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描述
认识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致卢萨诺夫信[36]，1903年
这道投向世界的目光严酷无情，投向自己也严酷无情。托尔斯泰的天性容不得不清不楚，模模糊糊，阴影笼罩，无论是在尘世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如此：所以他作为艺术家观看一棵树的线条或者一只受惊跃起的狗的激烈颤抖的动作，都习惯于极为精确地看到它们最仔细的轮廓，也容不得自己是不清不楚混杂一起的东西。因此从最早的时间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不断以原始的研究欲望对待他自己。十九岁的他在日记本里写道：“我要彻头彻尾地认识我自己。”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狂热分子只可能是一个激情强烈的自传作家。
但是描述自我不同于描述客观世界，绝不可能在艺术品中描述一次便大功告成。自我通过图解，从来也不可能完全分裂开来，因为自我经常在变，不可能观察一次就算了事。所以伟大的自画像的作者一辈子都在重复绘制他们自己的肖像。无论是丢勒[37]、伦勃朗，还是提香[38]，他们大家都照着镜子，开始绘制他们最早的青年时代的作品，一直到抬不起手来才放弃，因为他们自己肉体上恒久不变的和变动不已的东西都刺激他们。同样，伟大的客观现实的描绘者托尔斯泰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自我描述。他刚刻画完他自己最终的形象，像他自己所述，不论是作为聂赫留道夫[39]、萨里京[40]，还是皮埃尔[41]或是列文[42]，他在完稿的作品里已经认不出他自己的面貌；为了制作新的形象，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就像艺术家托尔斯泰这样不知疲倦地追逐他心灵的影子，他的自我也不知疲倦地继续奔逃于心灵的逃窜之中，永远重新处于无法完成的放弃状态，这位意志坚强的巨人便一再重新感到深受诱惑，去克服这种放弃状态。这样一来，在这六十年里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某个人物身上包含着托尔斯泰自己的轮廓，没有一部作品，单独包含着此人的广度；只有他的全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和书信的整体才完成了他的自我描述，从而完成了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人遗留下来的最为多姿多彩、最为密切关注、最为持续不断的个人肖像。
因为这位不会胡编乱造的作家，永远只会重述他亲身经历过的、亲自感觉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把他自己，把这活生生的人，正在感觉的人逐出他的视野。他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被迫地、往往违心地，远离他的清醒意志，进行探索，仔细观察，进行解释，对他自己的生活严加“守卫”，直到精疲力竭的程度。所以他的撰写自传的强烈激情一刻也未停歇，就像他胸中心脏的搏动，他额头思想的活动：写作对他而言，永远只是评判自己，报导自己。因此没有一种自我描述的形式托尔斯泰没有采用过，像回忆录这样纯粹机械的事实审核，教育学的、道德的检查，道德的控告，心灵的忏悔，这就是说，自我描述作为自我抑制、自我激励，自传变成一种审美的行动和宗教的行动——不说了，把他所有的自我描述的形式和主题逐一加以叙述，是说也说不完的。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对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的认识，并不少于他八十岁时对他的了解，我们对他青年时代的种种激情，他婚姻的悲剧，他最私密的思想连同他最平淡乏味的行动，都像档案管理员似的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就是在这里，托尔斯泰也完全和那个“紧闭双唇”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要求“门窗洞开”地生活。我们了解他的每个手势，每一步路，详细了解他八十年里每一个最粗浅潦草最无关紧要的插曲，就像我们熟悉不计其数的复制品里他身体的画像，托尔斯泰在制鞋，在与农民谈话，在骑马，在犁地，坐在书桌旁，在打草地网球，和妻子在一起，和朋友、和孙女在一起，甚至在睡觉和死亡之时。这种如此无与伦比形神俱佳的描述和自成文献，仿佛又得到他身边所有的人，他妻子和女儿、秘书们和记者们，以及偶尔来访的客人们所写的不计其数的回忆录和笔记、札记的旁证：我深信，把写成托尔斯泰回忆文章的纸张还原成树木，完全可以再造一片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森林。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有意识地这样坦率地生活过，也很少有诗人比他更向人们敞开心扉。自从歌德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以内在和外在的观察做出如此毫无保留的证明。
托尔斯泰的这种自我观察的渴望和他的意识一样追溯很远。这种渴望早在那到处乱爬乱走的粉红色的儿童肉体之时就已开始，远比会说话还早。直到八十三岁躺在灵床之上才算终止，这时，想说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从起先沉默到最后沉默的这一巨大的空间里面，没有一刻不在说话，不在写作。十九岁时，还没有离开学校，这位大学生便买了一本日记本，立刻就在开头几页写道：“我从来没有记过日记，因为我还没有看出记日记的用处。可是现在，我忙着增长我的能力，我就可以根据日记，追随我发展的过程；日记应该包含人生的规则，在日记里也必须把我未来的行动预做规定。”完全像商人似的，他先开了一个他职责的账户，确定了借方和贷方，记下多少打算，支付多少款项。关于他个人带来的资本，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心里完全有数。他在第一次自我盘点时就查明，他是一个“特别的人”，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同时已经无情地确定，为了迫使他那倾向于懒散怠惰、变化无常、好色淫荡的天性，他必须付出多么巨大的意志力，这辈子才真能做出符合道德的成就。为了不致浪费他的一点一滴的力气，他就创造了一种检查每天成绩的装置：于是日记本起先用做兴奋剂，为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透自己，并且——人们必须永远重复托尔斯泰的话——“守卫自己的生活”。这个男孩便以严酷无情毫不留情的态度，譬如说，扼要地记下一天的经过：“从12点到2点和比济谢夫在一起，谈话过于坦率，虚荣心作祟，自我欺骗。从2点到4点做体操：不够顽强，缺乏耐心。从4点到6点吃午饭，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在家里没写什么：懒惰。我没能下定决心，是否应该驱车到沃尔孔斯耶去；在那里说话不多：胆怯所致。举止也很糟糕：胆怯、虚荣、太欠考虑、软弱、懒惰。”这只男孩的手这么早就这么毫无顾忌地使劲卡住他的脖子。这个对他脖子的钢铁般的一握，六十年始终没有松开；就像在十九岁时那样，八十二岁的托尔斯泰也还为自己准备了一条鞭子，在他老年的日记本里，当他那疲惫的肉体不能完全遵从他意志的斯巴达式的纪律时，他也给自己加上“胆怯、恶劣、怠惰”等骂人的字眼。
就像托尔斯泰身上的那个早熟的道学先生一样，他身上的艺术家也同样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肖像。才二十三岁，他就开始撰写一部三卷的自传——这在世界文学上是独一无二的事例！镜中的影像乃是托尔斯泰的第一道目光。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对于现实世界还毫无经历。他已经把他唯一的生平经历，他自己的童年，作为描述的对象。就像十二岁的丢勒，拿起银制的笔尖，把他像女孩的脸一样狭窄的，还没有经历世事，因而皱纹全无的孩子般的脸庞，画到一张偶然取来的纸上，当年还只长着绒毛、没长胡子的炮兵少尉托尔斯泰分配到高加索的一个要塞，出于游戏的好奇心理，试图叙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为谁而写，这点他在当时还没有想过，想得最少的是文学、报纸和舆论。他本能地服从于一种通过描述达到自我净化的强烈欲望，这种朦胧的冲动没有任何目的，任何企图，更没有“为道德的要求所照亮”——就像他日后所要求的那样。这个驻扎在高加索的小军官由于好奇心切和百无聊赖，把他故乡和童年的图画像水彩画卷似的描摹在纸上；他对日后在托尔斯泰身上爆发出来的救世军的姿态，对“忏悔”和“使人从善”的意志还一无所知，他还在努力把“他青年时代的恶劣罪行”张贴出来，借以自儆——不，不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只是出于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天真的游戏冲动，他所经历过的仅仅只是“他如何从一个小孩顺利地长大”，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描写他的这一点点生活，他得到的最初印象，父亲，母亲，亲戚们，教师们，各种人，动物和大自然。这种无忧无虑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和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有意识地进行的深不可测的分析，真有天渊之别。作家托尔斯泰为了他地位的缘故，感到有责任在世人面前是个忏悔者，在艺术家面前是个艺术家，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在自己面前是他自己谦卑的范例；在自传里叙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向往着家庭的温暖环境，向往着业已消失的人们的亲切好意。等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部无意写成的自传使他一举成名，列夫·托尔斯泰便立即停止撰写这部自传的续集《成年时期》；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永远找不回那无名之辈的语气，这位成熟的大师再也没有成功地画出过一幅如此纯净的自画像。半个世纪之后——在托尔斯泰身上，所有的数目字就像俄罗斯的大地一样辽阔，直到这个少年游戏似的产生的进行一次完全系统的自我描述的念头又打动了这位艺术家。可是他的一切都已转向宗教，这项任务也随之转变；托尔斯泰所有的思想都已转向人类，他的人生的肖像也只向着整个人类，以便人类在他“心灵的内衣”上把自己擦洗干净。托尔斯泰对这新的自我描述发表这样纲领性的意见：“每个人尽可能真实地描写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具有重大的价值，也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很大的益处。”这位八十老翁为这决定性的自我辩护不厌其烦地做着一切准备；可是刚一动笔，他就停止写作，尽管他还一直认为“这样一种完全忠于现实的自传比所有的艺术性的胡言乱语更有益处……这些胡言乱语足足填满了十二卷我的作品，今天的世人赋予它们一种完全不配获得的意义”。因为他对于真实的标准随着他对自己生活的认识，逐年增长，他已经认识到一切真实的意义模糊，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形式。二十三岁的青年像穿着溜冰鞋在一平如镜的平面上无忧无虑地飞速滑过的地方，日后这个变得身负重责、深知世事的真理追寻者却丧失勇气，望而生畏。他担心“每个讲述自己的故事里，不可避免地会掺和进缺陷不足，欺诈不实”。他担心“这种自传，虽说并非直接撒谎，可是通过安装错误的灯光，通过有意识地把光亮投向善行，遮掩其中的恶行，这种自传也会变成谎言”。他公开承认：“可是等我决定，写下赤裸裸的真实情况，绝不掩饰我人生中干的坏事，我在这样一种自传必然产生的效果面前大吃一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抱怨这一损失，因为从他那时写的文章，譬如《忏悔》，我们就确切地知道，他那宗教危机发生以后，对于托尔斯泰的求真需求而言，每个自我描述的愿望永远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狂热的鞭笞派[43]的自我鞭笞的乐趣，每一种自白，都会变成一种痉挛状的自我辱骂。最后几年的托尔斯泰早已不再愿意描述自己，只想在众人面前自我羞辱，只想说出一些“他羞于向自己承认的事情”。那么这样一来，这最终的自我描述尽是暴力谴责他自己所谓的“卑劣行为”和罪孽，也许会变成对真实情况的扭曲。再说，我们也完全可以不要这种自传，因为我们本来就拥有另外一部托尔斯泰的自传，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包含他的整个生平、包括整个时代的自传，存在于他作品、书信和日记的整体之中，除了歌德以外，也许这是一个诗人提供的关于他自己的最完整的自传。《哥萨克》中的小小贵族少尉奥利宁逃出莫斯科的忧伤抑郁和无所作为，遁入他的职业和大自然之中，想在那里找到自我，他制服上的每一根纤维，脸上的每一道皱折，都和那位年轻的炮兵上尉托尔斯泰一模一样；《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位耽于沉思、行动迟钝的皮埃尔·别苏却夫和他日后的兄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位探求上帝、热切地想要追寻生活意义的乡下贵族列文，一直到肉体都可以清晰看出是危机爆发之前托尔斯泰的本人。谁也不会在《谢尔盖神父》的神职人员的衣服下面，看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争取圣洁的生活而进行的搏斗，在《魔鬼》中看不出日趋年老的托尔斯泰对一种肉欲的冒险所进行的反抗，在涅赫留道夫公爵身上，看不出他性格隐藏很深的他渴望的人物，理想的托尔斯泰，这是他人物中最奇特的一个，这个人物贯穿了他全部的作品，他把自己所有的目的和道德崇高的行为全都加在这位公爵身上。至于《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那位萨里京披着那么单薄的一袭伪装，在他家庭悲剧的每个场景里都把托尔斯泰暴露无遗，直到今天演员还总一直采用他的面具。像托尔斯泰这样辽阔的天性正好需要把它分布在一大批人物身上；正如歌德的诗，托尔斯泰的散文也是一篇宏伟壮阔的自白，贯穿他整个一生，连续不断，一个图像接一个图像，互相补充。在这五彩缤纷的心灵世界里，没有一个空白的未经研究的地方，没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地区[44]；所有社会的、家庭的，所有道德上的、文学上的、世俗的、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得到阐述；自从歌德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尘世的诗人如此数目齐全、如此仔细详尽地起到精神—道德的功能。正因为托尔斯泰在这似乎超人的人性之中完全像歌德一样描述了正常的、健康的人，成为这个类型完美的标本，那永恒的我和包罗万象的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又一次像在歌德那里——他的自传是日趋完美的一生的圆满成功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