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他的一生
1799年，从格雷诺布勒驰往巴黎的邮车停在奈姆尔换马。人们三五成群，激动万分，到处张贴着海报、报纸：年轻的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巴黎给共和国致命一击，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任命自己为第一执政。所有的旅行者都七嘴八舌地进行热烈的讨论，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肩膀宽宽的，面颊红红的，对此很少表示关注。共和国或者督政府关他什么事，他前往巴黎，表面上是上综合工科学校去学习，实际上是为了逃离外省，去巴黎闯荡一番，巴黎，巴黎！这个名字的宏大外壳将渐渐充满五彩缤纷的梦幻洪流。巴黎，就意味着奢侈、时髦、兴高采烈、摆脱乡气、自由自在，尤其意味着女人，许许多多的女人。不知哪一个年轻美貌、娇嫩时髦的女人（就像他在格雷诺布勒胆怯地躲在远处暗恋的那个女演员维克多里娜·加布里），他会突然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与之邂逅，他会扑向那些撒欢狂奔的马匹，从摔得粉碎的马车里把那女人拯救出来。他梦想着为这女人做出什么英雄业绩，这个女人将成为他的情妇。
邮车颠簸着继续向前，无情地碾碎了这个少年过早的梦幻。少年刚向四外风景瞥上一眼，还没来得及和他的同行者说句话，邮车已经在关口的栏木前停下。车轮从凹凸不平的大街上隆隆滚过，一直驰进狭窄、肮脏、高耸的房子堆里，到处蒸腾着变味了的食物和汗水淋漓的贫穷寒酸的怪味。这个大失所望的少年看到他的梦中王国，一脸惊愕。这么说，这就是巴黎，这不是别的，就是巴黎？以后他得一而再地重复这句话：在第一次战斗之后，在法兰西大军越过圣·伯纳德山口之际，在第一次销魂荡魄的热恋之夜以后，他都会重复这句话。经历了这样感情奔放的幻梦之后，现实和这种漫无节制的浪漫渴求相比，就显得淡而无味。
人家在圣-多米尼克大街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饭店前面让他下车。于是这个小亨利·贝尔就在这家饭店六层楼的一间阁楼上住了几个星期。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这可真是酝酿愤怒忧伤最好的场所。他看也不看他的数学课本，一连几个小时在马路上溜溜达达，盯着女人瞎看：看她们穿着新罗马式袒胸露背的时装显得分外迷人，看她们如何殷勤热情地和她们的追求者取笑逗乐，寻寻开心，如何善于发笑，既诱人又轻佻；但是小亨利·贝尔不敢接近任何一个女人，这个举止笨拙的傻小子穿着乡下人的绿色外套，实在谈不上时髦，更不敢放肆大胆。他甚至都不敢走近那些徜徉在路灯底下卖笑卖春的姑娘，对那些更加大胆的同伴，他嫉妒得咬牙切齿。他没有朋友，没有社交，也没有工作；他闷闷不乐地白日做梦，期待着碰到浪漫的艳遇，走在肮脏的马路上，神不守舍，心不在焉，有时候差点被马车撞倒。
最后终于沮丧已极，渴望着和人交谈，渴求温暖和信任，他于是去拜访他富有的亲戚达吕一家[16]。他们对他都很亲切，邀请他来做客，把他带进他们的豪宅，但是——他们都出身于外省；这对亨利·贝尔而言可是原罪！他无法原谅他们！他们过着市民阶级的生活，家资万贯，肥肥胖胖，而他自己则囊中羞涩，这使他非常生气。他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用餐，摆出一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笨手笨脚的样子，俨然是个秘密的仇敌。他渴求柔情蜜意的强烈愿望隐藏在紧绷着的脸庞后面，神情冷嘲热讽，犟头倔脑。达吕家的长辈大概暗自断言，他是个令人不悦忘恩负义的浑小子。直到深夜，这家的英雄彼耶尔·达吕（日后的伯爵），权力无限的波拿巴的左膀右臂，精疲力尽地从国防部回到家里，疲惫不堪，沉默寡言。要是按照他内心的倾向，这位赳赳武夫宁可做这个小诗人的同行（因为这个少年不爱说话，把自己包得很紧，达吕把他当作一个笨头笨脑的傻瓜，尤其把他看作蠢驴一样地不学无术）；因为达吕在闲暇时翻译霍拉兹的诗，写哲学论文，要是日后脱下军装，他将要撰写一部威尼斯的历史。现在他待在波拿巴身边，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他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夜以继日地在参谋总部的密室里制定计划，进行计算，起草信件，谁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恰好因为这个缘故，小亨利恨他恨得要命，因为达吕要帮他前进，而他不愿意前进，只愿意自己待着。
可是有一天，彼耶尔·达吕把这个懒骨头叫来，要他立即和他一起赶到国防部去，他给这个小伙子谋个职位。在达吕的教鞭威胁之下，这个肥胖的小亨利得从早上十点到夜里一点起草信函，没完没了的信函、短评和报告，直写得手指都几乎写断。他还不明白这样疯写个没完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不久全世界将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浑然不觉地参与了意大利远征，这场征战始于马伦哥[17]，终于一个帝国的建立；最后《箴言报》[18]说明了这个秘密：已经宣战。小亨利这下舒了一大口气，感谢上帝！现在这个折磨人的家伙达吕得开赴前线，到总司令部去，这漫无止境的写信苦役也就此过去了，他松了一大口气；宁可上前线打仗，也不愿继续干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他深恶痛绝的两件事：干活和无聊。
1800年，5月。波拿巴的意大利大军的后勤部队。
几位骑兵军官把他们的坐骑赶到一起，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他们军帽上的羽毛都颤抖不已。眼前是个滑稽透顶的景象：在一匹倔强的烈马上骑着一个短腿少年，半像平民，半像军人，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紧紧抓住那匹马，和这匹犟头倔脑的烈马拼命格斗，而那匹烈马却一心要把这个外行骑手掀翻在地。少年身上的一把沉重的佩剑斜挂在肚子上，不停地摇晃着，一个劲地拍打马儿的屁股，刺激得那可怜的骏马痒得不行，最后终于奋起蹄子，并非故意地狂奔起来，把那可悲的骑士硬生生地摔在阡陌和沟壑之间。
军官们乐得好不开心。最后布莱尔维耶上尉终于出于同情，命令他的勤务兵：“骑过去，帮帮这个愣头青！”勤务兵驱马冲了过去，给那匹陌生的烈马抽上几鞭，直到它站住为止，然后抓住马的缰绳，把那个新手带来。少年一脸通红，又怒又羞。他情绪激动地询问上尉：“您打算把我怎么样？”这位老在幻想的少年已经梦想着要蹲禁闭或者要进行决斗，可是上尉心里只想开开玩笑。他听说这个少年是有权有势的达吕将军的表弟，态度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建议当他的伙伴，询问这位十分可疑的新兵，迄今为止都在干些什么。亨利脸涨得通红：总不能向这些不通文艺的俗人坦承，他在日内瓦眼泪汪汪地站在让-雅克·卢梭出生的那幢房子前面。所以他就摆出态度果断、放肆大胆的神气，十分拙劣地扮演无畏的勇士，让大家看了都乐不可支。军官们首先很友好地教他崇高的艺术，骑马时得把缰绳正确无误地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佩刀得直直地挂在身体的左侧，另外还告诉他一些军旅生涯中的秘密。亨利·贝尔立刻觉得自己已是一名军人，一位英雄。
他感到自己是位英雄，或者至少他不允许别人怀疑他的勇气。他宁可咬掉舌头，也不提出一个不得体的问题，或者吐出一声惊恐的叹息。在那次举世闻名的攀越圣·伯纳德山口的壮举之后，他就懒洋洋地骑在马鞍上，几乎十分轻蔑地向上尉提出他那永恒的问题：“这难道就是一切？”在巴尔德要塞听到几门大炮轰鸣，他又一次不胜惊讶地问道：“这难道就是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是嗅到了火药的气味，于是失去了人生的某种处女贞操，他更加焦躁不耐地用刺马针刺激他的坐骑，迅速下山，到意大利去。这下他将失去另一种处女贞操，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奇遇之后，他将扑向无限的爱情的奇遇。
1801年，米兰。东方大门前的林荫大道。
战争把彼埃蒙特的妇女从她们的禁锢之中唤醒。自从法国人进入境内，她们每天乘坐低矮的豪华马车，在湛蓝色的天空下沿着闪闪发光的大街疾驰，中途停顿，和她们的情人们或者她们的清客，游伴聊天，相当乐意地冲着那些放肆的年轻军官的眼睛微笑，摆弄着扇子和鲜花意味深长地示意。
一个十七岁的下级军官挤在狭窄的阴影里，带着渴求的目光看着这些时髦的女人。不错，亨利·贝尔一次仗也没有打过，就突然之间变成第六龙骑兵中的军曹。作为有权有势的达吕将军的表弟，他得到各种提携。在他的额上，法兰西龙骑兵的黑色马鬃顶饰在锃亮的头盔上飘拂摆动。在他白色的骑兵大氅后面，硕大的佩刀铿锵作响。在他马靴翻转的靴筒上刺马针发出声响——果然前天的那个肥肥胖胖的小个子少年，如今看上去一副军人气概，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他本不该在这林荫道上闲逛，每天戴着沉重的佩剑，步履铿锵地踏遍铺着石子的道路，万般渴慕地盯着女人直瞧，而是该回到他的连队，帮着把奥地利人赶到明契阿[19]河对岸。但是年方十七，他就不喜欢粗俗的事情，他业已发现，“挥舞佩刀四下砍杀，只需要极少的聪明才智”。既然身为伟大的达吕将军的表弟，他就宁可待在光鲜亮丽的后方米兰，也不去从事那些粗野的丘八干的勾当。因为在野外露营没法召来这么美丽的女人，尤其没有斯卡拉[20]大剧院，那天国般的斯卡拉上演着奇玛罗萨[21]的歌剧，有高雅的歌唱家们吟唱。就在那里，而不是在上意大利沼泽地的某个帐篷里，亨利·贝尔设下了他自己的大本营。晚上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斯卡拉，剧院的五层包厢渐渐地亮起灯光，女士们走了进去，穿得比半裸还少，在薄薄的绸衫下面，身穿各色闪光军服的军官们向着女士们白皙耀眼的肩膀俯下身去。唉，这些意大利女人真是美艳绝伦，她们欣喜万状，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地充分享受着波拿巴把五万名年轻小伙子带到意大利来，使得米兰的丈夫们痛苦不堪，也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但是万分可惜，这些意大利女人竟没有一个在这五万小伙子当中选中格雷诺布勒的亨利·贝尔。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微微有点发胖的绸布商的女儿，乐意在客人面前袒露她白皙的丰乳，在军官们的八字胡上让她的樱唇取暖，她又怎么会知道这个脑袋圆滚滚，长着一双晶光闪闪、眯得细细的黑眼睛的小伙子——她开玩笑似的有点漠不关心地给他起的绰号是Cinese（中国人）——竟然会钟情于她，白天黑夜都把她，这个并非铁石心肠的女人，当作一个难以企及的梦中偶像一样崇拜，而她，这个胖乎乎的市民新娘，通过他那浪漫的爱情将得以永垂不朽？当然，他每晚都跑来和其他军官一起玩法老牌，默默无言怯生生地坐在一个犄角里，比埃特拉格鲁阿和他搭讪，他就脸色苍白。那么他是不是握过这意大利女人的手，轻轻地用自己的膝盖去碰那女人的膝盖，或者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或者在她身边悄声说过一句我很高兴[22]？胸脯丰满的安琪拉早已习惯于法国龙骑兵军官其他露骨的示爱动作，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这个小个子下级军官，于是这个举止笨拙的小伙子就没能得到她的恩宠，丝毫没有预感到安琪拉是多么心甘情愿、多么乐意把她的爱情分给每一个贪得无厌的男子。因为尽管亨利·贝尔身佩粗大的佩刀，脚踏靴筒翻转的马靴，他依然和在巴黎时一样腼腆羞怯。这位畏畏缩缩的唐璜还依然是个处男。每天晚上他都下定决心，冒险发起一次大型的冲锋，他在笔记本里仔仔细细地记下了年长的同伴们取得的教训，如何使用武力攻克了一个女人的贞操，可是，等他走到心爱的天仙般的安琪拉身边，这位理论上的卡萨诺瓦立刻惊慌失措，目眩神迷，面红耳赤，活像一个少女。为了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决定牺牲掉他的处男贞操。不知是哪一个米兰的职业卖春女子（他后来在笔记里写道“我全然忘记她是谁，相貌如何”）献身给他，作为这次献礼的祭坛。可惜这个女人对他处男的祭品献上的却是一种更加低下的礼物。据说波旁王朝陆军统帅麾下的将士将一种疾病带到意大利，这种病从此就叫做“法兰西病”[23]。这位卖春女就把这种“法兰西病”还给了这个法兰西人。于是这位寻求爱神维纳斯柔和服务的战神的仆人，还为严厉的商神墨丘利作出几年牺牲。
1803年，巴黎。又住在六层楼的那间阁楼里，又身着便衣。佩刀不见了，刺马针和线状饰带、中尉的委任状都给扔到犄角里去。士兵游戏他已经受够，简直够到快吐的地步，——这些事情，我厌烦死了。那些傻瓜们正想苛求他在肮脏的村子里严肃执行军务，好好洗刷马匹，服从上级命令，亨利·贝尔已经拔腿就跑。不，服从命令可不是这个固执己见的小伙子爱干的事。他的最高的幸福，乃是“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也不做任何人的部下”。于是他就给部长写了一封短短的辞职信，同时又给他无比吝啬的父亲写了封信，要父亲从口袋里掏点钱出来。亨利在他写的好几本书里对父亲百般诬蔑（而这位父亲也许爱他的儿子，就像那位儿子爱女人一样地笨拙，一样地不善表露）。亨利在他的笔记中总是带着嘲笑的口吻称之为“father”，杂种，这个“父亲”“杂种”却果真每个月给他汇款。当然数目不大，但是够他做一身蛮不错的西装，买几条很有气派的领带和一些白纸，可以在上面撰写喜剧。因为亨利·贝尔又重新下定决心：不再想上大学去学数学，而是当个戏剧诗人。
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常到法兰西喜剧院去，向高乃伊[24]和莫里哀[25]学习。其次便是取得经验，这对一位未来的戏剧家至关重要：必须赢得有关女人的知识，必须去爱、被爱；必须找到一个美丽的灵魂，一个多情的灵魂。于是他就向娇小玲珑的阿黛勒·蕾布斐大献殷勤，享受不幸情郎的浪漫喜悦达到极致；幸亏她那身材丰满的母亲（就像他在日记本里记载的），每周以世俗的方式安慰他几次。这很有趣，也极有教益。但是不论怎么说吧，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让人神魂颠倒的伟大的爱情。于是他一个劲地寻找崇高的偶像。最后法兰西喜剧院的一名娇小的女演员卢阿松控制住了他的始终灼热沸腾的激情，容忍他表达的敬意，起先并没有允许他得到更多东西。但是亨利一向最爱的乃是一个女人拒绝委身于他，因为他爱的只是无法企及的东西，不久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完全置身于爱情的烈焰之中。
1803年，马赛。出人意表的转变，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这的的确确是亨利·贝尔吗？拿破仑大军的前少尉，巴黎的花花公子，昨天还算是个诗人？这的的确确是他吗？在缪尼埃食品杂货公司经营批发零售的狭窄的底层，那个系着黑色围裙的伙计，真的是他吗？那个在马赛码头左边那条龌里龌龊的胡同里，在这个到处散发出浓重的油料和无花果气味的有穹顶的地窖里，坐在高脚写字架后的那个人真的是他吗？那个昨天还用韵文表达庄严崇高感情的精微细致的灵魂，今天真的就在零售葡萄干和咖啡、白糖和面粉，向顾客们写催款信，在税务局里和官员们讨价还价？一点不错，就是那个脑袋圆滚滚的小伙子，那个倔强的家伙。特里斯坦不是化装成乞丐，为了接近他心爱的伊索尔德[26]？公主们不是穿上侍童的服装，只是为了参加十字军东征，追随她们心爱的骑士？而他，亨利·贝尔却完成了更具英雄气概的壮举，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伙计、面包师的助手、商店的学徒，就是为了陪伴他的卢阿松来到马赛，卢阿松受聘在当地的剧院演出。亨利·贝尔晚上能到剧院里去接一位女演员，把她当作情人带到床上，那么白天手上沾满了白糖和面粉，又算得了什么？
美妙无比的时光，美妙无比的理想实现！但可惜对于一位浪漫主义者最危险的，莫过于过分接近他的理想。人们发现，马赛这座梦寐以求的南国城市，在南方人嘈杂喧闹的手势话语声中，和格雷诺布勒一样土里土气，这里的街道也和巴黎一样，臭气冲天，肮脏不堪。即使和他心爱的仙女共同生活，也会大失所望地发现，这个仙女虽说还依然貌若天仙，可是蠢得要命，亨利·贝尔开始厌倦起来。最后有一天，仙女被剧院解雇，像朵云彩似的飘向巴黎，不见踪影，他甚至感到心花怒放：他终于治愈了一个幻想，明天可以不辞辛苦地去寻觅下一个幻想。
1806年，布劳恩什魏格。再次改换戏装。
重新穿上军装，但是不再是作为下级军官去服粗鲁的兵役，这只能获得随军女贩和缝衣女郎的尊重。现在却是法兰西大军的副督察。督察先生亨利·贝尔先生和封·施特罗姆贝克先生或者和另外哪一位布劳恩什魏格社交界的著名代表走过大街，德国士绅名流全都刷的一下子毕恭毕敬地脱帽致敬。可是等一等，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亨利·贝尔。请允许我们小小地更正一下：自从他在德国身居这样显要的位置，他的签名就是：亨利·封[27]·贝尔先生，“Henri de Beyle”。虽然拿破仑并没有授予他贵族称号，连一个小小的荣誉团十字勋章或者其他什么别在纽扣里的装饰品也没有给他，但是亨利·贝尔善于观察，目光灵敏。他发现，好样的德国人对于头衔趋之若鹜，就像飞蛾扑火；在贵族社会里，各式各样相貌妍丽、模样诱人的金发佳丽引诱着你婆娑起舞，你总不愿意作为一个平庸的市民在那里出现吧：在华丽阔气的军装上面变戏法似的再加上这两个字母就能给你头上加上一道特别的光轮。
分给亨利·贝尔先生去处理的其实是些难办的使命。他得在狂征暴敛过的地区再搜刮七百万战争税款，维持秩序，加以组织；这一切他显然单凭一只左手就干得十分灵巧，十分迅速，他空出右手打打弹子，试试猎枪，去做一些更加富有柔情的娱乐。因为在德国也美女如云讨人喜欢。他可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贵族小姐，倾吐他那柏拉图式的爱情需求，而他的一个朋友的乐于助人的女友则减轻他那更加粗俗的爱情需求，在夜里给他安慰。她的芳名是克纳伯尔胡伯尔。就这样亨利又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他毫无妒意地眼看着元帅和将军们在奥斯特里茨[28]和耶拿[29]的烈日暴晒下烹煮汤水，而他自己则安安静静地坐在战争的阴影之中，读读书，让人给他翻译德文诗歌，自己又撰写优美的书信给他妹妹宝琳娜，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出色地使自己发展成一位生活艺术家，在各个战场上都是一个迟到的旅行者，在各种艺术门类都是一个才智卓绝的半吊子。他越认识这个世界，越学会清晰地观察这个世界，他就觉得越发自由，越发靠近自己。
1809年，维也纳。5月31日，苏格兰人教堂一片阴暗，空了一半，沉浸在晓雾之中。
在第一排，跪着几个身材瘦小年迈的老爷爷老婆婆，身穿可怜巴巴的黑色丧服：是善良的海顿老爹[30]来自罗劳的亲戚。法兰西的燃烧弹突然飞落他心爱的维也纳，把这位风烛残年、颤颤巍巍的老人活活吓死：为国歌谱曲的人民作曲家死得富有爱国情怀，他结结巴巴地说出这样几个字：“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31]！”人们不得不把他孩子一样轻的遗体在挺进京城的法兰西大军人马杂沓的混乱之中，从郊区贡本多尔夫极为匆忙仓促地搬到墓地里。现在维也纳的音乐家们事后为他们的大师，在苏格兰人教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思弥撒。有一大帮人壮着胆子，从被占领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为了对海顿老爹表示敬意；也许在他们当中也站着那个短腿的怪人，长着一头蓬乱狮子头发的梵·贝多芬先生；有个来自里希滕塔尔的十二岁男孩，名叫弗朗茨·舒伯特的也在那上面男童合唱队里唱歌。但是现在谁也不注意别人，因为突然之间，显然有个法国高级军官，身着全副军装走进教堂，陪伴他的是另外一个身穿科学院绣花礼服的先生。大家不由自主地都大吃一惊：难道法兰西侵略者到末了还想禁止人们在这里，向善良温和的海顿老爹表示最后的敬意吗？不是如此，完全不是如此：封·贝尔先生，法兰西大军的军事法庭庭长，完全是私人探访。他在宿营地的什么地方听说，在这次隆重的典礼上将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为了谛听莫扎特或者奇玛罗萨的曲子，这位可疑的赳赳武夫不惜骑马奔驰一百里路程，因为对他而言，他心爱的这些大师们的四十拍乐曲胜过一场陈尸四万、壮观惨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鏖战。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堂里排列的座位，倾听此刻缓缓奏响的音乐。奇怪的是，《安魂曲》并不使他感到悦耳。他觉得这曲子“过于喧闹”，这不是“他心目中的”莫扎特，那像羽翼一样轻盈、无忧无虑的莫扎特；每当艺术超越了那清亮歌咏的界限，大胆地升腾，超过人的嗓音，进入永恒的元素，更加狂野、更加无拘无束的境地，他就觉得这艺术殊为陌生。就是晚上在凯恩特纳门[32]剧院上演的《唐璜》[33]，他也要缓缓地过一阵子才理解，倘若和他待在同一屋里的邻人，路特维希·梵·贝多芬先生（司汤达对他还一无所知）让自己秉性中的北风之神向他狂呼怒号，司汤达碰到这神圣的混乱音响，一定会和他身在魏玛的伟大诗人兄长，封·歌德先生一样大吃一惊。
弥撒结束。亨利·贝尔脸色开朗地走出教堂，军装锃亮，情绪高涨，目空一切，沿着格拉本大街信步徜徉。他觉得这座美丽清洁的城市维也纳和它的居民真叫人着迷，他们制作优美悦耳的音乐，并不因此变得如此生硬、如此喜欢冥思苦想，就像远在北国的另外一些德国人那样。照理他现在应该回去办公，去操办法兰西大军的粮秣事项，但是他觉得这事并非头等重要。达吕表哥像个工作狂似的废寝忘食地工作，拿破仑眼看就要赢得胜利——感谢上帝，创造了这样一批喜欢干活的怪物：靠着他们，日子可以过得很好。贝尔表弟从青年时代起就精通忘恩负义的魔鬼艺术，于是他便宁可选择更加舒适的职务，在维也纳安慰达吕夫人，排解她因为丈夫的工作狂而引起的烦恼。报答一个恩人，还有什么比用感情和柔情仁慈地对待他的妻子更好的法子呢？贝尔和达吕的妻子一起骑马出游，前往普拉特尔公园，在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的贵族别墅的亭榭里，发生了多少亲密的事件。他们一起观赏画廊、珍宝库和贵族家美丽的乡间府邸，乘坐弹簧极佳的四轮轻便马车一阵疾驰，直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士兵们在瓦格拉姆互相厮杀，打得脑袋开花，正直的丈夫达吕写得汗流浃背。下午属于爱情，晚上属于凯恩特纳门剧院，最好能欣赏莫扎特的作品，永远有音乐可听——渐渐地这位身穿督察制服的奇人理解到，对他而言，人生的一切意义和甜蜜都存在于艺术之中。
1810年至1812年，巴黎。帝国的繁荣昌盛年代。
日子越过越美妙。他有钱，没有职位，——上帝也知道，他没有功勋！——多亏柔软的女人的小手，他变成了国务咨询会议的成员和皇家家具总管。幸亏拿破仑从不认真需要国务咨询会议的任何忠告，他们有大量时间可以散步——不，是驱车出游！因为突然之间得到大笔薪俸，钱包塞得鼓鼓的，亨利·贝尔现在亲自驾驭他自己的漆得耀眼生辉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在德·福伊咖啡馆用餐，让首席裁缝给他制衣，和他的表嫂私通，另外又包养一个名叫伯赖特尔的舞女（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多么奇怪，到三十岁反倒比二十岁时得到更多女人的青睐，多么难以解释。你越装得冷漠，女人反而越发激情似火；现在，巴黎也慢慢地让他喜欢起来，而他还是个穷大学生时，觉得巴黎如此丑陋不堪；真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最美妙的是，他现在有钱，有时间，甚至有那么多时间，为了消遣，其实只是为了回忆他心爱的意大利，他撰写一本《绘画史》。唉，撰写艺术史的著作，实在是个愉快已极的消遣，不承担任何义务，尤其是像亨利·贝尔那样舒服的做法，全书的四分之三干脆抄自其他书籍，只有剩下的那部分松松散散地用趣事逸闻、笑话噱头来填满：可是仅仅作为享受者来接近精神的产品，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亨利·贝尔心想，也许说不定，等他老了，他可以写些书，用回忆录来捕捉失去的岁月和往昔的女人。但是何必现在就动手：现在生活还过于丰富，过于充实，过于美好，不必在书桌前蹉跎光阴！
1812年至1813年，小小的干扰：拿破仑又发动战争，这一次远在千里之外。但是俄罗斯，这个具有冒险色彩的国度，引诱这位永远好奇心切的旅行者出游：能够亲眼看见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人，这是绝无仅有的良好机会，而且是国家出钱，让他溜到东方去逛一趟，不言而喻，是和后勤部队待在一起，既舒服惬意，又没有危险，就和当年远征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那样。果不其然，他拿到玛丽·路易丝[34]的一个大皮夹，满载着给她伟大夫君的信札。贝尔庄严隆重地受到委托，乘坐加快马车和铺了皮毯的雪橇，把这秘密邮件一直送到莫斯科。贝尔凭经验得知，在近处观看战争，他总觉得无聊已极，所以他自己私下带了一些东西，供他个人消遣，用绿色摩洛哥羊皮装订的十二卷《绘画史》草稿的抄件，和他动笔写了几年的一出喜剧；在什么地方给自己干点私活比在大本营更好呢？说到底，塔尔玛[35]也会到莫斯科来，还有大歌剧院，他在这儿不会感到过于无聊的。再说了，还可以换换新鲜口味，有波兰女人、俄罗斯女人……
贝尔一路上只有在上演戏剧的地方，才停止前进：即使在战争中，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缺少音乐。在任何地方，艺术都必须是他的女伴。可是在俄罗斯，有一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好戏在等待着他。莫斯科变成一座熊熊燃烧的世界都城，那副火光烛天的景象，自尼禄王[36]以来，没有一位诗人看见过比这更加壮丽辉煌的景色。只不过亨利·贝尔碰到这样慷慨激昂的契机，并没有撰写颂歌，他的书信也很少传播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对于这位感觉细腻的享乐者来说，世界上军事的混战一场已经不再像十个节拍的音乐，或者一本聪明的书籍那样重要：心灵的颤动比波罗金诺[37]的火炮更使他感到震撼。他觉得他自己一生的历史比其他的历史更有意义，因此他在这场冲天烈火中只捞出一本装帧得很好的伏尔泰的文集，打算把此书带走：作为莫斯科的纪念品。但是这一次，战争也以它冰冻的双腿给这位躲在后勤部队里耽于空想的亨利·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在别列津纳河[38]河畔，军事法庭庭长还有时间干干净净地刮了次脸（在整个军队里只有他这位独一无二的军官，还想着干这档子事），接着可就手忙脚乱地越过咯吱咯吱直响的行将断裂的大桥，不然可就有送命之虞。他的日记本、《绘画史》、美丽的《伏尔泰文集》，他的马匹、皮大氅和旅行袋全都落到哥萨克的手中。只是穿着一身褴褛的衣裳，浑身稀脏，受到追赶，皮肤冻裂，他才逃到普鲁士。他第一时间又是奔到歌剧院：就像别人首先洗澡，他却冲到音乐之中，使自己心旷神怡。所以对于亨利·贝尔而言，远征俄罗斯，大军遭到歼灭，仅仅只意味着两个夜场演出之间的一场插曲而已。回程时在科尼斯堡听《克莱门齐娅·蒂·提托》[39]，而在出发上前线时，在德累斯顿听《秘密婚姻》[40]。
1814年至1821年，米兰。又身着便服，亨利·贝尔受够了战争，终于受够了战争。从近处看，一场战役和另一场战役一模一样，每场战役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无所有”。所有的任务和职务，爱国志士和屠杀，文件和军官，他都受够了。让拿破仑“皇冠梦”发作，战争狂发作，再一次征服法兰西：好，就让他干吧，但是从此别指望得到军事法庭庭长贝尔的援助。贝尔现在别无所求，只求不对别人发号施令，也不服从别人，他不贪求别的，只求得到最自然不过的东西，可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终于，终于能过他自己的生活。
早在三年前，在习以为常的两次拿破仑战争之间，贝尔口袋里揣着两千法郎，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就像个孩子，驱车疾驰到意大利去度假：这时他对自己青年时代所怀有的思乡症已经开始，这种思乡症随着贝尔年龄增长，直到他的临终时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他的青春便叫做意大利：意大利和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他作为小小的下级军官曾经怯生生地暗恋过她，等到马车越过古老的山间隘口向下疾驰，他一下子控制不住，不得不又想起这个女郎。晚上抵达米兰，迅速洗去征尘，另换衣裳，赶到他心灵的故乡，斯卡拉剧院去听音乐。的确像他自己说的：“音乐唤醒爱情。”
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前去探望安琪拉，让人通报；安琪拉出现在他面前，依然还靓丽美艳，她客客气气地向贝尔表示欢迎，但是神情十分陌生。他自我介绍：亨利·贝尔。这个名字不起任何作用。于是贝尔开始回忆，提到约安维勒和其他伙伴，终于，他千百次梦见的这张心爱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微笑。啊，啊，您就是那个中国人。[41]——这个嘲讽性的绰号是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对她的这位浪漫的情郎还知道的一切。当然，现在亨利·贝尔已经不是十七岁，不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放肆而贪婪地承认他当年和今天对安琪拉的激情。安琪拉不胜惊讶地叫道：“唉呀，为什么您当时不告诉我这事？”那她当时一定乐于满足贝尔小小的要求，这对一个慷慨成性的女人所费无几，幸亏现在还有时间，不久，这位浪漫主义者让人在他裤子的背带上绣上了他赢得那一次征服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的爱情胜利的日期，当然，晚了十一年，在9月21日，中午十一点半。
紧接着，他们又十万火急地再一次把他召回巴黎。1814年，再一次，最后一次，为了这位科西嘉的战争狂人管理外省，保卫祖国。但是所幸的是——是啊，幸亏打仗终于结束，虽说是以一次失败告终，这个糟糕的法国人亨利·贝尔高兴得要死——三位皇帝[42]进入巴黎。现在他终于可以最终前往意大利，永远摆脱任何职务和祖国。美妙无比的岁月，可以完全献身于音乐、女人、谈话、写作和艺术。和情人们共度的岁月，当然是和那些把他欺骗得很惨的情人，就像过于慷慨的安琪拉，或者出于贞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情人，譬如那美丽的玛蒂尔德。但是在这些年里，他越来越感觉到、认识到他的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大剧院，灵魂在音乐中重新沐浴，得到净化，有时候享受到和当代最高贵的诗人拜伦[43]爵士的一次谈话，可以把从那不勒斯到拉万纳，全国所有的美景，把精通艺术的学者们所有的财富都汇集到自己心里。不屈从于任何人，不妨碍任何人的路，是自己的主人，不久是他自己的首领：无与伦比的自由岁月！自由万岁！[44]
1821年，巴黎。自由万岁？在意大利谈论自由已经不再有什么好处。奥地利的老爷们和官府们听见“自由”二字就火冒三丈。也别写什么书，因为即使全是剽窃，就像《论海顿的信札》，或者全书的四分之三是从别的作家那里抄来的，例如《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佛罗伦斯、那不勒斯》，他也会不自觉地在书页之间撒上一些盐巴和胡椒面，刺激得奥地利的官方的鼻子奇痒难熬。不久，严酷的书报检察官瓦布鲁谢克（实在想不出更妙的姓名，可是上帝有知！他的确就叫这个名字），就会向维也纳的警察大臣赛德尔尼茨基报告，在书中发现“无数可以指责的地方”。这样一来，他这个持有自由思想、居无定所的人，便很容易有风险，被奥地利人当作一个烧炭党[45]人，被意大利人视为一个间谍——所以最好立即开溜，这样又失去一个幻想。再说，要想自由，还有一点十分必要，那就是要有钱。这个杂种老爸（贝尔很少给他父亲更客气的称号），现在最终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傻瓜，他居然连微不足道的一点年金也不留给他这个不孝的儿子。现在到哪儿去呢？在格雷诺布勒非窒息而死不可，自从波旁王室那些肥头胖耳的脑袋贴在银币上面以后，待在后勤部队里舒舒服服地驱车漫游的日子可惜一去不返。所以，还是回到巴黎，回到阁楼上。过去仅仅是消遣消遣，业余地信笔涂鸦，现在可要变成工作：写书，写书，撰写书籍。
1828年，巴黎。哲学家的夫人，德·特拉希夫人的沙龙。
午夜时分。蜡烛几乎已经燃尽。先生们在玩惠斯特牌。德·特拉希夫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沙发上和一位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是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地进行谈话，她一再心情不安地竖起耳朵。从后面，另一个房间里，在壁炉旁边，传来各式各样可疑的声响，女人的尖声大笑，一位先生怪声怪气的洪亮的笑声，然后又夹杂着生气的叫喊——别说了，太过分了，接着又爆发出那阵奇怪的笑声，可是很快又停住。德·特拉希夫人烦躁起来，肯定又是那个极端讨厌的贝尔给女士们撒了胡椒面平时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感觉细腻，另外又古里古怪，有些放肆，还讨人喜欢，可是净和女演员们厮混，尤其和那个意大利的帕斯塔夫人过从甚密，把他的举止风度全都毁了。她向两位夫人说声失陪，急急忙忙地踏着小碎步跑了出去，让大家维护体面。可不是，贝尔就站在那里，完全置身于壁炉的阴影里，大概为了遮住他发福的肚子，手里拿着一杯潘趣酒，光彩夺目地说出一些趣事逸闻，就是火枪手听了也会脸上发烧。女士们似乎都准备逃走，她们一边笑，一边抗议，可是被这出色的叙述者所吸引，一再好奇而又激动地站住身子。他看上去就像森林之神西伦一样，红红的脸，胖胖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格温和，极度聪明；现在既然德·特拉希夫人走来，向他投来严峻的目光，他就慌忙住口。女士们利用这一良好的机会，哈哈大笑着全都拔腿就跑。
不久，烛火熄灭。仆人们擎着直流烛泪的枝形灯盏陪送客人走下楼梯；三四辆马车等待着，女士们和她们的丈夫登上了马车，贝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情绪恶劣。没有一位女士让他上车，也没有一个女士向他发出邀请。作为一个讲述趣事逸闻的人，他还是蛮不错的。除此之外，他在女士们那里已经什么也不是。居里阿尔伯爵夫人和他断绝往来，他又没钱像从前那样包养一个舞女，慢慢地就上了年纪，他心情恶劣地在十一月的冷雨中踯躅着，走向他在黎歇留大街的寓所；要是衣服弄脏了怎么办，裁缝那儿还没付账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反正，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真该做个自我了断。他没好气地爬上楼梯（他脖子短，现在有时候呼吸也很急促），一直爬到顶层，点燃了油灯，翻翻纸张和账单。结算真是可悲！财产全花光了，撰写的书籍毫无进账，这么些年《论爱情》一书只卖了二十七本。（昨天，出版商以玩世不恭的口气对他说：“大家真想称之为一本神圣的书，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去动它。”）这样，每天只剩下五法郎的年金，这点钱也许对于一个朝气蓬勃的帅小伙子并不算少，可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上了年纪的先生，他既爱女人，又爱自由，实在少得可怜。最好就此了断，亨利·贝尔抽出一张对开的白纸，在这忧郁哀伤的一个月里，他第四次立下遗嘱：“我作为遗嘱的签字人，把我在黎歇留大街71号寓所里所有的一切，全都遗赠给我的表弟罗曼·哥隆。我希望把我直接送进公墓，葬礼的费用不得超过三十法郎。”附言中还写道：“我请求罗曼·哥隆原谅我给他添的这一麻烦。我尤其要恳求他切勿因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悲哀。”
“因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如果人家第二天把朋友们请来，发现子弹不是留在军用手枪里，而是卡在脑壳的骨头里，他们就会明白，这谦虚慎重的措辞是怎么回事。可是所幸的是，亨利·贝尔今天感到疲乏，他想等一天再自杀。第二天朋友们来看他，使他情绪又欢快起来。有个朋友在房里转来转去，看见桌上有张对开的白纸，写着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唉，司汤达回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听了都兴奋不已，纷纷给情绪忧郁的司汤达打气。果然，他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于连》这个标题给划去了，代之以一个日后变得永垂不朽的标题：红与黑[46]。的确如此，从那天起，亨利·贝尔就此告终，另一个名字开始永久持续存在，叫作：司汤达。
1831年，契维塔维契亚。重新摇身一变。
一列炮舰庄严隆重地发出一声炮响，旌旗飘扬，表示敬意，这时一位身体肥胖的先生身穿富丽豪华的法国外交官的礼服，走下轮船。敬礼！——这位先生，身穿绣花的背心，金丝滚边的裤子，就是法国领事亨利·贝尔先生。又一次政权更迭把他扶上马鞍，就像从前是战争，现在是七月革命使他重新上台。一直充当自由主义者，不断地反对愚蠢的波旁王朝，这是值得的：多亏女人们一个劲地为他说情，他立即被任命为领事，派往他心爱的南国。原来是派到的里雅斯特去，可惜梅特涅[47]先生宣布，不希望这个写过令人讨厌的书籍的作者到那里去就职，拒绝给予签证。这样他就只好到契维塔维契亚去当领事，代表法国。这当然不如原来那样令人愉悦，但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在意大利，而且薪金是一万五千法郎。
因为不是马上就知道契维塔维契亚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我们就得为此感到羞愧吗？完全不必：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大概是最最寒碜不过的小巢了。一个烧烤得白热化的恶毒的锅炉，非洲的炎热在锅里烹煮着寒热，是古罗马帆船航行时代的一座狭窄的、因为泥沙淤塞逐渐停止航运的港口，一座贫瘠衰弱的城市，荒芜、无聊、空洞无物，“你在这里会因百无聊赖而死于非命”。这座流放地的中途停留站里，亨利·贝尔最喜欢的只有那条通往罗马的大道，因为它只有十七里长，亨利·贝尔立即下定决心要频繁地使用这条大道，超过他尊严的身份允许的程度。照理他应该工作，撰写报告，进行外交活动，待在他的岗位上，但是外交部的那批蠢驴根本不会阅读他的报告，那又何必在这批擅长久坐的艺术家们身上浪费脑子——不如把所有的公文都推到他的下属，那个无赖吕西马楚斯·卡夫唐里乌·塔维尔尼埃身上。这头凶恶的野兽恨他，可他还得给这无赖谋到一枚荣誉团勋章，以便这个无赖对他经常缺席绝口不提。因为即使在这里，亨利·贝尔也宁可对待他的职务别太认真。他觉得，对于一个诚实的利己主义者而言，欺骗这个国家实在是他荣誉的责任；这个国家竟然把一个诗人送到这样恶心的烂泥坑里来。的确，和聪明人一起在罗马观赏画廊，找出各种借口驱车前往巴黎，不是比待在这里肯定无疑地慢慢变成白痴更好吗？他总不能老是去光顾同一家古玩店去见布琪先生，老是和同样的一些单调乏味的半吊子贵族们闲聊胡扯吧？不行，那还不如自言自语呢。他从几座老图书馆买了一批编年史，挑出最精彩的几份，把它们写成中篇小说。他说自己已经五十岁，已经老了，可是内心依然年轻。是啊，这样做就对了：为了忘记时间，就回顾自己的往事。他正在描写的这个腼腆羞怯的男孩，在这个身躯肥胖的领事看来，显得如此遥远，竟使他觉得，是在“发现另一个人”。于是亨利·贝尔，也就是司汤达，描写他的青年时代，用密码书写，为了不让人家猜到这个H.B.，这个亨利·布吕拉究竟是谁，把一切都写进厚厚的本子里。在这自我返老还童的既令人欣慰，又自欺欺人的艺术游戏中，他忘记了他自己，所有人也都忘记了他。
1836年至1839年，巴黎。
又一次复活——真是妙不可言！——又一次回到光明之中。上帝赐福给妇女们，所有的好事都是来自她们——大名鼎鼎的德·莫莱[48]伯爵，如今当上了部长，女人们就对他百般奉承，说尽好话，直到这位部长心甘情愿地对于这桩有违国家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亨利·贝尔先生可是驻契维塔维契亚的领事，居然肆无忌惮地、一声不响地把他的三个礼拜的假期延长到三年之久，而且现在还不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是啊，这位领事三年之久没有待在他的烂泥坑里，而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而让他的下属，那个希腊骗子在那里为他卖命，而他自己却在巴黎领取薪水。他有时间，心情欢快，又可以出入社交界，再一次、已经非常怯生生地搞一段恋情。他现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尤其可以干他觉得生活中最美好不过的事情：在他的寓所里踱来踱去，口授他的长篇小说《帕尔玛女修道院长》。领着国家丰厚的薪金而不必干活，他完全可以奢侈一把，反对时尚地进行写作，写一部不加甜点、不添香料的长篇小说，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自由。对于亨利·贝尔而言，除了自由，世上已无其他天空。
但是这个天空不久就坍塌下来。他的保护人，那位为人能干待人宽厚的部长德·莫莱伯爵——真该给他建立一座纪念碑！——被迫下台，一位新的法老入主外交部，一位士兵元帅苏尔[49]。他对一个叫司汤达的人一无所知，只在花名册上找到一位亨利·贝尔领事先生，此人领取薪金，在教皇国家代表法国，可是没在那里任职，却在巴黎的各大剧院里观赏玩乐。这位元帅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对这懒惰的官员怒不可遏：他不去处理公文，却在这里优哉游哉地鬼混。立刻颁布一道严峻的命令，要他立即启程，不得延误。亨利·贝尔心情恶劣地穿上领事的制服，脱下诗人司汤达的外衣：这位五十四岁的男子不得不在烈日烧烤的盛夏酷热之中再一次疲惫不堪、极不乐意地向南奔驰，投入他的流亡地。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
1841年，巴黎，3月22日。
一个身躯肥胖、体格沉重的男子费劲地拖着脚步走过他心爱的大街。但是那美好的时光如今何在，那时他在这里还左顾右盼地观赏美女，像个花花公子似的用手里的那根秀气的手杖快速地画着圆圈，卖弄风情；现在他那索索直抖的手臂每走一步就使劲地拄着那结实的木头手杖。在最近一年，他，司汤达，老得多么厉害，从前熠熠生辉的眼睛，现在疲弱地陷在沉重的布满蓝色阴影的眼皮底下，神经的颤动不时在他的唇边掠过。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风。他愤怒地回忆起在米兰得到的那第一份爱情的馈赠；人们给他放血，用药膏和混合药剂把他折腾得十分厉害，最后，外交部终于批准这位病人从契维塔维契亚回到巴黎。可是现在巴黎有什么用处，巴尔扎克《论〈帕尔玛女修道院长〉》的那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又有什么用处，荣誉刚刚迟迟疑疑地露出最初的蓓蕾，对于“万事皆空”的状况已经触及的人，对于死神已经用它全是骨头的手指发出召唤的人，又有什么用处。这万分疲惫的影子艰难地拖着脚步，走向他的寓所，他都没有抬眼张望灵巧地驰过的闪闪发光的华丽马车，悠闲慵懒地聊天漫谈的散步的人们，衣衫窸窣作响的娼妓们——他只不过是傍晚人头攒动的大街上一个缓缓向前挪动的悲哀的斑点而已。
突然，人们围了过来，好奇心盛的行人挤在一起——这位肥胖的先生就在交易所门前栽倒在地，躺在那里，眼睛突出，一动不动地直望着前方，脸色发青：他第二次中风，这是致命的一击。人们把这微微痰喘的男子身上勒着脖子的衣衫扯开，把他抬进药房，然后抬到楼上他狭小的寓所。房里到处都是纸张、笔记、刚动笔的作品和日记本。在一本日记本里写着一句未卜先知的话：“我觉得再也没有比死在大街上更可笑的事了，倘若不是故意为之。”
1842年。一口箱子。
一个硕大无朋的木箱，一件廉价的货物一路颠簸，从契维塔维契亚穿过意大利运到法国。这个木箱拖到司汤达的表弟和遗嘱执行人罗曼·哥隆家里。表弟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因为谁还关心这位死者，各报刚给了他一份六行篇幅的讣告！），想要发表这个怪人作品的全集，他叫人把木箱撬开——啊，上帝，多少纸啊，全都密密麻麻、杂乱无章地写满了密码和秘密符号，一个百无聊赖的写作者留下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他把其中最便于理解、写得完完整整的几部作品捞了出来，让人抄写一遍，接着，这位最为忠心耿耿的朋友也感到疲倦。在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上面，他无可奈何地写了一句没法下手[50]。“没法下手”，便是自传《亨利·布吕拉》，也被视为不合适，给搁了回去，一搁就是几十年。怎么处理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废物，这乱成一团的废纸？哥隆把它们又全都统统塞进木箱，把木箱寄到司汤达青年时代的朋友克罗采那里，克罗采又把这口木箱送到格雷诺布勒的图书馆，以此作为最后安顿的地方。在那里，根据古老的图书馆的习惯，在每个卷宗上面都贴上写有数目字的纸条，使劲盖上印章，注册登记：登记完毕[51]，六十个卷宗。司汤达生平的著作和他自我描述的一生，如今官方入殓，封存在这埋葬图书的庞大的陈尸堂里，可以不受骚扰地任凭灰尘积累。因为整整四十年，没有一个人想过翻动一下这些沉睡的卷宗，弄脏自己的手指。
1888年，巴黎，11月。
人口日益增长，城市延伸开去，巴黎已经拥有四百万居民。这些居民并不只想用脚走路：于是公共汽车公司计划开辟一条新的路线，直达蒙马特尔。可惜沿途碰到一个讨厌的障碍，碰到一座公墓，蒙马特尔公墓：好，技术人员有办法克服这样的弊端，他们将在死人上面为活人修筑一座高架桥。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迁移几座坟墓。这时，他们在公墓的第四行第十一号墓地上，发现了一座完全被人遗弃、受到严重损毁的坟墓，上面刻着稀奇古怪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他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52]在这座公墓里，居然埋葬着一个意大利人？稀奇古怪的碑文，稀奇古怪的人！恰好有个人从旁走过，想起曾经有过一个名叫亨利·贝尔的法国作家，他希望安葬时使用这个虚假的报导。于是立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募集了一点钱，用来为这老旧的坟墓购置一块大理石碑。于是在这早已腐朽的肉体上面，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名字，在足足被遗忘了四十六年后，1888年又突然之间闪闪发光。
稀奇古怪的机缘巧合。在人们想到司汤达的坟墓，把他的肉体再一次从墓穴中取出来的同一年，命运把一位年轻的波兰语言教师，斯达尼斯拉斯·斯特里恩斯基，打发到格雷诺布勒，他在那里感到无聊得要命。有一次在图书馆里到处乱翻，发现有许许多多陈旧的、尘封的、手写的卷宗堆在角落里，便开始阅读起来，同时破译那些密码。他越读下去越感到兴味盎然；他到处寻找，找到一个出版商；司汤达的日记，他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小说《吕西安·娄凡》得以面世，这样，真正的司汤达也终于显现出来。他真正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地认识到这个兄弟般的灵魂，因为他并不想把他的作品，献给他那同时代的人、和他时代相近的人们，而是想到那些未来的一代人，下一代人。他在书里不止一次写着这句话：我将在1880年左右享有盛名。当年这只是抛向虚无的一句无助的空话，如今却变成了出人意表的现实。就在他的尸体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同时，他的作品从并非永恒的阴影中昂然升起：这位平素很难让人信服的人预告了他的复活，时间准确到他哪一年复活。他一直是诗人，他说的每句话里他都是诗人，但在这句话里，他证明自己也是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