到1957年时为7.7万人，而进入1960年，这一数字变成4.6万人。在此过程中，驻日美军中的陆军比重开始降低，海空军成为主力。到1960年代末，虽然各地还保留有美军基地，但军事设施已经不再随处可见，美军士兵也不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随便就能接触到的了。“基地文化”被限定在几处主要设施，而且被封锁在铁丝网的里面。
日本本土美军基地面积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基地斗争的成果。在砂川，立川基地扩建计划的中止就是当地居民激烈抗争的结果。当然，这也跟1950年代后半期美国调整在日本本土的基地部署有关，本土的基地被限定于主要的几处，过去以“占领”为基础的基地体制以隐蔽的方式得以重组。结果在日本本土，“两个美国”开始呈现明显的分裂：一个是在美军基地和慰安设施中形成，但后来其暴力色彩逐渐退入幕后，转而以商品和媒体为媒介被消费的“美国”；另一个则是作为暴力继续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作为民众反基地斗争对象的“美国”。其实这是同一个“美国”的不同侧面。但是，以日本开始迈向经济高速增长期的1950年代后半期为界，六本木、原宿的“美国”与福生、横须贺的“美国”之间的断层开始扩大。对此，认为两者渊源本就不同的认识在民众中间开始形成。前者似乎从一开始就止步于文化消费的层面，而后者则因基地公害、性暴力、毒品药物等问题而持续受到关注。
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们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美国”在1950年代的日本所呈现出的分裂形象呢？例如，在日本本土，1950年代最激烈的反基地斗争的舞台首推反对立川基地扩建的砂川。另一方面，在横田基地周边，福生的街市得益于基地而繁荣了起来。但这两个地理上相邻的基地的对比并非表面那么简单，而立川与福生的差异也不能光用1950年代日本对美意识的两极化这单一原因来解释。
1950年代初期，在日本本土基地周边的街市中，最热闹的非立川莫属。在立川，“为基地工作的2万多名劳动者不仅来自周边的农村，同时还包括从山梨县过来的农民，另外还有近2500名潘潘女郎遍布街区。酒店、咖啡厅、啤酒屋、特饮店、商人、建筑业者，以至于整个城市在经济上严重依存于基地……士兵的暴行、组织性犯罪团体以及不良行为的泛滥，外加日本警察的不作为、市政当局的买办化，让立川这座城市给人以宛如美国西部城市的观感”。(1)福生也步上了立川的后尘，仅官方资料所统计的卖春妇女数量，1953年立川有约1200人，福生则有500余人。(2)
所以，1950年代所谓“反对基地”与“依存基地”的对立，并不是发生在“立川”和“横田”之间。倒不如说，即便都在基地周边，比如立川基地附近的立川车站和砂川地区，二者与基地的关系也是截然不同的。恕我直言，这种对立其实是都市和农村的对立，更准确地说是“因基地存在而都市化的区域”和“与基地接壤的农村区域”之间的对立。
1950年代后半期，砂川町反基地斗争越发激烈的根源在于该地区的农村性。砂川町是位于立川基地北部的小镇，东西约9000米、南北约4000米，1950年代是独立于立川市的自治体。砂川村（最初是一个村）的开拓最早可追溯到江户时代初期，到昭和初期，人口达到7000余。也就是说，砂川并非战后新开发的土地，而是东京近郊已经有比较悠久历史的农村。立川基地在该区域的扩建计划出台是在1955年。后来参与反对同盟、支持反基地斗争的宫冈政雄说：“大家接到该通知后感觉非常突然，实际上可谓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生于此、长于斯40年，除了这块土地之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土地长什么样子。而且，农民这种职业，必须依存于土地才能生产和生活。”扩建基地“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生活的基础，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块土地”。(3)支撑反基地斗争的力量源泉来自农民们对继承自祖先的土地的眷恋。
砂川斗争始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所发起的抗争，后来町议会通过反对扩建基地的决议后，发展成为整个砂川的反抗运动。反对扩建基地的决议陆续得到田无、小金井、久留米、清濑等町的响应，最终迫使东京都议会向政府提出意见书。但是，立川、村山、昭岛、福生等直接与基地接壤的地区则没有通过反对决议。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多摩地区，对被基地侵蚀抱有危机感的农村与经济上依存于基地的区域之间，对待基地的立场差异日趋鲜明。之后，砂川农民内部也出现了有条件与政府合作的“条件派”，这让内部的对立更加激化。“‘反对派’不再去‘条件派’经营的商店购物，如果邻居是‘条件派’，‘反对派’日常也不再打招呼问候，甚至还发生了亲戚之间断绝亲交等严重事态。”(4)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反对派因获得了当时砂川町长和町议会的支持而扩大了声势，并且在1956年与防暴警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砂川之所以能够进行如此激烈的抗争，与当时全国范围高涨的反基地浪潮有密切关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军基地的扩张变本加厉，这导致农民的反抗运动表面化，并且向着全国范围内农民与劳动者联合的组织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砂川斗争的白热化使得砂川成为全国反基地斗争的象征性舞台。实际上阅读当时砂川的斗争记录可以发现，1950年代后期有从全国各地奔赴砂川的支援团体。砂川斗争满足了“在当时基地如网眼般建设的状况下，作为鼓舞全体农民抗争之据点的条件”。(5)
地方史中的美军基地
我们该如何看待1950年代发生在砂川的事件呢？不能仅仅从全国规模的潮流，还要从多摩地区这一地方史的脉络来对其进行重新理解。砂川是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农村地区，明治时期因养蚕、种桑、种茶而兴旺。明治初期砂川村的村民结构是农业561户、手工业9户、商业15户，这一规模其实已经具备了发展批发和家庭作坊的基本要素。到明治初期，村里的小学就有3所，可见该地在当时还是较为富裕的。与之相对的是立川村，该村直到1884年才成为独立的自然村，只有一所小学，成员结构完全是农民，所以是一个小村庄。(6)从农村形成的历史来看，砂川明显比立川更有资本和底蕴。
砂川与立川的关系发生逆转是1922年之后。由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日本陆军于该年在立川设置航空大队，6月将位于岐阜县各务原的航空第五大队搬迁至此。尔后，立川村与陆军航空部队相关人员往来激增，开始向着“军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立川成为军事据点之后，以立川为接点的交通网络开始快速铺开。1930年，连接立川和川崎的南武铁道以及连接立川与五日市的五日市铁道相继开通。与此同时，立川周边的军需工厂相继落成，工厂务工人员的数量快速增加。
1916年，立川的人口只有3400余，但10年后这一数量增加至约8500，增加到原来的约2.5倍。伴随着日本一步步逼近战争，该地人口增加的趋势更加明显。在1930年代的立川，立川飞机、立川工作所、日本航空机、东亚重工业等大小军需产业鳞次栉比。当初甚至有以立川为中心，将周边的谷保、大和、国分寺、砂川、村山等地合并成“大军都”的计划。
战后，虽然主角从日本陆军变成了美军，但是以立川为中心的军都风采依旧。特别是在多摩一带，战前就有村落开始模仿立川作为军都的发展模式，其中，福生是最热心模仿立川模式的村落。1940年，多摩机场作为立川机场的附属设施建成运营，福生开始与立川一样向着基地街的方向发展，这才有了战后以美军为客源的店铺林立于街市中心的景象。
新井智一对战后福生的发展有专门研究，重点分析了福生站东口娱乐街、军属区、基地前商店街这三个地区间“场域的政治”。(7)新井在文章中指出，战后的福生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聚集大量卖春妇，当局建了很多被当地民众称为“置屋”的房子出租给她们，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卖春区域”，因为风纪混乱被横田基地司令官划定为禁入区（off-limits），不久后该地发展成为红灯区。此外，美军利用福生的丘陵地形，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建起了美军家属专用的住宅。这些住宅区成为“富裕美国”的象征之地，后来发展为受到年轻人憧憬的潮流前沿阵地。进入19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基地的美军士兵减少，住宅区出现了不少空房，敏感地捕捉到流行元素的日本年轻人开始集聚于此。与横田基地相接壤的16号国道沿线就云集了来自各地的、与基地相关的商店，从而形成了基地前商店街，有经营本土特产、古董美术品、缝纫、刺绣工艺等商店，沿街英文广告牌也十分常见。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与“基地街”的反转
村上龙的芥川奖获奖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限りなく透明に近いブルー』，讲谈社，1976）提到了1970年代以后福生的变化以及该地在占领时期的风貌。小说“通过出生于占领期的孩子们再现了1970年代美国对日本占领的风景”。具体来说，小说描述的是从占领期开始一直作为基地周边的地方同基地之间的密切关系。村上在小说中提到，在消费社会蔓延的东京都市中心，“美国不是作为‘消费社会的美国’，而是作为‘占领军的美国’这个怪胎出现。彷徨游走于基地的孩子们被美军士兵注射麻药，被他们侵犯，占领下的暴力性一览无遗”。“在有基地存在的郊外，美国与日本混居是否呈现出相同的状况呢？在这些地方，性场景，特别是‘性’即等同于‘乱交’的混杂状况尤其突出。这也成为占领状态下的一种隐喻。”在村上的小说中，主人公可被视为占领军带给日本的所有一切的隐喻。1970年代盛行于郊外年轻人的乱交派对，实际上是对占领状态下日美关系的重现。(8)
村上的小说在获得芥川奖之后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进而对福生的街道也产生了影响。小说发表时，时尚青年入住军属住宅的风潮已成为过去，但是媒体仍然将“住宅区的年轻人”“深夜的欢乐街”“美军基地前的商店街”作为“无轨道的福生”的象征来加以呈现。对此，福生市议会以及市民们认为村上的作品导致福生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住宅区成为“邪恶的巢穴”。他们认为，“基地的存在让生活环境恶化，少年犯罪行为高于其他城市，甚至还有人主张取缔欢乐街”。(9)媒体在小说的触动下过度渲染“福生作为占领军的城市”这一形象，从而导致当地民众重新衍生出对“基地街”的偏见。
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基地街”这一标签的价值开始反转。为盘活商店街的活力，“基地街”开始更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为配合16号国道的拓宽工程，东京都政府在1988年试图将横田基地前的商店街打造为样板商店街，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这让商店街周边的环境得到了改善。从这一时期开始，媒体涉及福生的报道开始有了如下转变：“美军住宅、休闲娱乐（R&R）、毒品、‘不良之街’福生”、“福生的黑人灵魂乐迪斯科、真正的黑人舞蹈”、“说唱（RAP）与雷鬼乐（Reggae）的1960年代……围栏外面的无国籍区域”、“独特的杂货铺与异域餐馆、基地街般地道的美军专属老字号店铺”、“且看美军基地所在16号国道沿线的异域风情店铺”。“基地街”等同于“时尚前沿”的形象经过媒体的报道后开始流行。甚至连东京都也开始认同“商店街、基地、16号国道三位一体的效用”以及“基地街作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性”。(10)由此导致“消费的欲望/基地的暴力”这一结构整体发生反转，“基地街”本身开始成为消费的对象。
我们该如何思考这种反转呢？在占领期间，日本大众文化的形成得益于美军基地的溢出效应。到了1980年代以后，美军基地又作为流行前沿的象征从文化上被消费。这两种现象乍看类似，但从结构上来说却是属性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在1980年代末的日本，这些“基地街”已经同六本木和原宿一样，其有关“占领”的记忆被切断，越来越突出的是其消费属性，并也向着更广泛的商品化方向发展。以1950年代后半期为转折点，曾经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与“基地”相联系的消费式美国主义，如今已经膨胀到将“基地”这一实体整体吞噬的地步。
(1) 基地問題調査委員会編『軍事基地の実態と分析』。
(2) 『福生市史』下巻、1994年。
(3) 宮岡政雄『砂川闘争の記録』三一書房、1970年。
(4) 宮岡政雄『砂川闘争の記録』。
(5) 基地問題調査委員会編『軍事基地の実態と分析』。
(6) 『立川市史』1969年。
(7) 新井智一「東京都福生市における在日米軍横田基地をめぐる「場所の政治」」『地学雑誌』114巻5号、2005年。
(8) 小田光雄『〈郊外〉の誕生と死』青弓社、1997年。
(9) 新井智一「東京都福生市における在日米軍横田基地をめぐる「場所の政治」」。
(10) 新井智一「東京都福生市における在日米軍横田基地をめぐる「場所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