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身一人与芸芸众生

他难以使人愉悦，他过于与众不同[53]。

亨利·贝尔身上的这种具有独创性的内心矛盾冲突与生俱来，早就得之于他的父母；在父母亲身上便是迥乎不同的两个半边勉强凑合在一起。契鲁宾·贝尔，——看到这个名字，请别想到莫扎特[54]，千万别这样想！——是他父亲或者是那个愤怒已极的儿子和敌人亨利永远恶毒地称之为“杂种”的人，充分代表着坚韧、吝啬、顽固聪明，完全转化为金钱的外省布尔乔亚，就像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用愤怒的拳头扔到文学的墙壁上去的那个样子：亨利·贝尔从他那里不仅继承了他的身材，那硕大肥胖的身材，也在脑子里和血液里继承了他的自私自利的自我迷恋。母亲亨利哀特·戛尼翁则相反，来自浪漫的南国，从心理学来看，来自长篇小说。她完全可以是拉马丁吟诵的对象，或者使让-雅克·卢梭多愁善感：她纤丽清秀富有音乐天赋，天性感情细腻缠绵，具有南国人奔放的热情。亨利·贝尔在爱情上激情如炽、神经敏感、多愁善感、近乎女性，归功于他过早去世的母亲。这两个内心互相矛盾的性格制造出来的奇特的产儿，始终在血液中被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洪流所裹挟，在父亲的遗产和母亲的遗产之间，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因而他，这个未来的诗人亨利·贝尔就一直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

小亨利很早在情感上就受到感应，表现出他的倾向：他爱母亲（甚至像他自己承认的，是怀着一种危险的激情奔放的早熟的倾向），他憎恨他的“father”，怀着妒嫉和轻蔑的情绪，怀着一种西班牙式的冷漠，玩世不恭的深藏不露的仇恨，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那样严峻无情、深究不舍。心理分析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不如在司汤达的自传《亨利·布吕拉》的开头几页里，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俄狄浦斯情结，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这种早年的紧张关系猝然断裂：因为母亲在儿子七岁时突然逝世，儿子到十六岁，乘坐邮政驿车离开格雷诺布勒时，心里认为父亲已经死去，从这天起，他认为自己已经用沉默和轻蔑在心里把父亲解决掉、埋葬掉了。但是即使浇上碱液，撒上轻蔑的熟石灰，这位顽强的精于计算、心思冷凝、极端务实的市民老爸贝尔还要在亨利·贝尔的身上，在他的血液里继续发挥作用五十年之久。他的两个心灵种族的祖上，贝尔家族的和戛尼翁家族的祖上，那务实的精神和浪漫的精神还将不断地在他心里格斗五十年，谁也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这一分钟，司汤达是他母亲真正的儿子，可是下一分钟，往往在同一分钟，他又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时而羞怯、腼腆，时而硬如顽石、冷嘲热讽；一会儿热情奔放、罗曼蒂克，一会儿又满腔狐疑、精于算计——甚至在一秒至一秒间闪电般一掠而过的间隔时间里，这炽热与冰冷还嘶嘶作响地交汇在一起。感情淹没了理性，理智又陡然挡住感觉。这种矛盾对立的产品从来就不完全属于一个天体，也从不完全属于另一个天体；在精神和感情之间所存在的永恒的战争之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比这场宏伟的心理学上的战斗更加优美的战役，这场战斗我们称之为司汤达。

不过，必须预先提及：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并非毁灭性的战役。司汤达并没有被彻底打败，也没有被他的矛盾冲突扯得四分五裂。某种伦理学上的懒惰，一种冷静观察的十分警惕的好奇心，防止这种伊壁鸠鲁派的天性不致遭到每一种真正的悲剧的命运。这个本质上清醒的精神，一辈子都小心翼翼地躲开一切破坏性的、妖魔般的力量，因为他的聪明才智的第一信条乃是自我保护，就像他在实际上，在拿破仑战争中时刻都知道，要待在后勤部队里，远离枪炮的射程，司汤达在他的心灵鏖战中，也宁可选择充当旁观者的安全位置，而不是选择冒死拼命的战斗者的坚毅果决的立场。他完全缺乏一个帕斯卡尔[55]，一个尼采，一个克莱斯特所拥有的那种最后的道德上的自我放弃。他们把碰到的矛盾中的任何一种都提高到决定人生的程度；而他，司汤达，当他在感情上承受他的矛盾的折磨时，却从精神安全的角度，满足于享受这一审美的戏剧。因此他的本质从来也没有受到他的各种矛盾对立的强烈震撼，他甚至都没有认真地憎恨他的这种内心分裂，可不，他甚至喜欢它。他热爱他的像金刚钻一样锋利、精准的理智，把它当做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他的理智使他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司汤达也热爱他的感情充溢，他的极度敏感，因为这使他脱离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沉闷和麻木。同样，他也认识这本质两端相互联系的危险，一方面是理智的危险，恰好让最为崇高的瞬间冷却下来，清醒过来；另一方面是感情的危险，受到诱惑，过于沉湎于模糊不清并非真诚的状态之中，从而破坏了清晰的目光和事物的清澈，而这清楚明了，恰好是他人生必须的条件。因此他恨不得让他心灵的两种类型，每种都能学习另一种的特点：司汤达不断地把他的感情表现得具有智力那样的清澈，又使理性具有激情——在这同一张紧张而又敏感的皮肤下面，他一辈子既是浪漫的理智主义者，又是一个有理智的浪漫主义者。

因此司汤达的每一个表达方式总是一个两位数的数字，从来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只有在这种双重性之中，他才得以完全自我实现。他那最强烈的瞬间总归功于他那原始的矛盾对立互相交融或者相互并列。他有一次这样说他自己：如果没有激情，也就没有精神[56]。这就是说：如果感情上没有激动，他也就不能很好地思维。但是如果不能立刻测量他自己激动的心脏跳动，他又不能准确地感觉。一方面崇拜梦幻是他生命感觉的最珍贵的条件，我最热爱的乃是梦幻[57]。可是没有梦幻的对立面，没有清醒状态，他又没法生活，要是我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整个世界便全都破灭[58]。就像歌德有一次谈论自己，人们通常称之为享乐的东西，“对他而言，永远漂浮于感情世界和理智之间”，司汤达也只能多亏精神和血液的炽烈燃烧的熔合，才能感到世界的内容丰富的美。他知道，只是他的对立矛盾不断地互相摩擦才能产生心灵的电，产生那种神经通道上的哔啵作响和闪烁发光，才能产生我们今天一接触司汤达的一本书、一张纸，还会感到的那种劈啪作响的使人紧张的、令人激动的生气和活力，只有多亏这种生命力从一个极点跳跃到另一个极点，他才享受到这种电热耦合，他本质的这种独创性的和创造光明的结果，他那始终清醒的自我提高的本能把所有的激情都用在维护这紧张关系。他在心理学上做了无数超乎寻常的观察，他有一次说出这样一个出色的观点：“就像我们身上的肌肉必须经常做操，才不至于松弛无力，心理上的力量也必须不断练习、提高和精心培养。”司汤达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持不懈地彻底进行这种趋向完美的工作，他不断地以同样的爱，怀着并且维护着他的本质的两端，为了这认识的斗争，就像一位艺术家维护他的乐器，一个士兵维护他的武器；他不断地忙着锻炼他心灵的自我。为了把这种感情的高压，“道德的勃起”，潜伏地维持着，他每天晚上都到歌剧院去用音乐来刺激他的扩张的能力，作为年长的先生还使劲地陷入新的钟情迷恋的状态之中。他发现记忆力出现虚弱的迹象，为了帮助他的记忆力能够达到精确的程度，他就每天进行特别的操练，就像每天早上在刮刀布上摩擦修脸刀一样，他在自我观察的粗绳上摩擦他的觉察能力。他用大量书籍和谈话，每天都输送给自己“几桶新的观点”。他充实自己，激动自己，绷紧自己，控制自己，达到越来越敏锐细腻的强度；他不断地把他的理智磨得更加锋利，不断地把他的感情练得更加柔韧。

多亏这种有意识的精心设计的自我完善的技术，司汤达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感觉上都达到了一个完全异乎寻常的心灵上极端敏感的程度。我们必须花几十年时间在世界文学中往回游荡，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感觉敏锐同时精神犀利的感受能力，一个皮肤如此单薄、神经不断颤抖的感性生活，而其理智则像清水一样清澈，像清水一样清醒。当然，他的皮肤下面神经末梢如此纤细，动辄颤动不已，这样尽知一切，充满肉欲，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纤细精致，总是容易受到伤害，对于艺术是恩赐的东西，对于艺术家自己几乎永远变成人生的苦难。这个精工制造的生物司汤达处在他周边的环境之中多么受苦，置身于这个唉声叹气、感情过于做作的时代，他感到多么陌生，多么懊恼！这样一种智力很强的分寸感必然会觉得每种没有文化修养的状态就是侮辱，这样一种浪漫的灵魂必然会觉得中庸之人的感觉迟钝，道德上的怠惰是一种梦魇；就像童话里的公主在百十来张鸭绒被子下面依然能够感觉到豌豆[59]，司汤达也总能感觉到让他痛苦的每一个错误的字，每一个虚假的手势。一切假冒的浪漫的东西，一切拙劣夸张的东西，一切胆怯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对他内行的本能所起的作用，犹如冷水触及病牙。因为他对真诚、自然的感觉，他在精神上行家的本领，碰到每种陌生的感觉，过分和不及，都使他难受——我深恶痛绝的是粗俗不堪和矫揉造作[60]——无论在平庸乏味上还是在扭捏作态上。一句话，把感情弄得甜腻腻的，或者在感情激越的酵母中发胀起来，可以毁掉他的一本书，一个拙劣的动作可以毁掉他最美好的爱情奇遇。有一次他感情激动地观察拿破仑的一次战役：战场上人马拼死厮杀，乱作一团，大炮的轰隆雷鸣震天动地，映照着落日晚霞的余晖令人意想不到的缤纷色彩，混杂在血雨腥风的云彩之中，无可抗拒地使他那艺术家的灵魂心醉神迷。司汤达站在那里，激动地颤抖着，心有同感，浑身战栗。这时不幸的是，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将军忽然灵机一动，用一句豪言壮语来描述眼前的这幅动人心魄的壮丽戏剧。“一场巨人的鏖战”，这位将军十分惬意地对他身边的人说。这句笨拙的慷慨激昂的话，对于司汤达而言，立即彻底粉碎了产生同感的可能性。他急急忙忙地快步走开，一边诅咒着这个笨蛋，火冒三丈，大失所望，再也不可能再继续欣赏下去；每当他那超级敏感的味觉在某人表达感情时感觉到空话、废话或者连篇谎话的一丝一毫的怪味，他的分寸感立刻抗议。模糊不清的思想，过分热情的话语，每一次把感情大肆渲染、着力铺排都会使这个敏感的天才立即在审美上产生想要呕吐的效果：因此他也就很少赞扬同时代人的艺术，因为这些人的艺术当时特别装饰着甜蜜蜜的浪漫主义的（譬如夏多布里昂）[61]和虚假的英雄主义的风采（譬如维克多·雨果），因此他忍受得了、经受得起的人如此之少。但是这种漫无节制的过度敏感也同样用在他自己身上。在任何地方，只要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有极微小的偏离，感情的表达有不必要的越来越上扬的趋势，或者发现自己滑到多愁善感的境地，或者陷入一种胆怯的模糊不清不甚真实的状况，他就像一位严厉的小学教师敲打自己的手指。他那始终警觉清醒冷酷无情的理智，一直潜入到他古里古怪的梦幻之中，毫无顾忌地把他身上所有的遮羞布全都撕扯下来。很少有一个艺术家这样彻彻底底地培养自己要诚实对待一切，很少有一位心灵观察家这样残酷地监视他的最隐蔽的歧途和迷宫。

正因为司汤达这样清晰地认识自己，所以他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神经和精神上的过分敏感，正好是他的天才、他的美德和他的危险，“轻轻触及别人的东西，会深深地伤害我，直到流血为止”。[62]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别人的东西，会伤害他这个超级敏感的人，直到流血为止。所以司汤达从青年时代起就本能地觉得“别人”[63]，是他自我的正好相反的对立面，是一种陌生的心灵族类的成员。这个笨手笨脚的小男孩在格雷诺布勒，看到他的同学没有头脑地到处乱蹦乱跳，瞎吵瞎闹，很早就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后来这个新提升的下级军官亨利·贝尔在意大利看见其他军官顺利地驯服米兰的女人，善于十分自信地神气活现地把佩刀弄得叮当作响，他就更加痛切地获悉这点，他羡慕这些军官，嫉妒他们却无法效法他们。但在当时，他还把自己的柔弱、自己的窘迫尴尬、自己的感情细腻，当作一种男人的缺点，一种可怜巴巴的劣等质量，而感到羞耻。多年来，他试图对他的天性施加暴力，跟着那些大声吵吵嚷嚷的下等人大声吹牛，只是为了显得和这些粗鲁笨拙的家伙相似，并且引起他们的赞赏——可笑之极，徒劳无功！渐渐地，非常艰难地，非常痛苦地，这位感情上容易冲动的人，才发现他那无可救药的与众不同含有一种忧伤的魅力：心理学家终于醒来，司汤达渐渐地对自己好奇起来，开始发现自己。首先他只觉察到，他和大多数人迥乎不同，比他们构造得更加精致、更加敏感，听觉更加灵敏。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激情如炽地感觉，没有一个人思维如此清晰，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奇妙的混合物，他能够到处都感觉到最精致细微的东西，尽管如此，却在实际生活中一无所获。毫无疑问，世上想必还有其他人属于这个奇怪的种类优越的人[64]，因为，否则，他怎么可能理解蒙田[65]这位不易亲近，绝顶聪明，藐视一切广大的、粗俗的群氓的才智之士，如果他不是与之同类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与莫扎特有同样感受，如果不是有同样心灵的轻盈飘逸寓于他的心里。所以大概是在三十岁上，司汤达开始第一次预感到，他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人，而是一个特别的人，属于那种罕见的、非常高贵的种族，赋有特权的人。这种人或此或彼，散见于极不相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度之中，犹如宝石深藏在平平常常的岩石里面。他觉得他是在这些人当中安家落户（而不是在法国人当中，他把法国人的属性像一件过于狭小的衣服一样扔掉），他是定居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祖国里，在一些心灵的器官更加精致、神经更加聪明的人们中间。他们从来也不互相扎堆成为一群粗鲁的蠢人，也不成为一些忙忙碌碌的帮派，只是时不时地向时代派出一名使者。就是为了他们，为了这些快活的少数人[66]，这些听觉灵敏、目光犀利、快捷地领悟一切的人，这些可以阅读时无须划出重点就能领悟一切，单凭心灵的本能就能明白每个暗示和每个瞬间的人——他只是为了他们，越过他自己的世纪撰写他的著作，只是向他们，他才以反写体[67]的文字，泄露他感情的秘密。自从他学会了轻蔑、藐视之后，他周围的这些大声喧闹的下等人又关他什么事，只有涂得粗粗的刺眼的广告牌上的字才射进他们的眼睛，只有辣味浓重、油腻已极的菜肴才塞进他们的嘴巴。他让他笔下的于连高傲地说：其余的人关我什么事？别人关我什么事。在这么一个充满流氓无赖，这样庸俗鄙陋的世界里，没有取得成功不会羞耻，不会；平等是个伟大的讨人喜欢的法令。你得和其余的人同等对待，才能适应这批流氓，但是谢天谢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优越的人，一个个别的、特殊的人，一个个体人物，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不是牛羊似的成群结队的牲口。自从司汤达发现了自己的特别之处后，他在外面受到的一切屈辱，在宦海中不得提升，在女人那里丢人现眼，在文坛上全然失败，这一切全都作为他优越性的证明，他都予以充分享受。他的自卑感便信心百倍地转变成强烈的傲慢，转变成那种司汤达的奇妙无比、欢快开朗而又无忧无虑的倨傲。他现在故意越来越远离任何集体，只还有一个忧虑，即塑造他自己的性格，把他的性格，把他心灵的外貌更加引人注目地显突出来。只有特点在一个如此美国化的、一个如此推行“泰勒制度[68]的世界”里才有价值，只有稍稍与众不同的人才有趣：那么我们就特殊吧，我们就在我们身上坚持并且加强那粒“奇特”的种子吧！没有一个荷兰的种植郁金香的傻瓜，曾经对于一种极度珍贵的杂交品种的培植，会比司汤达培植他的矛盾心理和特殊性更加精心谨慎；司汤达把它们放在一种他自己称之为“贝尔主义”的精神香精里储存着，只是一种哲学，别无其他意义，只是一种把亨利·贝尔一成不变地存放在亨利·贝尔身上的艺术。只是为了把自己更强烈地和其他所有人分隔开来，他故意有意识地走向他那时代的反对派，像他笔下的于连一样生活：“与全社会作战”。作为诗人，他藐视美丽的形式，宣布市民阶级的法典为真正的诗艺[69]；作为士兵，他嘲笑战争；作为政治家，他讽刺历史；作为法国人，他讥笑法国人：他处处都在自己与众人之间挖上深沟，拉上铁丝网，只是为了不让他们靠近他。不言而喻，这样一来，他就断送了自己的一切前程，无论是当兵，当外交官，当文学家，他都与成功擦肩而过，但是这只增长了他的傲气：“我不属于成群结队的牲口，所以我一无所是”；不，只是对于这些下等人，他才一无所是，在这些一无所是的人们面前，他才一无所是。他很高兴到处都不合群，既不适合他们的任何阶级、任何种族、任何阶层，也不适合他们的任何祖国。他欢欣鼓舞，作为一个长着两条腿的荒谬的东西，踩着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和那些奴性十足、充当仆役的傻瓜为伍，沿着康庄大道，径直走向成功。宁可滞留在后，宁可摒弃在外，宁可孤身一生。但是自由自在。司汤达天才地知晓这种自由独处，摆脱一切束缚和影响。倘若他有时由于生活所需，接受一个职业，穿上一套制服，那他也是只做不可避免、非做不可的那些事，以免丢掉饭碗，绝对不会多做一丝一毫。他的表兄给他披上了一身轻骑兵的制服，他并未因此觉得自己是个士兵；他写小说，但并未因此而完全献身于专业写作；他不得不佩戴外交官绣花的绶带，他在办公时间让某一个亨利·贝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边，此人和真正的司汤达只有皮肤、滚圆的肚子和骨头是一致的。他从来没有把他真正的本质的一部分献给艺术、科学，尤其没有献给他的职务。事实上真是这样，他的公务上的伙伴一辈子也没有一个想到，是在和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在同一个连队操练，或者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处理文件。即使他在文坛上声名卓越的同行们（除了巴尔扎克），也只把他看成一个挺逗乐的健谈之人，一位前军官，此人时不时地在星期天到他们耕耘的田地里去骑上一会儿马。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也许只有叔本华[70]在一个相似的密不通风的精神孤立状态中，像他在心理学上的伟大兄弟司汤达那样生活过和工作过。

司汤达那种独特本质的最后一部分始终偏在一旁，用化学方式研究这个特殊的元素，意味着司汤达唯一真正全力以赴的活动。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种内向的人生态度的自私自利和自我施淫，相反，他自诩他的利己并且特意为之取了一个新的挑衅性的名字：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us——这并非印刷错误，千万不要和它的粗俗的粗鲁的杂种兄弟利己主义（Egoismus）相混淆。因为利己主义只想粗暴地把属于别人的东西都抢到自己身边，它有一双贪得无厌的手和一张满是嫉妒的扭曲的丑脸。它猜忌成性，绝不慷慨，不知餍足，即便是精神欲望混杂进来也不能使它从毫无想象力的感情粗暴中摆脱出来。司汤达的自我中心主义则相反，从不想攫取别人任何东西。他怀着一种贵族气派的高傲，让那些捞钱的人守着他们的钱，让那些野心勃勃的人留着他们的职位，让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抓着他们的勋章和奖章，让文学家们守住自己荣誉的肥皂泡——让他们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活着吧！他则居高临下地向他们报以轻蔑的微笑，眼瞅着他们伸长脖子去争夺黄金白银，卑躬屈膝地弯腰曲背给自己加上各种称号，给自己挂上荣誉头衔，如何拉帮结伙地组成各种组织和小组，自以为在统治世界——让他们拥有吧[71]！他带着嘲讽的微笑对他们说，既无妒意，也不贪婪：但愿他们塞满了口袋，填饱了肚子！司汤达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是激情四射的防御，他并不跨入别人的地区，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越过他的门槛。他唯一的野心只在于：在亨利·贝尔这个人身上创造一个完全遗世独立的空间，一座温室。在这里，个性这一热带的罕见植物可以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司汤达只想从自己心里培植他的观点、他的倾向、他的喜爱，而且只为他自己；一本书、一个事件对于其他所有人有多大价值，他完全无所谓，也觉得毫无分量；一个事实对于当代、对于世界历史，甚至对于永恒无限，如何发生影响，对此，他傲慢地完全不予理睬：他只认为他喜欢的是美的，他此刻认为合适的是对的，他鄙夷不屑的，便是可鄙的。他拥有他的这一看法，完全离群孤立，这丝毫也不使他感到不安，相反，孤立只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欣喜，得到加强：“别人关我什么事！”于连的这一座右铭在美学上也完全适用于真正的、训练有素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但是，”在这里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打断我们，提出异议，“干吗用这样一个虚张声势的字眼，自我中心主义，来表示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当中的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人总是把自己认为美的东西，称为美的，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吗！”不错，大家都愿意这样认为，但是仔细一审视，谁又能成功地做到完完全全的感觉独立、思想独立呢？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出自自己的评价，形成自己对一本书、一幅画、一个事件的意见的人，他们当中有谁还有勇气，胆敢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整个时代，反对整个世界？我们大家都在更高程度上无意识地受到影响，超过我们向自己承认的程度：时代的空气滞留在我们的肺里，甚至我们的心脏里，我们的判断和观点无数次地相互摩擦，不知不觉地磨掉了它们的尖刺，磨平了它们的锋芒，群众意见的强烈影响像无线电波，肉眼看不见地在大气中震颤。所以人的自然的反射绝不是坚持己见，而是让自己的意见适应时代的意见，向大多数人的感觉投降。倘若人类的大多数，压倒性的大多数不是像桃子、李子那样柔软，善于适应，他们千百万人不是出于本能或者惰性放弃他们私人的、个人的观点，那巨大宏伟的机器，早已停止运转。因此，每一次都需要有完全特别的毅力，需要一种叛逆的奋发向上的勇气——多么稀少的人才认识这种勇气啊！——才能顶住这千万个大气高压的精神压力，坚持他孤立的意志。必须有完全罕见的经受考验的力量汇集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发挥作用，这个个人才能保住他的品质：有一种稳健的世界认识，有一种反应迅速的精神洞察力，有一种对一切人群畜类全都成竹在胸的轻蔑，有一种大胆的无视道德的满不在乎，尤其是对自己的信念要有勇气，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坐马鞍的勇敢精神。

司汤达这位一切自我中心主义者当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就拥有这种勇气，看他大胆地挺身而出反抗他的时代，独自一人对抗所有的人，看他如何采用闪烁的招数，毫无顾忌地冲锋，没有披挂任何其他铠甲，只凭他那光彩夺目的高傲，拼命厮杀达半个世纪，杀得遍体鳞伤，从许多隐秘的伤口流出鲜血，但是昂然挺立，直到最后一刻，没有失去一丝一毫他的特点、他的执拗，看到这些，使人心旷神怡。充当反对派，他最为拿手，保持独立自主，他极度欢乐。诸位不妨查对一下上百个例子，看看这位坚持不懈的投石党[72]人如何肆无忌惮地抵制大众舆论，如何放肆大胆地向舆论挑战。在大家都热情洋溢地奢谈战役厮杀的时代，在法国，就像他说的“英雄气概这个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军乐队的鼓手长联系在一起”，他却把滑铁卢描写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混乱不堪，乱七八糟的各股力量在互相厮杀的场景；他毫无顾忌地承认，在远征俄罗斯时（历史编纂学家把这次远征赞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史诗），他个人觉得实在百无聊赖。他毫不害怕地确认，到意大利去旅行一次，为了和他的情人重逢，对他而言，比他祖国的命运更加重要，莫扎特的一阕咏叹调比一次政治危机更加有趣。“被人征服，我无所谓”，他根本不在乎法国被外国军队占领，因为他就是一个自选的欧洲人，一个世界公民，一分钟也不关心战争胜负的千变万化，也不关心时髦的舆论，不关心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可笑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而只关心他自己的精神天性得以保持纯真，得以实现。在这世界历史像可怕的雪山崩塌之际，他却如此自负专横，如此充满柔情地强调他的这一个人的天性，以致在读他的日记时有时会产生怀疑，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标明的重要日子里，他个人是否的的确确作为目击证人真的在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司汤达也根本并不在场，即使他骑马横穿战场经历战争，或者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他的心思也一直只在自己身上；他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插上一手，跟着动动脑子，也算是心灵上参加了那些他一点儿也不动心的事件，就像歌德在他的历史记载中，在历史性的日子里，他只是读点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司汤达在他那时代最震撼世界的时刻也只记下了他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已：他那时代的历史和他的历史似乎是用不同的字母、不同的词汇写成的。因此司汤达对他周围的人而言，是个不可靠的证人，而对他自己的世界而言，却是一个无可超越的证人；对于他这个彻彻底底的、最最值得赞美的、超群出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而言，所有发生的事件仅仅归结于那绝无仅有的无可挽回的个人司汤达-贝尔对于世事所经历的和所遭到的感情冲动；也许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比这位英雄主义的独行客和坚信不疑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司汤达，对他的自我更坚定、更激进、更狂热地生活过，并且把他的自我更有艺术性地发展成特有的自我。

但是正因为通过这种充满妒意的与世隔绝，这仔仔细细的封闭和对外彻底密封的状态，司汤达这个香精才这样毫不减少、毫不掺假地给我们保存着它的纯粹自然的芳香。在他这个没有染上时代颜料的人身上，我们才能观察到典型的人，观察到那永恒的个人如何在一个稀有的精致的标本身上、从心理学上完全脱离出来。的确在他那个法兰西世纪里，没有一部作品、一个人物保持着这样公式化的新鲜、新颖，未受外来影响；因为他把时代远远推开，他的作品便显得不受时代影响，因为他只过着他最最内心的生活，他才显得如此生机勃勃。一个人越是为他的时代而生，也会越快地随他的时代而死。如果他越是在自己心里保持他真正的本质，那么他身上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