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及其荒谬
我接近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为了它的实现我可以牺牲我整个生命。这个思想便是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但是放弃了各种信条和创伤。
——青年时代的日记1855年3月5日
托尔斯泰的这一教义，他向人类发出的“公告”的基石乃是福音书里的这句话“不要违抗恶”，并且给以独创性的解释：“不要用暴力来违抗恶。”
在这句话里潜藏着托尔斯泰整个的伦理学：这位伟大的战士用他充满痛苦的良心所具有的全部演说家和伦理学家的激烈劲头把这投石器掷出的巨型石头如此猛烈地击向这个世纪的墙垣，直到今天，那半已炸裂的房梁还震颤不已。这一击造成的心灵上的影响究竟射程有多远，很难测量：俄国人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51]和约》签订之后自愿放下武器，甘地[52]的不抵抗主义，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出的和平主义的号召，不计其数的个别无名氏对良心受到蹂躏所进行的英雄主义的抵抗，反对执行死刑的斗争——所有这些新世纪里发生的孤立的、似乎彼此毫无关联的行动都要归功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公告给予的强劲的推动力。今天不论在什么地方否定暴力，把它当作手段，作为权力还是作为所谓的上天的安排，无论是用一个什么借口来加以保护，是用民族、宗教、种族、财产，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性的高尚品德奋起反抗流血——直到今天每一个道德上的革命者还都从托尔斯泰的权威和热情那里取得一种兄弟般的确认的力量。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独立的良心代替教会的冷淡的套话，国家贪权的要求，一个僵硬的、公式化地行使职责的司法机构，把最后的决定只是交给兄弟般的人类的感觉，把这作为唯一的道德机关，良心就可以引证托尔斯泰的堪称榜样的路德行为[53]，托尔斯泰只在人性上呼吁人们，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能“以心”来进行审判。
那么托尔斯泰指的究竟是什么“恶”，我们必须反对，但不得使用暴力？指的不是别的，只是暴力自己，那绝对的暴力，不论它如何把它的肌肉隐藏在国民经济、国家繁荣、人民的抱负和殖民地的扩张这样慷慨激昂的外衣下面，尽管它更加笨拙地把人的权力欲和嗜血欲，伪造成哲学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我们千万不可受骗上当：即使经过再诱人不过的精制提炼，暴力行径永远阻碍人类互相成为兄弟，只为一群人维护其大为提高的自身利益服务，从而使世界的不平等永远存在。每一个暴力都意味着占有、拥有和企图更多地拥有。对托尔斯泰而言，一切不平等就开始在财产上。这位年轻的贵族不是白白地在布鲁塞尔和普鲁东[54]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还在马克思之前，托尔斯泰作为当时一切社会主义者当中最激进的一员，认定：“财产是万恶之源，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冲突的危险就在于拥有财产过多者和没有财产者之间。”因为为了维护自己，财产必须采取守势，甚至采取攻势。为了掠夺财产，必须拥有暴力；为了增加财产，必须拥有暴力；为了捍卫财产也必须拥有暴力。于是财产便创造国家来捍卫自己，国家为了自我保护又组织了各种残忍的暴力形式：军队啦，司法机关啦，“整个的强制制度，只是用来保卫财产”，谁若顺从国家，承认国家，就和他的灵魂适应这个暴力原则。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即便是那些似乎独立的人士，才智之士，在现代国家里，想象不到的，竟完全在为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效劳。甚至连基督的教会，“从它真正的意义上讲，是废除国家的”，“也用谎话连篇的教义”，背离了自己的职责。艺术家本来是生而自由的良心的辩护人，人权的捍卫者，却在精雕细刻他们的象牙宝塔，“把良心催眠”。社会主义试图充当治疗不治之症的医生，革命者们，唯一凭着正确的认识，想从根本上炸掉这错误的世界制度的人们，错误地使用他们对手的杀气腾腾的手段，使不公平得到永存。他们碰也不碰“恶”的原则，甚至还使暴力神圣化。
所以按照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国家和我们当今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虚假的、朽坏的：因此托尔斯泰强烈地拒绝对政府形式进行的一切民主的、博爱的、和平主义的和革命的改良，认为这些改良全然徒劳无功，缺陷累累。因为没有一个杜马，没有一个议会，更不用说一场革命能把民族从暴力这个“恶”中解救出来：一幢建立在摇摆不定的地基之上的房子，不能支撑，只能离开它，另造一幢新的房子。而现代化国家建立在暴力思想而不是建立在博爱之上，因此对于托尔斯泰而言，这个国家注定了非坍塌不可，无可挽回，所有公益的、自由主义的拼拼凑凑的点缀，只不过延长它的垂死挣扎而已。必须改变的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国家市民关系，而是人本身必须改变：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粗暴地把人们挤压在一起，而是一种更加热忱的心灵联系必须通过博爱给予每一个民众集体以凝固力。但是只要这种宗教的、伦理学上的兄弟会还没有取代现在这种强迫市民的形式，托尔斯泰就宣布，一种真正的美德只有在个人良心的看不见的秘密中才有可能。迫切需要的是进行一场宗教革命，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要脱离每一个暴力集体。因此托尔斯泰就坚决地一下子把自己置身于国家形式之外，宣布自己除了他良心的责任之外，不承认任何责任。他不承认自己“专门属于某个民族和国家，或者充当任何政府的臣仆”；他自愿脱离了东正教会，原则上放弃向司法机关或者现代社会的任何确定的机关提出呼吁，只是为了不要去抓住“暴力国家这个魔鬼”的手指。因此诸位不要被他发表的关于兄弟情谊的布道所具有的福音书般的温存柔情所蒙蔽，不要被涂上一种基督教谦卑语调的色调所蒙蔽，不要因为他依据福音书而忽视他的社会批判完全与国家敌对的特点。他的国家学说是最顽强激烈的反国家的学说，是自路德以来一个个人和新式的教皇权位、和财产的无错误论[55]最完全彻底的决裂。即便是托洛茨基和列宁在理论上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一切都须改变”多迈出一步，恰好就像让-雅克·卢梭，那位“人民之友”以他的文章为法国大革命挖开了布置地雷的通道，法国大革命就以这些地雷把法兰西王国炸得灰飞烟灭，没有一个俄国人比托尔斯泰这位激进的革命家更猛烈地撼动了沙皇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基，认为这个制度是可以攻占的。这位激进的革命家在我们这里因为他那族长式的长髯和他教义的某种油滑柔和被仅仅视为温和善良的倡导者。当然，恰好和卢梭对无套裤党十分愤怒一样，托尔斯泰无疑也会对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极为愤怒，因为他憎恨党派——在他的文章里像预言似的写着这样的话：“不论哪个党派胜利，为了维护它的权力，它都不仅会使用一切现存的暴力手段，还会发明新的暴力手段。”——但是一种正直的历史描述将会证明，托尔斯泰是革命最优秀的开路先锋，所有革命家的全部炸弹都不如这唯一的一个人，最伟大的一个人，对他祖国的那些似乎不可战胜的势力——沙皇、教会和财富——表示的公开反抗在俄国所起的破坏作用和震撼权威的作用更为严重。自从一切诊治医生中这位最有天才的医生发现了我们文明建筑物的地基纰漏之后，也就是说，发现了我们的国家大厦不是建立在人性博爱和人类共同体之上，而是建立在凶残暴戾、人统治人的基础之上，他便历三十年之久，以强劲已极的道义上的冲击力一而再袭击俄罗斯的世界制度，成了革命的文克尔里德[56]，身不由己地成了社会的炸药，能够爆炸、能够破坏的原始伟力，从而无意识地变成了他那俄罗斯使命的代表性人物。一切俄罗斯思想都认为，要想建设新的，首先必须不顾一切地从根源上进行破坏——这些思想并非偶然地落在全部俄罗斯的艺术家身上，毫无例外，他们首先堕落到没有一线光明、毫无一点出路的虚无主义的最为黝黑的坑道之中，然后才出于无比灼热、心醉神迷的绝望心情，狂热地又争取到新的宗教信仰；俄罗斯的思想家、诗人和行动果断的人和我们欧洲人[57]不同，不是迟迟疑疑地搞些改革，不是小心翼翼满怀敬意地勉强凑合，而是像个伐木者似的进行危险的试验，把一切彻底拆掉砍倒，直奔问题所在。一个罗斯托普钦[58]为了取得胜利，毫不迟疑地就把世界奇迹[59]莫斯科烧成断垣残壁，同样托尔斯泰也毫不犹豫地——在这点上和萨沃那罗拉[60]相似——把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艺术、科学，全都放逐到柴火堆上付之一炬，以便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能得到辩护。很可能，这位宗教的梦想家托尔斯泰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破坏圣像运动会有什么实际后果，他大概从来也不敢仔细算一笔账，这样一座直达天宇的辽阔广大世界大厦突然坍塌会使多少尘世间的生灵也随之死于非命——他只不过用他全部心灵的力量和他信念的全部顽强坚韧在撼动这座公共的国家大厦的柱子。可是倘若这样一个参孙伸出他的拳头，即便是最为宏大壮观的屋顶也会倾斜，弯倒。因此事后的一切辩论，托尔斯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者仇视布尔什维克的颠覆行动，纯粹是多余的。只要面对这一赤裸裸的事实，一切全都清楚：没有什么东西像托尔斯泰的狂热地反对富足有余和财产的赎罪布道词对俄罗斯的革命起过这样强大的促进作用。他的小册子便是炸药包，他的论战性的传单便是炸弹。没有一个人对时代的批评，包括尼采的批评，曾像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样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过这样搅乱人的心灵、颠覆人的信仰的作用。尼采作为德国人批评起来总是只瞄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因为他那诗意盎然、酒神般狂放恣肆的措辞风格无法对群众发生作用；托尔斯泰的头部塑像，将完全违背他的愿望和意志，世世代代矗立在纪念伟大的革命者、颠覆政权者和改变世界者的看不见的先贤祠里。
这有违他的愿望和意志：因为托尔斯泰明确地把他的基督教——宗教的革命，他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每一个积极的、行施暴力的革命区分开来。他在《成熟的麦穗》一文中写道：“倘若我们遇到革命者，往往认为我们和他们意见相似，其实意见不同。他们和我们都高呼：不要国家，不要财产，不要不平等，和其他许多东西。尽管如此，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存在国家——而那些革命者是要消灭国家。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存在财产——而那些革命者是要取消财产。对于基督徒而言人人平等——而那些革命者是要破坏不平等。革命者们借助宗教在外部进行斗争，而基督教根本不进行斗争，它在内部摧毁国家的基础。”大家看见，托尔斯泰并不想看到国家被人用暴力消灭，而是通过无数个人的消极对抗，使国家的权威渐渐削弱，一个分子又一个分子、一个个人又一个个人摆脱国家的重重包围，直到最后国家机体由于脱力而自行解体。
可是最后的结果相同：破坏一切权威，托尔斯泰毕生就为作出这一努力而尽心尽力。当然他同时也想为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一个国教，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博爱的人生宗教，一个既老又新、原始的基督教的、托尔斯泰-基督教的福音书。但是在评价这一建设性的精神成就时必须——诚实高于一切——在天才的文化批评家、尘世目测天才托尔斯泰和模糊不清、极不充分、脾气乖张、前后矛盾的道学家、思想家托尔斯泰之间切上一刀，加以区分。思想家托尔斯泰在一次教书育人的冲动爆发之际，不像在他六十岁时仅仅把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家少年赶到学校里去上学，而是想把这唯一“正确”的人生的伟大基本知识，把“这个”真理以一种令人害怕的程度按照哲学的轻率，填鸭式地灌输给整个欧洲。只要托尔斯泰这个没长翅膀降生人世的人一直待在他的感性世界里，用他天才的感觉器官解析人性的结构，那么对他怎么弯腰表示尊敬都不为过；但是如果他想自由自在地飞进形而上学之中，他的感官不再能够牢牢抓住，不再能够看见和汲取，所有那些高雅的触手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抓乱摸，那么大家恰好对他精神上的笨拙大吃一惊。不，在这里要划清的界限实在再猛烈也还不够：托尔斯泰作为理论的、系统的哲学家实在和他极端相反的天才尼采作为作曲家同样是个令人遗憾的自我欺骗。尼采的音乐性，在语调的旋律以内具有绝妙的独创性，而在独立的声调领域，也就是在乐曲的结构上，简直可说惨遭失败，同样托尔斯泰卓越的理智，只要一越过感性的关键性的领域，大胆地进入理论的、抽象的领域，就马上停止运转。我们可以在个别的作品里摸索到这种分界线和铆合处：譬如在他公益性的传单《我们该做什么》里，第一部分根据经验，触目惊心地描写了莫斯科的贫民区，写得极端精彩，简直叫人看了透不过气来。从来没有，或者几乎从来没有社会批判在批判尘世间的对象时比在描写那些穷人的房屋和毫无希望的人们时表现得更加才气横溢；可是刚进入第二部分，这位乌托邦主义者托尔斯泰，从诊断转向治疗，想要侈谈具体的改良建议时，每个概念就立刻变得朦朦胧胧，轮廓变得模糊不清，思想忙不迭地纷至沓来。随着托尔斯泰越来越大胆地向前挺进，这种混乱状态便从问题到问题逐步升高。上帝知道，他都挺进到多远的地方！没有受过任何哲学的训练，令人惊讶的毫无敬畏之心，托尔斯泰在他的小册子里抓起一切永远不能参透的问题，它们和繁星一起高悬在无法企及的苍穹之中，他把这些问题像明胶似的轻而易举地一一化解。因为这位焦躁不耐的人在他的危机时期，打算把一个“信仰”像件皮大衣似的迅速披在身上，一夜之间变成基督徒和谦卑的人，他在这些教育世界的文章里，也“一翻手之间让一片森林长了出来”。这位在1878年自己还绝望地高呼“我们的整个世俗生活，纯属胡闹”的人，三年之后已经为我们写出了他参透一切世界之谜的宇宙神学。不言而喻，碰到这种操之过急的思想体系，任何异议都必然会使这位快速思想家感到麻烦，因此托尔斯泰顽强地塞上耳朵进行训诫，不顾任何前后不相连贯的论述，以一种令人怀疑的匆忙劲允许自己做出彻底的解决。一种信仰不断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证明”，是个多么没有把握的信仰，一种思想，只要缺少论据，总是及时地用一句《圣经》里的话作为最终的唯一无可辩驳的论据，这又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不严谨的思想！不，不——人们可以断然确定，托尔斯泰的极富教育意义的小册子（尽管含有一些必然会有的天才细节）——勇敢些，勇敢些！[61]——属于世界文学史里最最令人讨厌的狂热信仰者的宣传文章，是一种操之过急、混乱不堪、傲慢偏执甚至是极不诚实的思想提供的令人憎恶的例子——放在追求真理者托尔斯泰身上简直使人感到震惊。
因为，果不其然，最最真实的艺术家，高贵的、堪称楷模的伦理学家托尔斯泰，这位堪称圣人的伟人，作为通晓理论的思想家是在玩一场糟糕已极很不正派的游戏。为了把整个无限的精神世界装进他的哲学口袋，他就玩起了一种很恶劣的戏法：首先把一切问题全都简单化，让它们变得像纸牌一样单薄、轻便。于是他便极其方便地首先规定了“人”，接着规定“善”“恶”“罪过”“肉欲”“博爱”“信仰”。然后他就把这些纸牌洗了又洗，抽出“爱”作为王牌，你瞧，他赢了。在短短的世界一小时里，千百万人世世代代寻找解答的广袤无垠而又无法解答的整个世界之谜，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书桌上被参透。这位老人惊讶地抬头张望，他的眼睛孩子气地闪闪发光，他那老者的嘴唇高兴地发出微笑，他感到惊讶，惊讶不止：“一切是多么简单啊。”真是不可解释，一千年来，躺在上千个国家上千个棺材里的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家，为此拼命折腾他们的感官，而没有注意到“全部”真理，早已像阳光普照般清清楚楚地记在福音书里，当然其前提是，大家都得像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似的，在圣主耶稣诞生的1878年，“在一千八百年来第一次正确理解”这一点，终于把覆盖在这天国福音之上的“灰尘”拭尽。（的的确确，他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说出了这样亵渎神明的话语！）可是现在一切辛苦一切烦恼就此结束——现在人类必须认识到，要活着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得了：什么东西打扰你，你干脆把它扔到桌子底下，你干脆把国家、宗教、艺术、文化、财产、婚姻通通取消，这样“恶”和“罪过”也就永远解决掉；倘若每个人都自己用手扶犁耕地，烘制面包，制作靴子，那就再也没有国家和宗教，只有世上纯洁的上帝的王国。那时“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把所有的书籍全都抛开，不再思想，不再脑力劳动，只要有“爱”那就够了。只要“人类愿意”，明天一切都能得到实现。
如果我们把托尔斯泰的世界神学赤裸裸的内容予以重现，会显得夸大其词。但是可惜是他自己在热心规劝别人改宗他的信仰时这样令人憎恶地言过其实。他的生活的基本思想，非暴力的福音书是多么美好，多么清晰，多么无可辩驳：托尔斯泰要求我们大家委曲求全，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谦卑状况。他警告我们，为躲开社会各阶层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防止从下层爆发的革命，我们就自愿地从上而下开始革命，通过及时采用古老基督徒的委曲求全从而排除暴力。富人应该放弃他的财产，知识分子应该放弃他的倨傲，艺术家应该离开他的象牙宝塔，通过相互谅解接近人民，我们应该控制住我们的激情，我们“动物的个性”，放弃攫取的欲望，发展我们身上更加神圣的给予的能力。这肯定都是些崇高的要求，自古以来，为世上一切福音书所强烈祈求的、永恒的要求，为了人类的升华永远一再重新提出祈求。但是托尔斯泰的漫无节制的焦躁不耐不像那些宗教的天性，不满足于把它们确定为个人在道德上的最高成就；这位霸气十足焦躁不耐的人愤怒地立即要求所有的人都变得性格温顺。他要求我们听从他的宗教的命令，立即放弃、献出、牺牲一切和我们在感情上有紧密联系的东西；他（一个六十岁的老者）要求年轻人清心寡欲、厉行节制（这是他自己作为男人从未做过的事情），要求脑力劳动者看淡一切，是啊，轻视艺术和智力（而他自己一生就献身于艺术和智力）；只是为了迅速地、飞快地说服我们——我们的文化其实一无是处，一无所获，他就愤怒地三拳两脚把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都打得稀烂；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完完全全的禁欲苦行更加诱人，他拼命唾弃我们全部现代文化，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科学技术，他采取粗暴已极的夸张手法，谎话连篇，甚至扯着弥天大谎，虽说他辱骂和贬低的首先总是他自己，接着就自由自在地攻击其他所有的人。他最高尚的道德目的也因为他一味强词夺理而丧失信誉，任何过分夸大他都不嫌过分，任何蒙蔽欺骗他都不嫌无耻。还是说，真的有人相信，这位每天都有保健医生对他诊听，并且随侍左右的列夫·托尔斯泰，他会真的认为医学和医生是“无用之物”，阅读是个“罪过”，整洁是“多余的奢侈”？托尔斯泰的著作装满了整整一个书架，他的确是作为“无用的寄生虫”，作为“蚜虫”度过了他的一生？的确是以一种滑稽的夸大的方式，过了一辈子，就像他在下面描述的那样？“我吃饭，闲聊，听人说话，我又吃饭，写作，阅读，这就是说，我说话，又听人说话，然后再次吃饭，游戏，吃饭又说话，然后我再吃饭，上床。”《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真的就是这样完成的吗？托尔斯泰一听别人演奏一首肖邦的奏鸣曲，就泪如泉涌，难道音乐对他就像对头脑狭隘的贵格派[62]教徒那样，不是别的，只是魔鬼的风笛？难道他真的把贝多芬当作一个“把人引向肉欲的诱惑者”，把莎士比亚的剧本当作“确定无疑的胡言乱语”，把尼采的作品看成“粗野不堪、毫无意义地胡乱强调的废话连篇”？还是说，普希金的作品，只好“用来充当老百姓的卷烟纸”？难道他比任何人都侍奉得更加出色的艺术真的只是“无所事事之辈的奢侈品”，而裁缝格里沙和鞋匠彼约特尔对他而言真是比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更加高级的审美机关？他自己“在年轻时是个纵欲无度的淫棍”，和他老婆还制造了十三个孩子，现在竟然当真认为，每个青年为他的号召所感动，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斯柯普什派成员[63]自行阉割？大家看见：托尔斯泰像个狂犬病患者似的夸张不已，实在是由于问心有愧才一个劲儿地夸张，为了不让人家看出，他列举的许多“证明”实在过于拙劣。当然有时候似乎也让人预感到，这些喧闹不已的无稽之谈，正因为漫无节制也就自己毁了自己，他自己在他意识的具有批判性的底层也明白了这点，他有一次这样写道，“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人们会接受我的证明，或者哪怕只是认真地讨论一下”，他这话竟可怕地说对了，因为既然在这位所谓的很能委曲求全的人生前谁也没法和他讨论——他太太叹息着说“没法说服列夫·托尔斯泰”，他最好的女友写道“托尔斯泰的自负永远也不允许他承认一个错误”，那么拿贝多芬、莎士比亚来认真反对托尔斯泰也就极为愚蠢：谁若爱托尔斯泰，最好就应该在这位老人过分明显地暴露他逻辑上的弱点时转过脸去。任何一个可以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有一秒钟想到，按照托尔斯泰的这些突然爆发的神学论断果真把为了使人生充满思想而进行了两千年的斗争戛然切断，就像关掉一个煤气阀门，把我们最神圣的价值统统扔到垃圾堆里。因为我们欧洲，刚刚才诞生了一个尼采作为思想家，只有精神上的欢乐才使欧洲人感到我们沉重的尘世，真的宜于居住，上帝知道，这个欧洲没有兴趣突然听到一道道德上的命令，便不假思索地让自己变得粗俗不堪，头脑简单，非常听话地爬到帐篷里，把灿烂辉煌的精神上的往昔当作“罪孽深重”的谬误彻底抛弃。把堪称楷模的伦理学家托尔斯泰，富有英雄气概的良心的辩护人不和他绝望的尝试相混淆，硬把世界观上的神经危机，国民经济中一种更年期的恐惧加以移植，这是够有敬意的，也将永远是够有敬意的事：我们将永远把从这位艺术家的英勇的一生产生出来的极了不起的道德启示和那位遁入理论的老年人的农夫般的愤怒的文化驱邪咒语严加区分。托尔斯泰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不可比拟的方式深化了我们这代人的良心，他的消沉的理论却成为对人生欢乐的猛然一击，想僧侣般禁欲主义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回到不再能够复制的古老基督教时代，这一切是由一位不再是基督徒，因而也是超基督徒的人冥思苦索出来的。不，我们不认为，“节制欲望决定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不认为，应该打开血管为我们纯粹是尘世的世界激情放血，脑子里只承载着职责、本分和《圣经》引文。一个对欢乐具有生儿育女、激活精力的力量一无所知的解释者，他有意识地要使我们自由的感官游戏，我们最最高雅、最为幸福的感官游戏——艺术——日益衰退，色泽全无：我们对他深表怀疑。我们丝毫也不愿意牺牲精神和技术的成就，丝毫也不愿意重新放弃我们西方世界的遗产，丝毫也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为了任何一个哲学命题，最不愿意为了一种落后的、消沉的把我们逼回到草原中去、回到精神迟钝的状态中去的哲学命题，放弃我们的书籍，我们的图画，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科学。对于我们感性的看得见的现实世界，我们寸步不让，涓滴不让。我们不会为了天国的极乐，用我们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生活去换得某种狭隘的单纯质朴：我们宁可放肆地“有罪”，也不愿原始蒙昧，宁可激情如炽也不愿愚蠢，像《圣经》教导的那样正直乖巧。因此欧洲把整个托尔斯泰的社会学理论干脆放进文学的档案柜里，对他堪称楷模的道德高尚的意志充满敬意，但是为了今天和今后，永远把它搁在一边。因为落后和反动的东西，即使以最崇高的宗教形式出现，即使由一个如此出类拔萃的人物提出，也永远不可能有独创性，凡是出于个人灵魂迷惘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使世界灵魂摆脱混乱。因此再说一遍，最后一遍：托尔斯泰作为我们时代最强劲有力的批判性的深翻土地者，没有播下一粒谷子，成为我们欧洲未来的播种者，在这点上，他完全是一个俄罗斯人，他那种族、他那宗族的天才。
因为这肯定是俄罗斯上个世纪的意义和使命：以一种神圣的骚动不宁和肆无忌惮的受苦的渴望，把一切道德的深层全都挖开，把一切社会的问题直到根部全都刨了出来，我们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向俄罗斯艺术家们集体的精神成就弯腰致敬。倘若我们对有些事情感受得更加深刻，对许多事情认识得更加坚定，倘若我们观看时代的问题、人类永恒的问题的目光比以往更加严峻，更加悲哀，更加无情，这要归功于俄罗斯和俄国文学，我们大家能够通过创造性的骚动不宁超越旧日的真理，达到新的真理，也要归功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所有的思维都是精神在酝酿，是延伸的、爆炸的力量，但不是像斯宾诺莎[64]、蒙田[65]和另外几位德国哲人的思维那样是精神的澄清、净化；俄罗斯的思维绝妙地帮助世界的心灵拓展，新时代没有一个艺术家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人的灵魂如此深刻地挖掘一遍，彻底加以翻乱。但是他们两位并没有帮助我们创建一个秩序，一个新的秩序，在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混乱，灵魂的深渊般的混乱，当作世界的意义加以宣泄之处，我们就脱离了他们的答案。因为他们两位，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自救，逃出那张开大口、难以逾越的虚无主义，逃出一种古老的恐惧，逃进一种宗教的反动，为了不致跌进他们内心的深渊，他们两个都奴性十足地紧紧抓住基督教的十字架，在一小时之内把俄罗斯世界弄得云雾缭绕，与此同时尼采的涤净一切的闪电，把所有古老的胆战心惊的天空都砸得粉碎，把坚信自己力量和自由的信念像把神圣的铁锤似的交到欧洲人的手中。
奇妙无比的场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祖国最强劲有力的人物为极端不祥的惊恐所击，突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惊醒，举起了同一个俄罗斯的十字架，两个人都祈求基督，每个人都祈求另一个基督，作为一个正在沉沦的世界的拯救者。就像两个疯狂的中世纪僧侣，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布道台上，互相敌对，互相仇视，在精神上和生活中都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的反动派，专制独裁的捍卫者，极力宣扬战争和恐怖，力量日益增长便在权力的陶醉之中疯狂，成为把他投进监狱的沙皇的奴仆，一个帝国主义的、征服世界的救世主的崇拜者。在他对面站着托尔斯泰，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的，他就同样狂热地百般嘲讽，同样抱着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神秘的奴性十足的样子，托尔斯泰则把沙皇严厉地斥为凶手，把教会和国家斥为窃贼，诅咒战争，但是同样口不离基督，手不离福音书——但是两人由于灵魂深受震撼，出于神秘莫测的恐怖，把世界向后倒退，推回到谦卑和迟钝的境地。在他们两人心里想必都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感，使他们把他们不祥的恐惧如此大声呼叫着撒向他们的民众。这是一种对世界沉沦、末日审判的预感，一种具有先见的知晓，知道他们脚下的俄罗斯大地正孕育着惊天动地的震撼——因为倘若不是这个，还有什么创造了诗人的贫穷和使命，使他像先知似的预感到时代灼热的火光和云层里的隆隆雷声，因这新生的阵痛全身紧绷备受痛苦？他们两个都是大声疾呼的忏悔者，怒火冲天而又满怀爱情的预言家，他们站在一种世界沉沦的门前，身上照耀着悲惨的光芒，再一次尝试着击退那已在空气中震荡的庞然大物。他们两个都是《旧约》里的巨人，我们这个世纪再也不会看见这样的巨人。
但是他们只能预感正在变化的东西，无法转变世界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革命，恰好在他送殡的行列走过之后，炸弹爆炸，把沙皇炸得粉身碎骨。托尔斯泰谴责战争，要求尘世的爱：大地还没有四度用翠绿覆盖他的棺木，可怕的兄弟阋墙[66]便玷污了这个世界。他的人物形象，他艺术中被他自己贬抑的人物，一直活到现在。但是他的学说，第一阵清风吹来便被吹破。他自己的上帝的王国彻底崩溃，他虽然没有经历，但是还预感到了，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正平静地坐在他朋友的圈子里，仆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他拆开此信念道：
“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单凭爱就能改善，这点我不能苟同。这话只能由受到良好教育、总是吃饱喝足的人说出口来。面对那些从小忍饥挨饿、一辈子在暴君的枷锁下苦度光阴的人，您能说些什么？他们将战斗，努力挣脱奴役。我在您行将辞世的前夕对您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世界还将窒息于血泊之中，人们将不止一次地不仅把老爷们，不分性别，也连同他们的孩子悉数打死，撕成碎片，以便大地不再从这些人那里期盼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我很遗憾，您将不再能够经历这个时代，使您自己无法成为您的谬误的目击证人。我祝您平静地寿终正寝。”
谁也不知道，这封预示未来的闪电般的信出于谁的手笔。是托洛茨基、列宁，还是那些在施吕瑟尔堡[67]成为冢中枯骨的无名无姓的革命者中的某一个人：对此我们永远也无法获悉。可是也许在这一时刻托尔斯泰已经知道，他的教义碰到现实世界只是一片烟雾，纯属徒劳，那种杂乱无章的狂野激情在任何时候都比人类之间的博爱善意更加强大。他的脸色——据目击证人叙述——在这一时刻变得非常严峻。他拿着这张信纸，沉思地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丝预感冷飕飕地掠过他那日益苍老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