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向上帝

你只能独自走近上帝。

——日记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在清晨六点，树梢间还弥漫着浓重的夜色，有几个人影奇奇怪怪地绕着雅斯纳亚·波良纳府邸，蹑手蹑脚地行走。钥匙咔嚓咔嚓直响，房门贼溜溜地打开，马车夫在马厩里小心翼翼地把马匹套上马车，千万不要弄出响声，在两个房间里人影幢幢，很不安宁，在挡住光线的手提灯的照耀下，摸索各式各样的卷宗，打开各个抽屉和柜子。然后轻轻地走过悄无声息地推开的房门，轻声耳语着，跌跌绊绊地走过花园里带着泥泞的树木的根部。接着一辆马车避开府邸前面的道路，往后从花园后面的大门驰了出去。

出什么事了？是小偷潜入了府邸？还是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个最为严重的嫌疑分子的住宅，进行搜查？不，谁也没有破门而入，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像个小偷似的，就只在他医生的陪同下，逃出了他生活的囚牢。上天的召唤已经下达给他，一个不容反驳、关系重大的信号。他又一次在夜里突然撞见他妻子悄悄地歇斯底里地乱翻他的文件，于是他突然心肠变硬，顿时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背离了他灵魂”的女人，逃离家园，遁逃到任何地方去，遁向上帝，遁向他自己内心，遁向他自己的死，遁向他命中注明的死亡。他突然之间在他工作时穿的衬衫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戴上一顶粗呢帽子，穿上一双橡皮鞋子，丝毫没有带走他的财产，只带走他的精神向人类传达他的消息时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日记本、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给妻子草草写了封信，让马车夫送回家去：“我做了我这年龄的老人惯常做的事情，我离开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为了在与世隔绝和安静宁谧之中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登上列车，在一个三等车厢不干不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列夫·托尔斯泰这个遁向上帝的逃亡者穿着大衣，只有他的医生陪伴着他。

但是他已不再称自己为列夫·托尔斯泰。就像当年新旧两大陆的主宰，卡尔五世[78]自愿放弃了权力的象征物，为了埋葬在埃斯柯里亚尔[79]的灵柩里，托尔斯泰也把他的金钱、房屋和荣誉，还有他的姓名统统抛在身后；他现在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一个为自己设想新生活，寻找纯洁正确死亡的人杜撰出来的姓名。现在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可以成为一个行走在陌生道路上的朝圣者，教义和圣言的仆人。在夏玛尔迪诺修道院他还和他妹妹，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告别：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一些温柔宽厚的修士中间，散发出宁静和辉煌的孤寂的光芒；几天之后，女儿也随后赶到，她出生的那个夜晚托尔斯泰正好第一次出走失败又返回家里。但是即使在这里的一片宁静之中，托尔斯泰也心神不定，深怕被人认出，遭到追踪，被人赶上，又一次被拽回他自己家里，扔进不清不楚、并不真诚的生活之中。于是他再一次被看不见的手指所触动，在10月31日拂晓4时突然叫醒他的女儿，催她继续上路，不论上哪儿去，到保加利亚去也行，到高加索去也行，到国外去，到荣誉和人们都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去，只求最终到达孤寂之中，到他自己的心灵中去，到上帝跟前去。

但是荣誉，他这人生的可怕的对手，他教义的对手，对他纠缠不休的魔鬼和诱惑者，还紧紧抓住他的受害者不肯放手。世界还不允许“他们的”托尔斯泰属于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知晓一切的意志。这个被追逐的人刚刚坐进车厢，帽子拉下盖住前额，就有一个旅行者一眼认出了这位伟大的大师，列车上所有的人立即知道这条消息，这个秘密立即泄露，车厢门外挤满了男男女女，都想看看托尔斯泰。他们随身带的报纸，刊登了通栏的报导，关于这头挣脱樊笼的珍奇动物。他已遭到失败，被人围困，荣誉又一次，最后一次阻挡托尔斯泰完成他的杰作。在风驰电掣的列车旁边，电话线嗡嗡作响，传递消息，所有的火车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官员都被动员起来，在家里，他们已订好了特别列车，新闻记者从莫斯科，从圣彼得堡，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从四面八方迅速赶来，紧紧追随在这头出逃的野兽身后。神圣的东正教教会派出一名神父，去抓住这个悔过的罪人。突然之间有位陌生的先生走进列车，一而再地戴着新面具在车厢旁边走过，这是一名密探——不，荣誉不让它的囚犯逃走。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人独处，人们不能容忍他属于自己，并且被尊为圣人。

他已经被包围，已被团团围住，没有一个灌木丛他可以钻进去躲起来。列车开到边境，将会有个官员彬彬有礼地走来向他脱帽致敬，但拒绝让他越过边境。不论他想在哪里休息，荣誉都会过来坐在他的对面，宽宽的肩膀，七嘴八舌，大声喧哗：不，他跑不了，他们的爪子把他抓得很牢。可是突然之间，女儿发现，父亲年迈的身躯为一阵寒热所袭。托尔斯泰筋疲力尽地靠在硬邦邦的木头凳子上，浑身颤抖，所有的毛孔都迸发出汗水，这是一种从他的血液中发出来的寒热，疾病已经降临他的身体，前来救他。死亡已经掀起它的大衣，那黑色的大氅，盖在他身上，不让追捕者挨近他。

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他们不得不停下，这位垂死的病人已无法再往前赶路。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富丽堂皇的房间来安顿托尔斯泰。站长一脸羞愧地让出他的办公室，就在火车站两层楼的木头房子里（从此之后这里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圣地）。人们搀扶着寒热病患者走进站长的办公室，突然之间他梦想的一切全都成真：一间小房子，低矮且有霉味，空气污浊，四壁萧然，一张铁床，煤油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一下子和他逃离的奢侈、舒适的生活相隔遥远。在弥留之际，在最后时刻，一切都变得和他内心意志所要求的完全一致：干干净净，残渣全无，死亡把一个崇高的象征，完全配合他那艺术家之手。几天之内，这个死亡的巍峨大厦将要拔地而起，崇高地确认他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的妒忌所暗中破坏，在他原始的纯朴之中不再遭到骚扰和毁坏。在紧紧关闭的门外，荣誉正上气不接下气馋涎欲滴地埋伏着，但是徒劳。记者们、好奇心切的人们、密探和警察宪兵、东正教教会派来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员挤在门外，等候着，也都白费力气：他们令人憎恶的一番无耻的忙碌已经无法再加害于这位老人无法摧毁的最后孤寂。只有他女儿守卫着，一个朋友就是那位医生，宁静谦卑的爱以沉默包围着他。床头柜上放着他小小的日记本，他和上帝交谈时的传声筒，但是发着高烧的双手已经再也握不住笔。肺衰竭的他憋足力气，呼吸急促地以逐渐消失的嗓音还向他女儿口授他最后一些思想，称上帝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世人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有限度的一部分，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之中感觉到上帝的启示”。并且预示，这些尘世的物质，只有通过爱才能和其他物质的生命融为一体。临死前两天他又绷紧了他全部感官，来领悟高级的真理，那不可企及的真理。然后黑暗才渐渐笼罩这个光芒四射的头脑。

房间外面，人们好奇而又放肆地挤来挤去。他对他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感觉。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一脸悔恨，泪如雨下，睁着泪眼从窗口向室内张望。她和托尔斯泰结为夫妻四十八年，如今只是从远处再看一次他的容颜：他已经不再认识他的妻子。世间万物对于这个众人之中最最目光犀利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血液在他行将破裂的血管里流动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缓慢。在十一月四日夜里，他又一次振作起来，呻吟着问道：“可是农民——农民怎么个死法？”这非同寻常的人生还在抗拒那非同寻常的死亡——直到十一月七日，死亡才降临到这不朽之人的身上，围着一圈白色火焰般的头颅，沉进一堆枕头之中，眼睛里光芒熄灭。这双眼睛比所有人的眼睛观察世界都更加熟知实情。这位焦躁不耐的寻觅者到现在才终于知道了一切人生的真理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