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基督徒

我的上帝啊，只是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么艰难——像在被深埋的竖井里生活的人们深知永远走不出去，没人会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在那里。这样生活，多么艰难。但是，他们不得不，不得不这样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一种生活才是生活。帮帮我吧，主啊！

——日记，1900年11月

“请恩赐给我一个信仰，主啊”，托尔斯泰绝望地向他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承认的上帝大声呼号。但是这个上帝对于那些过于狂暴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们，并不理睬。因为托尔斯泰把他最大的恶习，他那激烈的焦躁不耐也带进了他的信仰。他不满足于要求有个信仰，而是必须马上就获得这个信仰，一夜之间就得到它，就像获得一把称心如意的利斧，可以把他怀疑的整片灌木丛都砍伐干净，因为这位贵族老爷习惯于一呼百应，让仆人们围着他转，也受到耳聪目明的感官的娇纵，一眨眼的工夫就让他获得世上的任何科学。这位不能自控、任性而又脾气乖张的人，不愿意耐着性子等待。他不愿意等待，不愿像僧侣似的沉湎于坚持不懈地静待上界的天光渐渐泄露出来——不，在这昏沉的灵魂里面，必须立刻就像白昼一样光明。他那火暴性子的精神想要一步登天，一举越过所有的障碍，冲向“人生的意义”——“了解上帝”，“想到上帝”，就像他胆敢说的那样，简直有些亵渎上帝。他希望灵敏而仓促地学会信念，变成基督徒，学会谦卑，就像他满头白发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六个月内，充其量在一年之中，突然迅速变成教育学家、神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可是倘若一个人身上一粒宗教信仰的种子也没有，又怎么可能这样突然地在哪儿找到一种信仰？倘若一个人五十年来只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原始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用不留情面的观察者的眼睛在评判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觉得自己重要，至关紧要，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富有同情心，善良而又谦卑，像个温柔的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怎么一举手就把这种铁石般坚硬的意志扭转成温驯的人性的爱，在什么地方学习，学会信仰，学会自我消失于一种更崇高的超乎宇宙的力量？托尔斯泰对自己说，不言而喻，自然是向那些已经拥有信仰，或者至少声称拥有信仰的人学习。向东正教教会这个母亲学习。于是这位焦躁不耐的人毫不迟疑，立即跪倒在东正教的圣像前面：禁食斋戒，到各个修道院去朝圣，和主教们和教区的神父们讨论，翻遍了福音书。足足三年之久，他努力严守教规，笃信教义：可是教堂的空气只把空洞的香烟和寒冷吹进他那业已冻僵的灵魂，不久他大失所望，在他自己和正统教会的教义之间永远关上房门。他认识到，不，教会并不拥有真心的信仰，或者，不仅如此：教会甚至让生命之水白白流失，大量浪费，予以篡改。于是托尔斯泰继续寻觅：也许哲学家们，这些思想的导师，对于这种阴森可怕的“人生的意义”知道得更多。于是托尔斯泰便开始狂暴地、发疯似的把各个时代所有哲学家的著作乱七八糟地瞎读一气（读得太快，根本无法消化，无法理解）。先读叔本华，每个灵魂忧郁者永恒的陪伴者，然后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穆罕默德、孔子和老子、神秘主义者、斯多噶派、怀疑派和尼采。不久他就把这些书合上不读了，便是这些哲学家在世界观上也没有其他的手段，只有和他相同的手段，那极度犀利、观察起来令人痛苦的理智，便是他们也只是焦躁不耐地扑向上帝，而不是安安静静地寓于上帝之中的人。他们为精神创造各种体系，但是并没有为一个骚动不宁的灵魂创造和平，他们给人以知识，但没有给人以安慰。

就像一个备受折磨的病人，科学对他已经无效，只好带着他的病痛去找草头医生和乡村郎中，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最有智慧的人在他五十岁时也走到农民当中去，走到“人民”中去，向这些无知无识的人去学习真正的信仰。是的，这些无知无识的人，没有被文章弄得糊里糊涂，这些可怜的备受折磨的人，成天没有怨言干着繁重的工作，当死神在他们当中出现时，他们像牲口似的默默地躺在一个角落，毫不怀疑，因为他们从不思想，神圣的天真纯朴[46]，他们想必拥有什么秘诀，否则不可能这样驯从温顺，毫不愤慨地俯首帖耳，听天由命。他们在迟钝中想必知道一些智慧和犀利的精神所不知的东西，多亏这些东西，这些在理智上远远落后的人们，在心灵上远远超前于我们。“我们如何生活，是错误的，他们如何生活，是正确的。”——因此上帝明显地从他们的富有耐心的生活中升起，而精神，出于他那“懒散的、充满肉欲的贪欲”，则从心灵的真正的光明源泉之中离去。倘若这些可怜的人没有拥有一种安慰，内心没有一种具有魔力的药草，他们绝不可能这样心情开朗地忍受如此可怜的生活——他们想必隐藏着某种信仰，于是这位难以自控的人，迫不及待地要从这些人那里学会这一秘诀。托尔斯泰自己说服自己，从这些人那里，只有从他们那里，从这些“上帝的民众”那里，可以认识“真正的生活”，认识伟大的忍耐，适应这艰苦的生活和更加艰苦的死亡。

那就赶快接近他们，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把上帝的秘诀从他们那里偷听得来！赶快脱掉贵族的外套，穿上农民的衣衫，把美味佳肴和多余的书籍从桌上搬走：从此之后只用纯洁的蔬菜和牲畜柔和的乳汁来养活自己的身体，只有谦卑和沉闷来滋养那浮士德式紧张工作的精神。于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主人，还不仅于此：千百万人精神上的主人，在他五十岁时亲自扶犁，在他宽阔的熊一样的背上，从水井旁背来水桶，排在他的农民当中，不知疲倦地，凭着一股韧劲，玩命地收割麦子。那只写出《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的手，把浸过柏油的麻绳用锥子穿过自己切割的鞋底，把垃圾扫出房间，亲手缝制自己的衣裳。赶快接近、赶快紧挨着这些“兄弟们”。列夫·托尔斯泰就这样希望凭着他的意志一念之间，变成“人民”，从而变成“上帝的基督徒”。他降尊纡贵，到村子里去，到那些一半还是农奴的人们中间（在他走近时，大家窘迫地举手脱帽），他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他们穿着笨重的鞋子，笨拙地走过光可鉴人的木头地板，就像走过玻璃，发现地主，这位仁慈的老爷，对他们并未怀有恶意，并不像他们所害怕的，要又一次提高田赋和佃租，而是——真叫奇怪：他们尴尬地摇头不止——恰好要和他们讨论上帝，一个劲地讨论上帝，他们这才松了口气。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这些善良的农民回忆起，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干过一回，伯爵老爷那时是要改革学校，有一年之久，他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后来他就感到这事无聊了）。那么他现在又要什么呢？农民们满怀疑虑地听他说话，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这位乔装打扮的虚无主义者挤到“人民”身边，活像一个密探，想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他远征上帝时所必需的战略。

但是这些狂暴的侦查只对艺术和艺术家有用——多亏这些乡间的农村叙述者们，托尔斯泰写出了他最为优美的传说，通过这些纯朴的形象、逼真的农民语言，他的语言变得感情丰富，生气盎然——可是质朴的秘诀他并没有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托尔斯泰这充满激情的危机爆发之前，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时，就极有远见地谈到托尔斯泰的镜中影像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尽管和人民共同生活，爱多久都行，可是永远无法和人民融为一体：不论他们的自负和意志力多么任性乖张，都不足以抓住深入民间的愿望，并把它赋诸实行。”这位天才的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这发心理学的平射炮弹正好命中了托尔斯泰的意志转变的中心，揭露了这个暴力的行动，不是天生的血肉相连的爱情，而是托尔斯泰出于内心痛苦而和人民开始缔结的兄弟情谊。因为，尽管他的意志行为做起来如此迟钝，乡巴佬似的，这位过分强调理智的托尔斯泰，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他那广阔的、包容宇宙的人生阐释，把一个狭隘的农民的灵魂移植到自己身上，一个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强迫自己去迁就一种混乱不堪的盲目信念。突然之间像魏尔伦[47]似的在修道院的小室里扑倒在地进行祷告，那是不够的——“我的上帝，请赐给我单纯质朴”，谦卑的银色嫩枝已在胸中开花。你永远首先得“是”和“成为”你所信奉的东西：无论是通过同情的奥秘和民众建立联系，还是通过极端虔诚的笃信宗教使良心得到抚慰，在人的灵魂里都无法像电力接触似的一下子就接通。什么穿上农民的外衣，喝格瓦斯[48]，在地里割麦，所有这些与农民取得一致的外表上的形式，简直像游戏一样轻易地就能办到，甚至可以游戏般实现双重意义——但是人的精神永远无法变得迟钝，一个人清醒的头脑无法像煤气灯的火焰似的，随意旋转开关使之熄灭。每个人精神的亮度和警觉自有他天生的不可更改的尺度；这是控制他意志的力量，因此超然于我们意志之外，它越是感到它警惕亮光的独立自主责任受到威胁，它的火焰就越加凶猛、越加骚动不宁地直往上蹿。因为一个人通过笃信神鬼的游戏很难在他天生的认识能力之上提高一步到达更高的认识，同样一个突然的意志行动表现出来的理性也很难哪怕仅仅后退一步回到天真质朴的状况之中。

托尔斯泰这位洞悉一切、目光远大的人物，自己不久也会认识到，不可能把他复杂的精神弄到满不在乎的天真单纯的境地，即使凭着像他这样异常强劲的意志，也不可能办到。不是别人，恰好是他自己（当然是在日后）曾经说过这样精彩的一句话：“用暴力来对付精神就像捕捉阳光一样：不论你想怎样盖住它，它总会冒出来。”时间一长，他无法自我欺骗，他那粗暴生硬、喜欢争吵、刚愎自用的老爷思考力不可能一味地迟钝谦卑；农民也从来没有真的把他当做他们当中的一个，就因为他穿了他们的衣服，表面上也分得了他们的习惯，外面世界也只把他的这一行动理解为一种伪装。恰好是他最亲的亲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奶奶、他真正的朋友们（并非职业上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怀疑地闷闷不乐地看着“这位俄罗斯民族伟大的作家”这样痉挛似的粗暴地想要降到一种有违他天性的没有文化修养的范围里去（屠格涅夫在临终时还呼唤他回归艺术）。他自己的太太，他内心搏斗的可悲的牺牲品，当时对他说了一句最有说服力的话：“从前你说，你心里不得安宁，因为你没有信仰。现在你说，你有信仰了，为什么还不高兴？”——一个非常简单的无法反驳的论据，因为在托尔斯泰身上，在他皈依了民众的上帝之后，没有什么东西暗示，他在他的这个信仰里找到了灵魂的泰然自若；相反，我们总有这种感觉，他只要一谈起他的学说，总要大声吼叫表示确有把握，以拯救他的确并无把握。恰好在托尔斯泰的信仰发生转变的那个时候，他的一切文件和话语都有一种叫人厌恶的吼叫的语调，有些故意夸耀、使用暴力、喜欢争吵、宗教狂热的东西。他的基督教的信仰鼓吹起来，犹如号角，他的谦卑施展起来犹如孔雀开屏。谁若耳朵更尖一些，恰好在他这种过分夸张的自我贬抑之中，感觉到一点旧日托尔斯泰的倨傲，只不过现在反过来对于新型的谦卑表示倨傲。诸位不妨阅读一下他的忏悔录中那个著名的段落，在那里，为了想“证明”他的皈依，他向从前的生活大吐唾沫，百般诋毁：“我在战争中杀过一些人，我和人进行过决斗。我在玩牌时输掉我从农民那里压榨得来的财产，并且残暴地责打农民，我和一些轻浮的女子通奸，欺骗她们的丈夫，撒谎、掠夺、通奸、各式各样的酗酒、暴行，每种可耻行径我都干过，没有一种罪行我没犯过。”为了不让大家原谅他这位艺术家曾犯过这些罪行，他在他那教区大声嚷嚷公开作出的忏悔里继续说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出于虚荣、贪欲和傲慢开始写作。为了争夺名誉和财富，我被迫把我心里的善意强压下去，降低身份去迁就罪孽。”

这些坦承罪过的话语很是可怕，这是肯定的，就其道德的激情而言，也的确震撼人心。但是不妨把手放在心口上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人真的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中尽军人的本分发射了子弹或者在单身汉期间作为一个性机能旺盛的男子纵欲无度放荡不羁，就凭着这些自我控告，就把他当作一个“卑鄙无耻、罪孽深重的人”，对他表示鄙夷不屑，把他说成一个“虱子”，就像他在狂热的自我贬抑的劲头发作时给自己的称号那样？是不是更容易涌现这样一种怀疑，一个受到过度刺激的良心，出自一种谦卑的倨傲，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自己臆造出一些罪孽，在这里——就和拉斯柯尔尼科夫[49]那个家里的仆人硬给自己想出了那则谋杀事件——一个狂热的想要自白的灵魂是不是把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当作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基督徒？托尔斯泰这种想要自我证明的愿望，这种痉挛的、过于慷慨激昂的、大声叫卖似的自我贬抑，是不是恰好显示在这个深受震撼的灵魂里，一种从容不迫、平稳呼吸的谦卑并不存在，或者还未存在，也许甚至于反过来显示了一种危险的业已改变的虚荣？反正，这种谦卑的表现并不“谦卑”，相反，想象不出比这种苦行僧似的反抗激情的斗争更加激情四射的了：刚刚才在灵魂里拿到一点点还不确定的信仰的火花，这个没有耐心的人便立刻想用这点火星点燃整个人类，活像那些日耳曼族野蛮人的王侯，刚刚脑袋被施行洗礼的圣水沾湿，就立刻拿起大斧，把他们迄今为止视为圣物的橡树砍倒。倘若信仰意味着寓于上帝之中，那么这个极为缺乏耐心的人，永远也不是耐心笃信的信徒，这个感情热烈、不知餍足的人永远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只有把无限贪婪地求得笃信宗教之举称作宗教，这个寻觅上帝的人，这个永远骚动不安的人才能称作信徒。

恰好是通过这取得一半的成功和并不确切地获得了一种信念，托尔斯泰的危机才象征性地超越了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范例。即便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也没有能力猛地一下就改变他天性的原始形状，把他原来的本质彻底翻转过来。我们的人生天赋的形式可以容忍改过迁善，矛盾激化，而道德高尚的激情可能会通过有意识的顽强的工作，提高我们身上有德行的、道德的因素，但是永远也不可能把我们性格图像的底线干脆彻底擦去，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精神按照另外一个建筑学上的规则重新建造起来。托尔斯泰说，我们可以“把自私自利像戒烟似的戒掉”，或者人们可以“征服”爱情，“使劲求得”信仰，那么在他身上，一种极为巨大、简直可说是狂热的努力的极为微小的结果对此作出反驳。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托尔斯泰这个动辄发怒之人，“只要人家对他稍加反驳，眼睛就气得电光四射”，他会因为强行皈依宗教，立即变成一个亲切友好、性格温柔、慈爱合群的基督徒，变成一名“上帝的仆人”，众兄弟中的一个“兄弟”。他的“转变”，大概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的意见、他的语言，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最深层的天性——“你是按照什么规则开始的，就得依照这种规则生活，你无法逃脱你自己。”（歌德语）——同样的郁郁寡欢，同样的渴求痛苦的欲望，在他“觉醒”之前和之后一直困扰着这个不安宁的灵魂：托尔斯泰生来并不是为了心满意足。恰好因为他焦躁不耐，上帝没有立刻就把信仰“赏赐”给他，他不得不还不断为之奋斗三十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他的大马士革[50]不是在一天之间，也不是在一年之内建成的：一直到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托尔斯泰都没有在任何回答里找到满足，没在任何信仰里求得内心的安宁，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觉得人生是个辉煌的、可怕的秘密。

就这样，托尔斯泰提出的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对上帝发起的那贪婪的强暴的猛扑没有成功。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如果他驾驭不了一个矛盾，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救星——他可以把他的困难从自己身上拿来投向人类，把他心灵的问题转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这样托尔斯泰也把他危机时自私自利的惊叫——“我会变成什么？”——提升为强劲有力的呼喊：“我们会变成什么？”既然他没法说服他自己执拗的精神，他就要说服别人。既然他没法改变自己，他就没法改变人类。一切时代所有的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所有改善世界的努力都是（尼采，这个洞察一切达到极点的人，知道这点）从个别灵魂遭到威胁的人在“自我逃窜”之中组成的，此人为了把这灾难深重的问题从自己的胸口推开，把这问题反过来抛给大家，把个人的不安转变成世界的不安。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修士那样的基督徒，这位了不起的激情如炽的人，长着一双无法被人欺骗的眼睛，和一颗坚强的火热的充满怀疑的心，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修士那样的基督徒，但是他深知没有信仰的痛苦，进行了我们这个新时代最为狂热的尝试，把世界从虚无主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让世界比他自己以往更加虔诚。“从人生绝望的境地将自己拯救出来的唯一救星，就是把他的自我抬到世界中去”，这个备受苦难渴求真理的自我托尔斯泰因而便把那个向他击来的可怕的问题，作为警告和学说向整个人类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