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变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他意识到他自我的瞬间；这个事件的结果可能极有好处，也可能极为可怕。

1898年11月

每次危害都可以变成恩典，每个障碍都可以成为促进独创性发展的动力和助力，因为它能强暴地发掘出灵魂中尚未认识的力量。对于一个诗人的生活最危险的莫过于心满意足，一路平坦。托尔斯泰的世道常情仅仅只有一次这样忘乎所以纵情恣肆，这对常人是幸福，对艺术家却是危险。在他自己通向自我的漫游朝圣的过程中他仅仅只有一次给予自己不知餍足的灵魂以休憩，在八十三年的人生中只有十六年；从他结婚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长篇小说完稿，托尔斯泰和他自己和他的作品生活在相安无事的状况之中。足足十三年之久（1865年至1878年），他的日记，他良心的暗探也沉默无语。托尔斯泰这个幸福的人沉湎于他的作品之中，不再观察自己，只观察世界。他不询问，因为他在制造，制造了七个孩子和两部卷帙浩瀚无比的叙事著作：当时，只有在当时，托尔斯泰和其他无忧无虑的人一样，生活在家庭的市民阶级正派的利己主义之中，幸福，满意，因为摆脱了那个“追究为什么的可怕问题”。“我不再对我的处境进行冥思苦索（一切冥思苦索都已过去），对我的感觉也不再刨根究底——在和我家庭的关系上，我只是感觉，并不思考。这个状况给予我异乎寻常之多的精神自由。”自我思索并不阻碍内心汹涌澎湃的塑造过程，守卫在道德自我前面的无情哨兵昏昏欲睡地退下，给予艺术家自由自在的行动，感情充沛的游戏。在那几年列夫·托尔斯泰变得遐迩闻名，他的财产增加了四倍，他教育子女，扩建房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道德上的巨人不允许自己满足于幸福生活，餍足于名满天下，不允许自己收入剧增发财致富。塑造每个人物他总要回归到完美的自我描述的原始作品，既然没有上帝在苦难中召唤他，他就自己迎着苦难走去。既然外界没有赠送给他一个命运，他就从自己内心创造一个悲剧。因为人生——更不用说是这样强劲有力的人生！——总愿意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之中。倘若命运停止大面积地涌入，精神就在内心之中开凿迸涌不止的新的源泉，以便生活的循环不致枯竭。托尔斯泰在将满五十岁时的经历，对于他同时代人是个没法解释的惊人事件，那就是他突然背离艺术，转向宗教，人们根本没有把这现象看成异乎寻常——人们徒劳无功地在这位健康已极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寻找一点反常现象——要说异乎寻常，那只有感觉表现得异常激烈，在托尔斯泰身上总是那样。因为托尔斯泰在他人生的五十岁时进行的大转弯，其实并没有表现别的，只表现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大多数男人身上因为不是那么形象鲜明生动，没有被人看见：那就是灵肉机体不可避免地要适应日益逼近的老年，是“艺术家的更年期”。

托尔斯泰自己在他心灵的危机开始时这样表示：“生活停滞不动，令人毛骨悚然。”这位五十岁的艺术家达到了那个危机时刻，血浆里的塑造形象的力量开始衰退，心灵即将转入僵化状态。感官对图像不再这样敏感，印象的色泽犹如自己头发的颜色渐渐褪色，那第二阶段就此开始，这个阶段我们也是从歌德那里获悉，温暖的感官游戏升华为概念的压榨机，物件变成了现象，画像变成了象征。就像精神的每次深刻的转变，这样的重生起先在这里也激起了身体的一种轻微的不适。一种精神的寒冷惊恐，一种可怕的唯恐衰退的恐惧，猛然之间击向惴惴不安的灵魂，身体的神经敏感的震动仪立刻标出正在逼近的震动（歌德每次转变都会发生神秘的疾病！）。但是——我们在这里踏进一个几乎没有照明的地区——灵魂还没法解释来自黑暗的这个袭击，在身体的器官里已经自动开始反抗时，一种心理和生理的调整，没有人的意识和意志，是出于天性的无法参透的预防措施。因为就像动物在冬日酷寒开始之前很久，突然就在身上披上了一层温暖的越冬的长毛，那么在人的灵魂上面，在最初的年龄过渡时刻，巅峰还没越过，已经长出一袭新的精神的防护外衣，一层厚厚的防御外壳。这种深刻的从感官的到精神的挪动，也许出自腺液的细胞，又微微颤动着直到创造性生产的最终的震荡，这个更年期时构成的心灵的震惊，同样也和青春期一样是由血液决定的，像是一个危机，尽管——过来吧，你们这些心理分析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身体的基本痕迹上无从偷听，更何况在精神的痕迹上进行观察。充其量在女人那里，性器官的萎缩以几乎明显的形式更粗野更临床病态地表现出来，个别的现象可能收集起来；相反，男性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转换和它在心灵上产生的结果，还完全未经研究，正等待着心理学的审视。因为男性的更年期几乎被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是伟大转变的最讨人喜欢的时候，是宗教、文艺和理智提炼的最讨人喜欢的时候，而这一切又是保护生命日益衰弱的外衣，是肉欲已经减弱的精神代用品，是对于渐渐消退的自信心、正在消失的生活的潜能的得到强化的世界感觉。完全是青春期的补充，对于受到危害的人，同样有生命危险，对于性情暴烈的人同样暴烈，对于有创造力的人同样有创造力，就这样男性更年期就开始了一个别具色彩的创造性的心灵时期，一种崭新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精神上的欲念。在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身上我们都碰到这种不可回避的危机瞬间，当然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见到像在托尔斯泰身上这样搅乱内心、火山爆发似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强烈发作。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托尔斯泰在五十岁时身上遭到的其实只不过是和他年龄相当的事情：也就是他感到年纪渐老。这就是一切，他全部的生活经历。几枚牙齿脱落，记忆力开始衰退，有时候懒于思考：都是五十岁的人平常不过的现象。可是托尔斯泰这位精力极度旺盛的人，天性只习惯于精力过剩，一感到秋意逼来，立即觉得自己业已枯萎，死期不远。他误以为“只要不是生龙活虎，就活不下去了”；一种神经衰弱的忧郁症，一种一筹莫展的惊慌失措袭击了这位健康过剩的男子。他没法写作，没法思索——“我精神上在睡眠，醒不过来，我感到不适，勇气尽丧”；他像拖着一根铁链似的“把这无聊平淡的安娜·卡列尼娜”一直拖到结尾，他的头发顷刻之间变成灰白，额上布满皱纹，老是反胃，手脚关节无力。他麻木不仁地直视前方，说道：“他已没有任何乐趣，对生活已无所期待，不久就要死去。”他“竭尽全力想要离开人生”，接连不断地在日记本里写了几个令人揪心的字：“死亡的恐惧”；几天之后又写道：“人得孤独地死去”。可是死亡——我在描述他那勃勃生机时试图阐述——对于这位生命力旺盛的巨人意味着一切可怕念头中最可怕的念头，因此只要仅仅有几个夜晚他那非同寻常的巨大力量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就立刻吓得浑身发抖。

当然这位天才的自我诊断的医生如果鼻翼嗅到了厄运当头，并没有完全搞错。因为事实的确如此，原来的托尔斯泰身上有些东西在这场危机中的确终于死去。迄今为止，托尔斯泰从来没有问过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他只是像艺术家观看他的模特儿那样观看世界；在他描绘世界的图像时，世界便驯从地在他面前展开，听凭他那双具有独创性的手抚弄和握住。突然之间，他已不可能再有这种天然的乐趣，这样纯粹绘图似的进行观赏。他感觉到，事物已不再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奉献给他，他们向他掩饰什么，有什么背着他，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位洞察一切的人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秘密，他预感到有一种感觉不能仅仅用外在的感觉来领会——托尔斯泰第一次懂得，要想理解这琢磨不透的东西，要有一个新的工具，一只更加熟知内情更有意识的眼睛，一只能思维的眼睛。一些例子可能有助于更显而易见地阐明这个内心的转变。托尔斯泰上百次地在战争中看见人死去，没有询问公正与否，一味作为画家，作为诗人，仅仅作为反映一切的瞳孔，作为感受形状的视网膜描写这些人流血致死。现在他看见在法兰西一个罪犯的脑袋从断头台上滚下，一股道德的力量立即在他心里愤慨起来，反对整个人类。他，这位老爷，这位地主，这位伯爵，千百次骑马从他村里的农民身旁驰过，他的坐骑一阵奔驰，使农民的衣衫蒙上灰尘，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他们谦卑的奴性十足的敬礼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他才第一次发现他们赤着脚，贫困不堪，生活在惊恐、无权的状况之中，他第一次扪心自问，面对他们的穷困和艰辛，他自己是否有权利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雪橇无数次在莫斯科成群结队的饥寒交迫的乞丐身旁疾驰过去，也不扭头看他们一眼或者对他们表示丝毫的关注。贫穷、苦难、压迫、军队、监狱、西伯利亚对他而言是如此自然的事实，犹如冬天的雪、桶里的水；可是现在，在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位被唤醒的人突然意识到无产阶级可怕的处境，成为对他富裕生活的控告。自从他感觉到人性的东西不再仅仅是人们得去“研究和观察”的材料，在他心灵里那人生的安宁静谧、景色如画的秩序便轰然坍塌：他不能再像雕塑家似的冷漠地观看人生，而必须接连不断地询问意义何在和荒谬与否，他不再从自己出发，自我中心地或者内向地来感觉一切人性，而是社会地、兄弟般地、外向地来感受。和每个人、和众人联合起来的意识犹如一种疾病向他“侵袭”。“你不得思考——这太痛苦了。”他喟然长叹。但是这只良心的眼睛一旦打开，人类的苦难、世界的根本痛苦从此便开始不断成为他自己最为特有的事情。恰好从对虚无的神秘的害怕产生出一种新的独创性的对于宇宙的敬畏，只有从他完完全全的自我放弃之中，这位艺术家才产生出再一次建造他的世界的任务，这次是按照道德的尺度。在他以为是死亡的地方，却出现了新生的奇迹：于是产生了那位托尔斯泰，他不仅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最有人性的人受到人类的尊敬。

但在当时，紧挨着彻底崩溃砸成碎片的时刻，在那“倏而醒来”（就像托尔斯泰日后平静下来，这样称呼他那令人不安的状态）前的隐隐约约的瞬间，这位遭到突然袭击的人尽管身在转变之中，还没有预感到过渡。在这另外一只新的良心的眼睛在他身上睁开之前，他感到自己完全盲目，只感觉到周遭一片混沌，没有出路的黑夜。“倘若人生如此可怕，那又何必活着？”他提出了《传道书》[45]中的这一永恒的问题。倘若耕耘只是为了死亡，那又何必费力？犹如一个绝望之人，他在昏暗无光的世界拱顶地窖里摸索着墙壁，只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出路，一线自我拯救，一道光线，一点星光灿烂的希望。只有当他看到，没有人从外面向他伸出援手，给予光明，他才动手给自己挖掘一条坑道，一级又一级，有计划有步骤地挖掘。1897年他把下面这些“陌生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

a）为何活着？

b）我的存在和其他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哪些原因？

c）我的生命和其他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目的？

d）我心里感觉到的善和恶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e）我该如何活着？

f）死亡是什么——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

“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我该如何活着？”这是托尔斯泰可怕的惊叫，是危机的利爪热腾腾地从他的心里撕扯出来的。这声惊叫刺耳地响彻了三十个年头，直到他的嘴唇紧闭。来自感官的佳音，他不再相信，艺术给不了任何安慰，青年时代的醉意已经残忍地消退，寒气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这声惊叫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因为这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意义。单单理性，只能理解活生生的东西，不足以理解死亡，因此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另外一种心灵的力量，来理解这不可理解的东西。既然他，这位无信仰者，这位感官之人，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心灵的力量，于是他就在人生的中途，谦卑地跪倒在上帝面前，把五十年来使他无限幸福的尘世间的知识，鄙夷不屑地从他身边抛开，无比狂热地祈求得到一种信念：“主啊，赐我一种信念，让我帮助他人，得到这个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