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信念而斗争
撰写十卷哲学著作，远比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一条原则更为容易。
——1847年日记
列夫·托尔斯泰在那些年如此执着地彻底翻阅福音书，想必使他不无震撼地念到了这句预见性的话语：“谁若播种风，将收获风暴。”因为这种命运从此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实现。从来也不可能有个人，尤其是一个强劲有力的人，把他精神上的骚动不宁扔向世界而不付出代价：骚动引起的反击千百倍地增长，击向他的胸膛。今天，这一讨论早已冷却，我们根本无法再衡量，托尔斯泰发出的消息刚一发出第一声呼吁，在俄罗斯世界，以及紧接着在全世界点燃了何等狂热的期待：想必是一场心灵的骚乱，整整一个民族的良心被强有力地唤醒。政府被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效果所惊醒，手忙脚乱地对托尔斯泰的论战文章发出禁令，完全徒劳，这些文章用打字机复印，通过外文版，悄悄地手手相传，偷运进来；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的因素，对国家、沙皇、教会攻击得越大胆，他为人类假设的更好的世界制度越炽烈，人类对每一种济世佳音敞开的心灵便越发像潮水般向他涌来。因为尽管有铁路、无线电和电报，尽管有显微镜和一切技术的魔力，我们这个道德世界，还依然对一种更高的道德上的状况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弥赛亚[68]般的期待。如在基督、穆罕默德或者释迦牟尼的时代，在永远祈求奇迹出现的群众心里，有一种一再更新的渴望活跃着，颤抖着，希冀有个领袖和导师。因此只要有一个人，一个个别的人，向人类发出预告，他总会触及这种充满信仰的渴望的神经，于是一种无限的贮存已久的准备牺牲的精神便扑向每一个有勇气挺身而出，敢于说出那句最负责任的话语——“我知道真理”——的人。
所以在上世纪末，托尔斯泰刚宣布他的使徒消息，整个俄罗斯几百万人便都把他们的心灵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忏悔录》对于我们而言，早已只是一份心理学上的文献，而在当时它却像是宣告福音，使虔诚的年轻人如痴如狂。他们欢呼，终于有个强劲有力的人，一个自由人，此外，还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提出了迄今为止只有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抱怨时，半是农奴的人悄声耳语时说出的要求：世界的现存秩序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一种新的更好的形式必须找到。所有不满现实的人都得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鼓励，并不是出自一个职业的侈谈自由者之口，而是来自一个独立不羁、刚正不阿的作家，他的权威和诚实无人敢于怀疑。他们听说，此人用他自己的生活，他有目共睹的生存的每一个行动，要为大家树立榜样，作为伯爵，他要放弃他的特权，作为富翁，他要放弃他的财产，他要作为拥有财产的大人物当中的第一人，谦卑地跻身于劳动人民的毫无差异的工作集体之中。关于这位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们的救世主的消息，一直传到无知无识的人们中间，传到农民和文盲中间。最初的门徒已经集结起来，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教派已经开始笃信他们导师的字句，逐字逐句地把导师的话语付诸实现，在他们身后受压迫群众望不到边，都已苏醒，正在期待。于是几百万灼热的心，几百万灼热的目光都冲着托尔斯泰这位预示福音者，他们以贪婪的目光注视他那业已变得举世重视的人生中的每一个事件。“此人可是学习过的，他会教导我们。”
可是，奇哉怪也，托尔斯泰似乎起初根本没有觉察到他把分量多么沉重的责任加在自己身上。不言而喻，他明察秋毫，足以感觉到，作为宣扬这样一种人生学说的人，他不能只把这学说停留在纸面上冷冰冰的字母里，而需要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予以实现，作为示范。但是——这是他开始时犯的错误——他以为他只要在他的生活态度上象征性地暗示一下，他的新的社会的伦理学上的要求可以贯彻执行，时不时地举出一个原则上准备就绪的标志，他所做的也就足够了。所以他穿的衣服像个农民，以便在外表上看不出老爷和长工的区别；他手执镰刀犁杖在田里劳作，让列宾[69]为他作画，以便让每个人都图像分明地看到：为了赢得面包在田地里做些诚实的粗活，我并不觉得这是耻辱，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因为，诸位请看！我自己，列夫·托尔斯泰，就像你们大家所知道的，并不需要做这些事，他的精神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原谅他不做这些事，可是我高高兴兴地承担了这些粗活。为了不至于让财产这桩“罪过”长久地玷污他的灵魂，他把他的财产，他的全部家当（当时已经超过50万卢布）转到他妻子和他家人的户头上，拒绝再从他的作品接受现钱或者一切值钱的东西。他发放施舍，不吝时间接见有求于他的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和卑微已极的人或回信给他们；他以兄弟般的互助友爱，关心世上蒙受不公平待遇和遭遇非正义行为的每一个人。但是时隔不久，他必须承认，人们向他提出的要求更多，因为广大粗野的信众，他用心灵的全部感官寻找的那个“人民”，不满足于那些谦卑精神想出的象征，而是向列夫·托尔斯泰要求更多：要求他完全放弃一切，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们的贫困和苦难之中。永远只有殉道者的行动创造真正的信众和坚定不移的人们——因此在每一种宗教开始的时候，只出现一个完全自我献身的人——永远不是只有暗示和许诺的态度。迄今为止，为了强调他的学说可以实现，托尔斯泰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降低自己身份的一种姿态，一种宗教的谦卑的象征性的行动，可以和天主教会强加在教皇或者笃信宗教的皇帝们身上的那种行动相比，他们在复活节以前的那个礼拜四，也就是一年一次，给十二位老者洗脚。以此显示，向民众表示，即便是最低下的行动，也不会使世上最高贵的人物遭到屈辱。但是教皇或者奥地利西班牙的皇帝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赎罪行动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真正变成浴场奴仆，这位伟大的诗人和贵族老爷通过一小时使用鞋锥子和鞋楦子也并没有变成鞋匠，通过两小时田间的劳动也没有变成农民，通过把财产转移到家人的户头上，也没有变成真正的乞丐。托尔斯泰首先只是表明他的学说可以实现，但并没有把它实现。而人民（出于深刻的本能），不满足于象征，只有完完全全的牺牲才能说服他们。他们期待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恰好就是他的学说完全实现。因为最初的拥护者往往比导师自己更认死理，更加严格，更加逐字逐句地探究大师的学说。因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前往朝拜那位自甘贫贱的先知，却不得不注意到，就像在其他贵族庄园里那样，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也继续在苦难之中苟延残喘，而他，列夫·托尔斯泰，却完全像先前一样，作为伯爵在庄院里大摆排场，迎接宾客，因此依然还属于“那些通过各式各样巧妙的招数，夺走人民必需之物的那些人的阶级”。那个大声宣告的财产过户，人民弄不明白，也记不清楚，这的确是放弃财产。他说不想得到更多财物，也不像是贫穷，他们只是继续看到诗人在充分享受迄今为止一直在享受的一切舒适，即便是田间劳动和制作靴子的时间也无法使他们信服。有个老农愤怒地大发牢骚：“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是个什么人啊？”大学生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学说和事实之间模棱两可的摇摆不定说出来的话就更加尖刻。渐渐地，对托尔斯泰这种半吊子的态度表示的大失所望的心情恰好攫住了对他的理论最最坚信不疑的拥护者：书信，往往是暴徒似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地发出警告，要求托尔斯泰要么提出更正，要么终于逐字逐句地实现他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即兴做出象征性的示范。
被这声呼喊所惊醒，托尔斯泰自己终于认识到，他激起了多么巨大的要求，不是一句名言，而只是一个事实，不是宣传鼓动的实例，而只能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才能赋予他发出的消息以活力。谁要是作为发言人，作为预言者站在公开的讲台上，站在十九世纪最高的讲台上，为荣誉的刺眼的探照灯所照亮，为几百万双眼睛所注视，就必须彻底放弃他一切私人的温馨的生活，他不能仅仅是偶尔通过象征来暗示他的思想，他需要作出真正的牺牲，来作为他有效的证人：“为了让人听见你的话，必须通过苦难来证实你的真理，最好通过死亡来证实。”于是托尔斯泰的个人生活便出现了一个职责，这是这位使徒般的教条主义者从未想到的。托尔斯泰不寒而栗，惊惶失措，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直到灵魂的最底层都惊恐万状，便背上他为自己的学说加在自己身上的十字架，那就是，从此他生活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完全说明他在道德上的要求，在一个喜欢讽刺、多嘴多舌的世界里，充当一个他宗教信念的神圣的仆人。
一个圣人——这句话终于不顾一切讪笑嘲讽说出口来。因为在我们这个冷静的时代，圣人肯定显得十分荒谬，匪夷所思，是业已湮灭无闻的中世纪早已过时的东西。但是只有每一个心灵典型的象征和被人顶礼膜拜的标志不得永世长存；每一个典型自己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被迫一再回到那个一望无际的相似类比的游戏里，我们称之为历史。人们永远会，在每个时代人们都必然会试图进行一种神圣的生活，因为人类的宗教感情，都会一再重新需要并且创造这种最高级的心灵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的实现必须在外面转变，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我们通过精神的热情造成的人生的神圣化的概念和黄金的圣人传说中的木雕圣像和荒漠中修行者的柱石雕像已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早已把圣人的形象从神学家宗教会议和教皇神秘会议的判词中解脱出来——“神圣”在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只是在完全把人生献给一种宗教的体验过的思想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西尔斯-玛利亚[70]的弑杀上帝者的否定世界的孤寂或者阿姆斯特丹的琢磨钻石的工匠[71]的令人震撼的无欲无求，我们觉得他们怀有的理智狂喜，丝毫也不比一个宗教狂热的荆棘自笞者的狂喜相差一丝一毫；即使在一切奇迹之外，在打字机和电灯的时代，在我们一般华灯普照人流涌动的城市里，精神上的圣人作为良心的殉道者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可能出现的；只不过我们已不再需要把这些奇异的、罕见的人物视为天神般不犯错误者、尘世间不可争辩者，相反：我们热爱这些超群出众的诱惑者，这些恰好在他们的危机和斗争中危险地受到诱惑者，我们最深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误，恰好在于他们有错；因为我们这代人不再希望把他们的圣人尊为超凡出世的彼岸世界的上帝的使者，恰好是作为人群中最为世俗的人。
因此在托尔斯泰为了把他的人生变成模范形式而进行的这一惊人的尝试中，最最感动我们的恰好是他的摇摆不定，他在最后从人性上来看遭到了失败，这在我们看来比他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更加使人感到震撼。悲剧就在这里开始！[72]走出世俗的传统的生活形式，只是实现他良心的永恒的生活形式，在托尔斯泰承担起这英勇任务的瞬间开始，他的生活必然变成一出悲剧，比我们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愤怒和陨落看到的任何一出悲剧更加宏大的悲剧。因为这样强暴地挣脱家庭、贵族世界、财产、时代的法律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关系，不可能不扯断千万种神经网络，不可能不使自己和他亲近的人受到极为痛楚的创伤。但是托尔斯泰绝不害怕痛苦，相反，他作为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是个激进主义者，甚至恰好渴望真正的痛苦，作为他真实性的显而易见的证明。他早已厌倦了他生活的舒适安逸，平平淡淡的家庭幸福，他作品带来的荣誉，他周围的人对他表示的敬畏使他恶心——无意之中这位独创性的人心里渴望着更加紧张激烈、更加多姿多彩的命运，更加深刻地和人类的原始伟力融合在一起，渴望着贫穷、苦难和痛苦，从他的危机开始以来，他第一次认识到痛苦的创造性的意义。为了像圣徒一样地证明他谦卑学说的纯洁性，他愿意过最卑贱的人的生活，没有房子，没有金钱，没有家庭，肮脏不堪，长满虱子，被人轻视，受到国家迫害，被教会逐出教门。他愿意用自己的皮肉、四肢和头脑经历，他在自己著作里描写的一个真正的人最重要的和唯一能够触动灵魂的形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身无分文的人，命运的劲风把他像一片秋日的落叶吹得四下飘零。托尔斯泰要求——在这里历史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又创造了一个它天才的讽刺的反命题之一——发自内心最深层的意志，恰好附和命运，而命运却完全违忤他的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志，落在这位不幸的诗人身上。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切有目共睹的苦难，命运的残忍和仇恨，恰好是托尔斯泰出于教育学的原则，出于殉道者的渴求，强力想要经历的一切。真正的、折磨人的、灼人的、吸尽人欢乐的贫穷，犹如一袭内苏斯衬衣[73]牢牢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拖着自己的身体走过世上一切国家，疾病撕裂了他的身体，沙皇的士兵把他捆在行刑柱上，扔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所有这一切，托尔斯泰为了显示他的学说，作为这种学说的殉道者完全希望自己能够亲身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受尽了这些苦难，而这位渴望经历这些外在的明显的苦难的托尔斯泰却一点迫害和贫穷也没有得到。
因为托尔斯泰从未成功地提供证明让世人信服并且看见他确有受苦受难的愿望。一种嘲讽的、奚落的命运到处都阻止他通向殉道的道路。他想要贫穷，把他的财产分赠给人类，再也不从他的著作中赢得金钱，但是他的家庭不允许他变成穷人；他的巨额财产违背他的意志在他家人的手里不断增长。他愿意生活在孤独之中，但是他的声誉日隆，记者和好奇之徒像潮水般拥进他家。他想要受人轻视，但是他越是谩骂和贬抑自己，他越把自己的作品说得不堪，越是怀疑他的正直，人们就对他越发怀有敬畏之情。他想要过一个农民的生活，住在烟熏火燎低矮的茅屋里，不为人知，不受干扰，作为朝圣者或乞丐在大路上瞎跑，可是家人对他百般呵护，并且把他公开指责的一切现代科技的舒适设备悄悄地一直塞到他的房间里去，使他十分痛苦。他希望受到迫害，被投入牢房，受到鞭笞——“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感到难堪”，但是官府对他优礼有加，敬而远之，只是满足把他的追随者加以鞭笞，送到西伯利亚去。于是他就采取极端的办法，最后公开辱骂沙皇，希冀终于得到惩罚，遣走，判刑，终于能够得以公开地为他信念的造反而受到惩罚；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首席大臣提出的控诉这样回答：“我请您别去触碰列夫·托尔斯泰，我不打算让他变成一个殉道者。”而这个，恰好是这个，他信念的殉道者，恰好是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想要做的，而命运恰好不允许他做这个。是啊，对于这个一心只想受苦受难的人，命运让他受到一种简直可说是恶意的关怀，让他什么苦难也没遭受。就像一个疯子关在他橡皮的囚室里，他在自己的荣誉造成的看不见的监狱里，拼命地乱打一气；他唾弃自己的名字，向国家、教会和一切权力扮出狂怒的鬼脸——可是人们彬彬有礼地听他怒骂，手里拿着帽子，把他当作一个出身贵族、并不危险的疯子对待。他未能提供最终的证明，做出显而易见的行动和引人注目的殉道行为。在他一心想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意志和实现他的学说之间魔鬼把荣誉插了进去，荣誉接受了命运的一切打击，不让苦难走近他的身体。
他所有的追随者都满怀疑虑焦躁不耐地问道，他的敌人也冷嘲热讽地以讥笑的口气问道，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不以他坚定的意志扯碎这个难堪的矛盾？为什么他不把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统统从他家里清扫出去？为什么他容忍他的家人出售他的作品？为什么他不顾自己的意志，却屈从于他身边人的意志，他们全然无视他的要求，把财产、舒适视为世上最高的财富？为什么他的行动归终没有明确地清晰地根据他良心的信条？托尔斯泰自己从来没有回答人们的这一可怕的问题，也从未为此进行过任何辩解，相反，没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喜欢瞎说八道的家伙，用肮脏的指头指着亮如白昼的介乎意志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批判托尔斯泰的半吊子的行动或者不如说是批判他的不行动比他自己批判得更加严厉。1908年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倘若我听人谈及我自己像谈及一个陌生人：谈他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从农民那里搜刮去一切可以搜刮的东西，派人把农奴拘捕起来，一面宣布信奉基督教并且劝人信教，给人五戈比的铜子当作施舍，干所有这些卑劣的行动，都躲在他亲爱的妻子背后——我会不假思索地称此人为无赖！恰好是这样的事情也应该说说我自己，这样我才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虚荣，只为我的灵魂活着。”不，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用不着任何人去向他解释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他每天都自己在这些模棱两可的事情上面扯得粉碎。如果他在日记本里把这问题像一块烧得赤红的钢铁轧进他的良心：“你说，列夫·托尔斯泰，你是根据你自己学说的准则生活的吗？”他就以愤怒的绝望心情回答：“没有，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有罪过，应该受到轻蔑。”他心里完全清楚，要是按照他甘于清贫的信条，合乎逻辑，符合道义，只有唯一的一种生活形式是可能的：那就是离开他的房子，放弃他的贵族头衔和艺术，作为一个朝圣者漫步在俄罗斯的大道上。这位信奉宗教者可从来也没能振作起来，去下定这最后的最为必要、唯一能使人信服的决心。而恰好是他最后这一软弱的秘密，不能作出这原则上激进主义的行动，对我而言，正好是托尔斯泰最后的美丽所在。因为完美无缺永远只在人性的彼岸才能办到；每一个圣人，即便是温和善良的使徒，也要能够硬下心来，他必须向门徒们提出超人的、非人道的要求，要他们为了成为圣人把父母妻儿全都漠不关心地抛到身后。一个始终不渝的、完美无缺的生活永远只可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的密封空间才能实现，永远不能和人间有联系和关系：因此在任何时代圣人的道路总是通向沙漠，这是他唯一合适的寓所和家园。所以托尔斯泰若真想以行动把他学说贯彻到底，他必须在把自己和教会国家脱离之外，也需要脱离家庭的更加狭窄、更加温暖、更有附着力的圈子；但是这位过于富有人性的圣人，历三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力量采取这个残暴的、毫无顾忌的暴力行动。他两次离家出走，又两次回到家里，因为一想到，他的惊惶失措的妻子会愤而自杀，使他在最后时刻意志受到麻痹，他下不了决心——这是他精神上的罪过，但是人性上的美丽！——为了他抽象的思想，牺牲掉唯一的一个人。宁可唉声叹气忍受着一种只有肉体上的共同生活的令人压抑的屋顶，也不和儿女们分离，逼着妻子自杀；他绝望地在关键问题上，例如在遗嘱和售书问题上，屈从了他的家人，宁可自己受苦也不让别人受苦。他宁可痛苦地满足于充当一个脆弱的人，也不充当一个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圣人。
因为他在公众面前这样把不温不火、不清不楚的一切现象全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放在他自己身上。他知道，每一个孩子现在都可以嘲笑他，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怀疑他，每一个他的追随者都可以批判他，但是这点，恰好是这点变成托尔斯泰在所有这些阴暗的岁月里极为了不起的受苦者的方式，他紧闭双唇，默默地接受着人们对他模棱两可的指责，从来没有为自己进行过任何申辩。1898年他深受震撼地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众人面前我的处境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这恰好是必需的。”渐渐地他开始认识到他经受的考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那就是说，这种不会获胜的殉道行为，这种无法自卫无法申辩所忍受的不公正，对他而言早已是一种比在市场上遭受的公开的殉道行为，比他多年来一直渴望从命运得到的另外那种装腔作势的殉道行为更厉害更沉重的殉道行为。“我往往希望受苦受难，受到迫害，但是这意味着我很懒惰，我只希望让别人为我干活，让他们折磨我，而我自己只消受苦就行了。”这个所有人当中最最缺乏耐心的人喜欢纵身一跃就跳进痛苦之中，怀着感情极度奔放的赎罪者的快乐让人家为他的信念把他放在行刑柱上活活烧死，终于认识到，对他而言，更加严酷的考验乃是把他放在余烬未灭的文火之上慢慢烧烤：不知就里者的鄙视，和他自己深知一切的良心永恒的不安。因为对于一个这样清醒的无法欺瞒的自我观察者，每天都不得不重新向自己承认，他，这个世俗之人列夫·托尔斯泰，在他自己家里和生活中无法实现使徒列夫·托尔斯泰向数以百万计的人类提出的道德上的要求，而他尽管意识到自己失败，仍然不停地一而再地宣扬这种学说！他自己早就不再相信，却还一直要求别人笃信并赞同他的学说！这里就是创口发炎出脓的地方，这里就是托尔斯泰的良心化脓的地方。他知道，他自己承担的使命，早已只是一个角色而已，一场谦卑的戏剧，不断地在世人面前重新上演；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正因为他比他最凶恶的敌人都更加详尽地知道他自己不清不楚的态度，装腔作势的样子，这使他的人生变成一种隐秘的悲剧。谁若想知道，或者只是预感到这个备受折磨和醉心真理的灵魂，由于自我恶心和自我苛责痛苦到何种地步，请阅读那篇只在他的遗稿中才找到的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就和那位圣女德累撒[74]一样，她被自己的幻想吓了一跳，惊惶失措地询问她的忏悔师，这些圣神显灵究竟的确是上帝派来的还是说不定是上帝的敌手魔鬼派来的，挑衅她的倨傲，托尔斯泰在那篇中篇小说里也反躬自问，他的学说和他的行动在世人面前的确是源于上帝，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对人有益的，还是源于虚荣的魔鬼，源于对荣誉的渴望和对圣坛上焚起的香烟的陶醉。托尔斯泰在那位圣人身上，通过非常透明的伪装描写了他自己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处境：就像信徒们，好奇之辈，前来瞻仰的朝圣者，前来看望他自己，好几百个忏悔者和崇拜者也蜂拥而至来看望那位会创造奇迹的僧侣。但是就和托尔斯泰自己一样，他的良心的双身人在追随者蜂拥而来的混乱之中也反躬自问，大家都把他尊为圣人，他是否的的确确怀着神圣的心灵在生活；他反躬自问：“我做的事情，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世人？”托尔斯泰通过谢尔盖神父给自己做出了毁灭性的回答：
“他打灵魂深处感到，魔鬼已经把他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事情，用另外一种，只是为了在人们那里取得荣誉的事情所替换。他感觉到这点；因为就像从前人们不打扰他的孤寂，他觉得很舒适，现在这种孤寂对他而言已是一种痛苦。他觉得来访者使他感到厌烦，他们使他疲劳，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很高兴有客来访，很高兴来访者对他的种种赞赏。他越来越缺乏时间颐养灵魂，进行祷告，他有时心想，他过去活像一个泉水迸涌的地方，一股活水缓缓迸涌，从他身上，通过他的身体流出；可是现在这水再也贮存不起来，口渴思饮的人挤了过来，你推我搡，把一切都踩得稀烂，这里只剩下一片污秽……现在在他身上已经不再有爱情，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还能想出比这尖刻锋利的自我贬抑更加可怕的批判吗？这种自我贬抑会把一切可能有的顶礼膜拜全都一劳永逸地彻底毁掉。用这句自白，托尔斯泰一举永远摧毁了人们时下在教科书里对雅斯纳亚·波良纳的那位圣人流行的陈词滥调；一个脆弱的、缺乏自信的人在他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下面彻底崩溃，而不是毁在圣人的光环底下，他那四分五裂的良心显得多么令人震撼。整个世界的赞美，他的门徒们谄媚奉承的崇拜吹捧，每天前来朝圣的人流，所有这些嘈杂喧闹令人陶醉的赞许，并不能使这个怀疑成性的才智人士，这个无法收买的良心受到蒙蔽，看不出在这用文学的手段吹嘘的基督教有多少装腔作势的东西，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谦卑之中又夹杂着多少对荣誉的渴求。可是尽管他对自己极为残忍，不知餍足，在这象征性的尸体解剖之中，托尔斯泰甚至怀疑自己最初的意志是否诚实。他又战战兢兢地继续通过他的双身人的嘴巴问道：“可是难道不是至少还有一个诚实的意图，为上帝效劳存在吗？”可是回答再一次把通向圣人的所有门户全都关上。“是的，这种意图是存在的，但是一切都给玷污了，全都盖满了荣誉的杂草。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为了在众人面前取得荣誉而生的人是没有上帝的。”他通过侈谈信念，悲哀地扮演信仰的角色，把信念给彻底毁了。在欧洲聚集一堂的文学界面前摆出装腔作势的姿态，在公众面前不是保持沉默的谦卑，而是发表慷慨激昂的忏悔，这使洞察一切的托尔斯泰感到并且承认，他完全不可能变成圣人。只有放弃了世界、荣誉和虚荣，谢尔盖神父，托尔斯泰心灵相通的兄弟才能走近他的上帝，托尔斯泰让他在漫漫迷途的终点说出了他的一句话乃是：“我要去寻找上帝。”
“我要去寻找上帝”——只有这句话包含着托尔斯泰的最为真诚的意志，他真正的命运，不是成为找到上帝者，只是一个寻找上帝者。他不是一个圣人，不是拯救世界的先知，甚至也不是一个他人生的完全清楚的诚实的塑造者：他一直是个人，在有的瞬间极了不起，在另外一些瞬间又极不真实，还很虚荣。是个弱点很多、缺陷累累、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人，但是总是可悲地意识到这些错误，并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激情力求臻于完美。他不是圣人，但有一种神圣的意志，并非信徒，但拥有泰坦巨人般信仰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天神的肖像，总是镇静安详地在大功告成之后栖息着，而是一种人类的象征，这种人类永远也不许在前进的路上心满意足地休憩，而是不得不为了一个更纯洁的形象不断地奋斗，每时每刻，每天都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