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描述

我曾经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要叫我说，我实在难以启齿。

司汤达令人惊讶的自我描述的高超技巧并非得自其他名师，完全得自他自己。司汤达有一次这样说：“为了认识一个人，只消研究你自己就够了；为了认识人们，需要和他们来往。”接着他立刻补充道，他只是从书本来认识人们的，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他自己身上进行的。司汤达的心理学总是从他自己出发。永远只是回过头来瞄准他自己。但是在这条围绕一个个人的路上，人性的整个心灵的广度都包括在内。

自我描述的第一个学习过程，司汤达是在他的童年经历的。他充满激情地深爱他的母亲，可是母亲早逝，他感到遭到遗弃，看到周围尽是敌视的和陌生的人们。他必须掩饰和隐藏自己的灵魂，不让人看见，很早就用不断假装，学会了撒谎这个“奴隶的艺术”。他利用闹别扭发脾气的时间躲在角落里，窥察他的父亲、姑妈、老师，一切折磨他管他的人，仇恨使他的目光变得愠怒而犀利；在他进行世俗的实际的学习之前，他通过迫不得已的自卫，通过被人误解的压力，精通了心理学。

这位经过这样危险的初学阶段的人，他的第二教程持续的时间更长，其实贯穿他的终生：那就是爱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级学府。我们早已知道——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忧伤的事实——司汤达作为一个情郎并非英雄，并非征服者，尤其不是唐璜。他自己却经常乐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唐璜。梅里美[93]告诉我们，司汤达只喜欢让人看见自己处于钟情状态，可惜几乎总是处于不幸的钟情状态。“通常我的态度总是一个不幸的情人的态度”——他不得不承认，他在恋爱之中总是不幸，甚至承认，“在拿破仑大军之中，只有少数军官像他一样，拥有这么少女人”。他那宽肩肥硕的父亲和他那热血奔流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却是一个极为旺盛的性欲——“火样的气质”，可是尽管他的气质迫不及待地检验每一个女人，看这女人对他是否“适合”，司汤达一生在爱情上都始终是个愁容骑士。在家里，在办公桌旁，远离炮火的射程，这位典型的事先享受一切的人，出色地实施他那爱情的战略。“离她很远，他胆大包天，发誓什么都敢干。”他在日记本里都计划周密地一直写到最后时刻，他将在什么时候拿下他此刻的女神，“两天之内我会把她弄到手”[94]，可是一到他女神的身边，这位一心想当卡萨诺瓦的人顿时变成羞怯腼腆的文科中学生；第一次冲锋，照例（他自己也承认）以男子在已经顺从的女人面前暗自丢脸告终。在他需要大献殷勤的时候，他变得“胆怯而愚蠢”，应该柔情绵绵的时候，他却变得玩世不恭；在需要发起进攻的时候，他变得多愁善感，简而言之，他计算再三，拘束得很，耽误了错过了最佳机会，又出于尴尬，出于害怕，表现得多愁善感，傻气十足，这位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者“在轻骑兵的大氅之下”掩饰了他的柔情蜜意，轻骑兵的大氅粗暴生硬，哥萨克的话语露骨直率。因此他在女人身上连连“失利”，这是他秘密的、最后被朋友们泄露出来的他一生的绝望。司汤达一生最最渴望的莫过于明显地取得爱情胜利，“爱情对我而言永远是所有事件中最伟大的事件，或者不如说是唯一的事件”。他对任何人，无论是对哲学家，还是对诗人，甚至对拿破仑，他都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真正的敬意，像对他的戛尼翁舅舅或者对他的表哥玛尔基阿·达吕那样，他们两人都拥有无数的女人，而没有使用任何精神的或者心理学的绝招——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这么成功，因为司汤达渐渐地取得这样的认识，阻止人们在女人那里取得积极成功的，就是人们过于受到感情的约束；“只要人们在女人身上花的劲不比打赢一盘台球使的劲更大，就能在女人那里得到成功”，最后他这样说服自己。“我实在过于敏感，无法拥有色鬼的天才”；他对任何问题也没有更持久更专注地思考过。恰好多亏他对情爱这样神经质的、疑虑重重的自我解剖，他才能够（我们和他一起）洞悉他感觉的最精致的纤维组织。他自己这样谈论：没有任何东西像恋爱的失败、征服女人数量之少（他征服的次数总共只有六七次），这样教育他去懂得心理学。倘若他和别人一样，在恋爱上鸿运高照，他永远也不会被迫这样执着地去探究女人的心理，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最精致、最娇嫩的气息：司汤达在女人身上学会审查他自己的灵魂，也是在这里他遭到排挤，使这个观察员变成行家。

这种系统的自我观察之所以可以使司汤达极不寻常地早早进行自我描述，还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奇怪的原因：司汤达记性不好，——或者不如说，他有一个任性的执拗的记忆力，反正是个不可靠的记忆力，所以他始终把铅笔握在手里，不断地记录、记录：写在读物边缘的空白处，写在散放的纸上，写在信里，尤其是写在日记里。他害怕忘记了重要的生活经历，从而打断了他人生的持续性（人生是他唯一的艺术品，他按照计划，持续不断地写着这部艺术品）。这个恐惧令他总是立即用文字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动、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固定下来。他写了一封信给库里阿尔伯爵夫人，一封震撼人心、被啜泣撕得粉碎的情书，用一名记录员生硬的实事求是的风格记下他们的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日期；他记下什么时候，几点钟，他终于战胜了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鲁阿。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印象，他是握笔在手才开始思考。多亏这种病态的记录狂[95]，我们才最终得到了六七十卷表现在一切想得到的诗文、书信和逸闻文字中的自我描述（直到今日，发表的文字还不及一半）。不是一种虚荣的或者裸露癖的自白欲，而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恐惧，唯恐让那永远难以重获的司汤达这一物体在他那并不密封的记忆力当中渗漏出去一滴，才使司汤达的传记给我们保存得这样完美。

司汤达对他记忆力的这一特点也像属于他的一切东西一样，都用一种洞察一切者的清晰明了进行了分析。首先他确定，他的记忆能力是非常自我中心主义的。“我对我不感兴趣的东西绝对缺乏记性”。因此他对一切与心灵无关的东西都记得很少，没有数字，没有日期，没有事实，没有地点；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他都全然忘记其一切细节；谈到女人们或者朋友们，甚至拜伦[96]和罗西尼[97]，他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遇见他们的；但是他并不否认这个缺点，而是毫不迟疑地承认：“我只要求有关我的感情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有有关他感情的一切，司汤达保证客观真实；他在他的一部作品里坚决“抗议”，“他从来也不敢声称，描绘了事物的现状，他仅仅只是描绘了事物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我不敢说描绘了事物的本身，我只是描绘事物对于我产生的印象”。所以任何东西也没法更清楚地证明，对司汤达而言，事件本身根本就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事件在他心灵的波动中发生作用，这才存在：那么当然这种绝对片面的感情记忆力只有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犀利才能使用，他毫无把握到底有没有和拿破仑谈过话，他不知道他是否的的确确曾经跨越过宏大的圣·伯纳德山隘，还是说他只记得一幅铜版画，同一个司汤达却像钻石一样清澈剔透地记得一个女人一掠而过的手势，一个轻轻的声调和一个动作，只要他从内心被这个女人激动。只要感情没有参与的地方，便有一动不动的昏黑的迷雾般的层层记忆堆在那里，往往达几十年之久——更奇怪的是，要是感情发生得过于狂烈，那么在司汤达身上，记忆力也遭到破坏。好几百次，恰好在他人生最紧张的瞬间（在描写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旅行到巴黎去时，和第一次缠绵的爱情之夜），他一再重复确认：“我对此已记不起来了，感情过于猛烈。”在限制得这样狭窄的这些感情范围之外，司汤达的记忆（他的艺术家气质也是如此），从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只记得这是人的画像。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记得”；在司汤达身上，只有强调心灵的东西才不至于被遗忘。因此，这位绝对坚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的自传里，绝不是一位世界大事的见证人；因为他根本不会往回“思考”，他只能往回“感觉”。通过他灵魂的反射这条弯路——所以说并非直接的，他复制了事实发展的过程——“他发明了自己的人生”：他从感觉的回忆中不是找到了事实，而是发明出、杜撰出事实。就像他的自传有一些长篇小说似的东西，他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自我描述的东西；千万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他自己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的描述，就像歌德在《诗与真》中所做的那样。就是作为一个自传作家，司汤达也必然是一个断片作者、印象主义者。事实果然如此，他只是用松散的、偶然的笔触和记录开始在那本“流水账”里，在他那本写了几十年的日记本里，描绘他自己的肖像，这本流水账不言而喻只是用来供他自己使用的。只是首先记录，只是趁热抓住那些小小的激动，趁它们还在手里不安地搏动，就像一只逮住的小鸟的心脏！千万别让它们扑腾着跑掉，把一切都逮到，都抓住，不能托付给记忆力这一不停流淌的河流，它在流动中把一切全都改变了位置，不知冲向何方！不必羞于把无关紧要的东西，仅仅是感觉的儿童玩具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口大箱子里：谁知道，说不定成年之后恰好最喜欢俯身去看看自己业已消逝的心灵的这些稀奇古怪、平庸乏味的东西。因此是一种天才的本能让这个少年把这些感情的微小的闪电似的图像，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予以保存；等他日后成熟起来，成为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就会充满感激之情，十分内行地把它们安排在他青年时代历史的宏伟画幅之中，那部他自己称之为《亨利·布吕拉》的自传之中，向他的童年投上这一奇妙的浪漫主义的晚年一瞥。

因为很久之后，司汤达才像构建他的长篇小说那样，在有意识的自传性的作品中建造他青年时代的精神建筑。在罗马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事渐高的男子在回顾他的一生。再过几个月，他就年满半百：青春已逝，一切终于全都消逝，青春、女人、爱情。现在该是提出“我是谁？我曾经是谁？”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探究自己的心，使之变得更有准备，搏动得更加强劲、神采焕发，进行冒险的时间已经一去不返：此时此刻已在要求得出结论，进行回顾。晚上，司汤达刚从公使的社交集会上百无聊赖地回来（百无聊赖，因为他已征服不到任何女人，倦于进行一切轻浮的交谈），他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一生写下来！要是我在两三年内能把这事完成，我也许终归会知道我曾经如何：欢快的还是忧郁的，聪明人还是大傻瓜，勇士还是懦夫，尤其是，幸福还是不幸。”

一个轻松的意图，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司汤达打算在这本《亨利·布吕拉》中（此书他用密码写成，为了让可能会有的好奇之徒认不出此书的来由），“尽写真话”；但是他知道尽写真话，只对自己保持真实是多么艰难！在往事影影绰绰的迷宫里如何辨明方向，熟悉道路，在鬼火和灯火之间加以区分，如何摆脱在道路的每个拐弯之处，经过化妆等待着你纠缠不休的种种谎话，这是多么艰难！司汤达这个心理学家在这里——第一次，也许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方法，不被过于使人愉悦的伪造回忆所欺骗，那就是飞快地信笔疾书，绝不再读一遍，也不再回想一次，“我定下了这一原则，绝不使自己受到约束，也绝不加以拭抹”。就这样干脆把羞耻和顾虑一扫而光；趁自我的法官、风习检察官在内心觉醒之前，就出乎意料带着自己的忏悔突然出现。不是精心描摹，而是像瞬间抓拍的摄影师！总是抓住感情典型活动的原始波动，不让它摆出一个人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司汤达写作他自己的回忆录运笔如飞，一气呵成，的确如此，从来也不再读一遍写完的篇页，完全不对风格加以修饰，不顾上下文语气是否连贯一致，也不看是否条理清楚，外观如何，就仿佛这些篇页只是一封致朋友的私人信件：“我写这些东西毫不撒谎，我有所期待，绝不抱幻想，怀有欣喜，就像致朋友的一封信。”这句话里每个字都很重要：司汤达在作自我描述，“像他所希望的”，真实可信，“不抱任何幻想”“怀有欣喜”“仿佛一封私人信件”，而这“就是为了不像让-雅克·卢梭那样精巧优美地撒谎”。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之故，牺牲掉他回忆录的优美，为了心理学而牺牲掉艺术。

事实上，单从艺术性而言，无论是《亨利·布吕拉》还是其续篇《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录》，都是不甚可靠的艺术成果：两者成文都过于匆忙，过于草率，了无计划。司汤达认为值得回忆的事情刚一到手，他就闪电般飞快地扔到书里，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放在那个位置是否合适。就像在他的笔记本里，无比高雅的东西和极端肤浅的东西，不合情理的一般事情和最为私密的个人履历全都并排挨在一起。但是恰好是这种无拘无束的态度，这种撸起袖子来自我叙述，泄露了各式各样的真诚坦率，其中每一种坦诚都比整整一大卷书含有更多的内心世界的文献资料。那种十分重大的自白，像那臭名昭著的关于他对母亲所怀有的危险的爱慕，对父亲所怀的凶残致命的仇恨，这样一些自白搁在别人身上，只要有一位检察官有时间进行监视，立刻就会胆怯地爬进下意识的角落里去，不敢冒头：这些极端私密的东西——我们没法对此有别的说法——在故意勉强装出来的道德上的粗心大意的瞬间给滑了过去。只有通过这种天才的心理学家的制度，司汤达从来不让他的感觉有时间把自己修饰得“美丽”或者“符合道德”，他才把它们真正抓个正着，抓到它们最痒的地方，而其他人，那些更加迟钝、更加缓慢的人看见了大呼小叫，猝然跳开：这些被人当场抓获的罪过和怪异，突然赤裸裸地、完全一丝不挂、寡廉鲜耻地站在平展的纸上，正第一次直眉竖眼地直瞪着人的眼睛。什么样奇妙的悲惨而又狂野的惊恐，什么样妖魔般无比强劲的愤怒的感情从一个幼小的儿童心灵里喷发出来！当小亨利深恶痛绝的塞拉斐姑妈死去时（姑妈是“两个放出来折磨我的魔鬼之一”——另一个魔鬼便是他父亲），这满腔怨愤、孤苦伶仃的孩子跪倒在地，感谢上帝。这样的场面谁能忘怀。紧挨着这个场景（在司汤达笔下，感情描写交叉重叠，五花八门，犹如迷宫）便是那个小小的评注：即使这个魔鬼有一次刺激这个孩子情欲的早熟片刻之久（这个场景得到仔细描写）。人们在司汤达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感觉到，人有着多少层次，互相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东西如何在神经最最细小的末梢互相接触，少不更事的儿童心灵便已经包含了卑鄙的和崇高的念头，残暴和柔弱，薄薄的一层层，一页摞一页，折好了放在那里；恰好是这些纯粹是偶然的、漫不经心的发现才真正开始了自传中的分析学。

因为恰好是这种尝试对形式和结构、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评的草率和冷漠，恰好是这种尝试绝妙的私人性和自我享受的特性，使《亨利·布吕拉》成为一部难以忘怀的心灵文献。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司汤达毕竟还想做艺术家；在这里他可只是一个人，一个个人，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他的自画像拥有难以描写的未完成作品的魅力和即兴写作的自发的真实性；人们从他的作品和他的自传里，永远认识不完司汤达。人们不断地重新受到吸引，来参透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谜语，在认识他时来理解他，在理解他时来认识他。所以他那色彩朦胧、既冷又热、为神经和精神弄得颤抖不已的心灵，至今还激情洋溢地发挥作用，继续栩栩如生。在他描述自我之际，他把好奇之欲和窥视心灵的艺术也描述进新的一代人中，并且教会我们大家自我盘问和自我窥视的光彩夺目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