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畜美英”与美国的诱惑
“鬼畜美英”与美国的诱惑
被美国所持续吸引的日本
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日本开始正式侵略亚洲各地，现实中的日美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两国陷入交战状态。然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关注热情不减，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二战正酣之际，日本大众高呼“鬼畜美英”，尽管这一口号作为信念深入人心，但它仍然表现出日本人对美国这一存在的强烈意识，同时也在无意识间继续推崇、向往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美两国开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舆论场上有关“以美国假想敌”的讨论也随之激增，以日美未来战争为主题的大众小说备受青睐。如要追根溯源，1897年《文艺俱乐部》特别号《日美开战未来记》一文可谓嚆矢。此外，1911年，荷马李（Homer Lea）的小说《日美必战论》和《日美战争》的日译本相继出版。(1)水野广德在此前出版的著作《此一战》中，因描写日本海海战而收获了较高人气，他在1914年出版了想象未来日美开战的《下一战》。进入1920年代，作为对华盛顿会议的反抗，《日美如果一战》（1920）、《日美战争梦物语》（1922）等作品相继问世，另外如宫崎一雨的《日美未来战》（1923）为代表，此后《日美是否应该开战》《日美战争未来记》《日本危机，美祸来袭》等书籍陆续出版。也就是说，在日美正式开战前的20年，日本就在不断想象“日美战争”的情景了。(2)
但是，这类日美未来战争读物的大量流行所体现出的并非只是针对美国的敌对意识，其深层也包含着指向美国的欲望。事实上，在日美开战前后，许多杂志编辑出版了与美国问题相关的特辑，其中不仅有日美军事关系紧张的话题，还有涉及美国主义的评价问题。其中有论者指出：“仔细考察我们周围，美式生活方式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技术悉数来自于美国”，“在我们实际生活的外在样式中，来自美国的文明主义正在如此之近的距离发挥其影响力，我们却忘记对这一实体进行犀利的批判”。(3)有学者表示自己惊恐于“我国民多数受到美国唯物质文明的魅惑，竟然将其视为高度先进的文化，此实乃过高评价”。(4)此外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消除美国主义在日本的泛滥影响，找回日本的文化传统，除了开战之外别无选择等。
1942年《文学界》杂志刊载了有关“近代的超克”的讨论，美国主义也是其重要议题之一。其中，津村秀夫指出，菲律宾、马来亚、爪哇、缅甸等地进口美国电影的比例已经超过75%，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义在亚洲的影响力完全盖过了英国。(5)事实上，截至日美开战前夕，好莱坞的最新电影仍在日本国内持续上映。日本人自战前起就对美国抱有上述复杂的感情，这种状况在战争期间也没有消失。
日美视线的不对等
同一时期，美国却视军事上敌对的日本为“野蛮的敌国”（黄猴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日美两国显然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中。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把敌国日本当作冷静观察的对象。日本是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分析、调查乃至实验的素材。为此，美国动员了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等所有学科的学术精英研究日本。特别是国务院内部，早在1942年就开始构想日本战败后的占领政策，专家们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其中就有年轻的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所撰写的富有洞见力的报告，他提出重视天皇作为美国“傀儡”的利用价值，以及日裔美国人的宣传（propaganda）价值等。(6)
与之相同，战后成名的日本研究者们无一例外都从事过日本国民性以及日本社会构造之类的研究。又如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应美国陆军参谋总长要求所拍摄的纪录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my: Japan，1945）(7)，该纪录片从众多日本电影中截取了各种镜头。尽管充满偏见，却表明美国方面意识到日本民族意识以及态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电影形象以实证资料的形式和可以贯通的理论对日本进行剖析。
而日本以此类视角观察美国的同期研究即便不是完全没有，也是屈指可数。美国作为欲望和憎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日本没有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观察。日本在继续以美国为欲望对象的同时，却对贴着“鬼畜美英”标签的敌国的实际情况置若罔闻。由此可见，日美之间的不对等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同时还体现在对彼此文化认知的视角上。
作为他者的近代性
本章对自“佩里来航”至“日美开战”期间美国作为他者在近代日本的被接受和被表现的方式进行了概括。要言之，对于近代日本民众而言，美国所代表的就是近代性本身。也就是说，深嵌于近代日本的“美国”，既跟天皇制国家推动富国强兵所体现的近代性相联系，同时又超出这一苑囿而塑造出了“作为他者的近代性”这一形象。
例如，截至日美开战，美国的政治、社会、风俗等最能吸引日本民众的时期大致可以落脚在幕末维新期和大正、昭和初期这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正好分别是天皇制国家体制确立之前以及濒临危机的时期。也就是说，截至战前的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关心程度恰好与天皇制国家主义权威秩序的构筑与动摇的程度成鲜明的反比。
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天皇制权威还是美国的形象，都代表着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近代本身。“美国=作为他者的近代性”这一图式最初呈现出的是“自由之国”的形象，不久后日本人才逐渐认识到其“自由”的反面，即贫富差距、种族歧视以及弱肉强食的现实。进入大正时代之后，作为消费主义近代化代表的美国开始通过好莱坞电影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等形象席卷日本都市的日常生活。同时期的美国因为聚焦于作为情色指向的女性，从而以摩登女郎的形象出现在日本人的视野中。
另一方面，即使日美关系持续恶化，甚至到了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日本国内也没能将美国这一他者塑造成劣等、残忍的具体形象，顶多也就是喊喊“鬼畜美英”这个口号而已。这与在美国社会中轻易就可以将日本塑造成劣等、残忍的他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自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化的推进得益于以天皇的身体为基轴，或者说以天皇的身体为顶点的父权制的驱动。这一国家层面近代性的模型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列强，而不是美国。即便如此，自幕末至自由民权运动期间，以及在明治末期浅草等地民众娱乐的世界中，美国所代表的近代性已经融入到草根阶层之中。自此之后，这一美式近代性开始在日本风行，一方面体现为“大正民主”时期威尔逊主义理想的流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以好莱坞电影等情色消费为导向的美国主义的盛行。
这种来自底层且将个人欲望开放至自我民族外部的近代，看似与以天皇为顶点的父权制近代构成对抗性关系，但实际上二者也可能内含着某种互补关系。
日本在二战败北之后，曾经的帝国被纳入到美国霸权的伞下，如此一来，上述两个层面的近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差别开始消解，并向着“拥抱”即“结合”的方向发展。这种“拥抱”造就了战后日本半个世纪以上、虽受制于美国却整体稳定的社会结构。究其原因，仍有必要再次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从战前开始，天皇制与美国主义之间并非单纯的对立那么简单。
也就是说，美国所代表的近代与天皇所代表的近代，贯穿于日本帝国发展的历史，从自由民权运动到“大正民主”，从繁荣的民众娱乐到阔步街头的摩登女郎，这两个近代在各个层面重叠交错。当然，随着日美战争的加剧，天皇所代表的近代将美国所代表的近代排除在外，日本国内开始高呼“鬼畜美英”的口号。但是，哪怕是在战事胶着的时代，日本也没有切断同这个“美国”的感情纽带。因为在这一时期美国所代表的近代性已经渗透进日本的社会，所以以天皇为顶点的父权制构造并非日本近代性的全部。
(1) 荷马李（1876—1912）：美国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担任中华民国首席军事顾问，《日美必战论》（The Valor of Ignorance）中译本如下：［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2) 佐伯彰一「仮想敵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のイメージ」亀井俊介·加藤秀俊編、『日本とアメリカ』。
(3) 早瀬利雄「現代アメリカの実体」『中央公論』1940年3月号。
(4) 中村弥三次「アメリカ認識の基本問題」『文藝春秋』1941年11月号。
(5) 河上徹太郎他『近代の超克』冨山房百科文庫、1979年（初版1943年）。
(6) タカシ·フジタニ「ライシャワー元米国大使の傀儡天皇制構想」『世界』2000年3月号。
(7) 原文为1944年上映，经确认实为1945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