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决定，造成神化
为了相信死后能永生不死，必须在世上度过永生不死的人生。
——日记，1896年3月6日
1900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迈过了世纪的门槛。这位富有英雄色彩的老人，精神上昂然挺立，可是已经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完美无缺的终结。这位年迈的世界漫游者长髯雪白，脸颊比先前发出更加柔和的光芒，渐渐发黄的皮肤，犹如一张透明的羊皮纸，上面写满了无数皱纹，活像古老的鲁内[76]文字。一股认命耐心的微笑现在乐于憩息在他业已平静下来的嘴唇边上，两道浓眉很少因为发火而直竖起来，这位年迈易怒的亚当让人觉得已变得更加宽厚，更加澄清。“他变得多么仁慈啊！”他的亲弟弟惊讶地说道，他一辈子只知道哥哥总是暴跳如雷，难以自控。的确，那强烈的激情已经开始消退，托尔斯泰奋斗一生，已经疲倦，他自我折磨，疲惫不堪；在黄昏夕照之中，一道新的仁慈的光芒照亮了他的面孔。从前看上去如此阴沉的脸，如今极为动人：就仿佛大自然八十年来只是因此才这样强劲有力地在这张脸上发生作用，为的是他真正的美，这位老人伟大的洞察一切、宽恕一切的尊严，终于在这最后的形式里展现出来。人类就在这神采焕发的形象里，把托尔斯泰外表的形象收进记忆。就这样，世世代代的人，还怀着敬畏之情，把托尔斯泰严肃沉静的面容牢记在心灵之中。
年老平素总是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减少威严，削弱威力，然而年迈才给托尔斯泰阴郁的面孔以完整不缺的高贵。的确，这位年老的战士只求和平，“和上帝及世人讲和”，也和他最凶恶的敌人，和死亡讲和。这个可怕的、残暴的、令人惊惶失措的对死亡的恐惧，总算过去了，总算已经仁慈地消逝，这个衰迈不堪的老人目光平静，做好准备，眼望着正在临近的岁月的终结。“我想到，很可能我明天就已活不下去，我每天都设法使自己熟悉这个念头，并且越来越熟悉它。”奇妙极了：自从这种惊惶的痉挛离开了这位长久以来给扰得心烦意乱的老人，他那塑造者的感官又振作起来。就像歌德老人恰好在最后一抹夕阳照耀之时，他又从科研的消遣之中回家，返回他“主要的工作”中来，托尔斯泰这位布道者，这位伦理学家，在七十岁到八十岁这难以想象的十年中间又再一次专心致志地从事于他长期以来拼命拒绝的艺术：于是在新的世纪里，上个世纪最强劲有力的诗人又一次重新复活，和从前一样精彩绝伦。老人大胆地画完他人生的巨大无比的弧形，又想起了他哥萨克年代的一段经历，创作了伊利亚特式的诗篇《哈吉·穆拉特》，刀剑铿锵，战声震耳——一部英雄传说，讲述得简单而又宏伟，就像在他最完美无缺的日子里一样。悲剧《活尸》，杰出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科尔内依·瓦西里耶夫》以及其他许多小型传说证明这位艺术家已涤尽道学家的不满情绪，荣归故里；在这位老人晚年的作品里丝毫也看不出他已倦于写作，精力不济：这位年迈衰朽的老人灰色的眼睛，目光如炬，视力精准，毫无舛错地审视人们永远令人震惊的命运。人生的法官又变成了诗人，这位从前狂妄自大的人生的导师，在他美丽的老年自白中，又满怀敬畏之情，在神性的玄妙莫测面前躬身礼拜：对人生的最后问题所抱的好奇心已经和缓，变成谦卑地倾听宇宙的永无止尽的日益临近的汹涌澎湃的波浪。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确变得充满睿智，可是并没有疲惫；一位来自洪荒时代的农民，他继续不断地在他的日记本里耕耘他那思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田地，直到铅笔从他渐渐冷却的手里脱落。
因为现在这位不知疲劳的老人还不能憩息，命运赋予他的人生的意义乃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后一件工作，最神圣的工作还等待着他去完成，这项工作已经不再关乎生命，而是关乎他自己日益临近的死亡；如何有尊严地、堪称楷模地塑造他的死，将是这位强劲有力的塑造者人生最后的努力，他将绝妙地在这件事上投入他集中的精力。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品无数，没有一篇作品像他自己的死亡那样，让他准备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样的激情如炽：作为一个真正的、不知餍足的艺术家，他恰好要把他这最后的、最富人性的事情干干净净、毫无瑕疵地告诉人类。
这场为了赢得一个干干净净的、毫无谎言、完美无缺的死而进行的搏斗，在这位不得安宁的人为真理而进行的七十年战争中是关键性的一场战役，同时也是牺牲最为重大的一次战役——因为这是反对他自己亲人、自己血脉的一战。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完成，他一辈子一直怀着我们现在才能理解清楚的畏怯，避免涉及这件事：那就是干净彻底、毫不反悔地脱离他的财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却，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库图佐夫[77]相似，总想避免决战一场，希冀在持续不断的战略退却之中战胜可怕的敌人。托尔斯泰总是对签订一份关于他财产的遗嘱望而却步，他的良心催促不已，他则遁入“无为而治的智慧”之中。任何在他身后也放弃他对自己作品权利的企图，都遭到他家人的激烈无比的抵抗，他过于软弱，事实上也太富于人性，没有用一个无情的行动来粗暴地克服这一抵抗；所以多年来，他只限于个人不去碰钱，不去使用他的收入。但是——他这样自我责备——“我之所以忽视此事，原因是我原则上否定一切财产，出于虚假的羞耻之心，在人前不关心我的财产，以便人们不致指责我做事不彻底。”经过种种毫无效果的尝试，每次尝试在他至亲的亲人当中都导致一场悲剧，他便把对他的遗嘱作出一个明晰的具有束缚力的决定推开，推到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去。但是1908年，他八十岁那年，他的家人决定利用这个纪念日出一套收益巨大的全集，这位公开反对一切财产的敌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在八十岁时，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挺身而出，正大光明地参加这场决战，于是俄罗斯的朝圣地雅斯纳亚·波良纳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成为托尔斯泰和他的亲人之间进行一场战斗的战场。这场战斗是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金钱，因而更加厉害，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是他日记本发出的刺耳的喊叫声也只能让人们对这场战斗的极度恐怖有几分猜想而已。托尔斯泰在这些日子里喟然叹息：“摆脱这些肮脏的、罪孽深重的财产，是多么艰难啊！”（1908年7月25日日记）因为半个家庭的人伸出指甲尖利的手紧紧抓住这笔财产不放。最蹩脚的廉价小说里的场景一一再现，撬开抽屉，乱翻柜子，偷听谈话，试图对他宣告禁治产，这些场景夹杂着他妻子试图自杀，托尔斯泰以出走相威胁，这样最为悲剧的时刻，就像他自己说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狱，打开了它的大门。”但是恰好从这极端的痛苦，托尔斯泰最终找到了极端的决心。终于在他逝世之前几个月，他下定决心为了死得纯洁正派，不再容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给后世留下一份遗嘱，把他的精神财富不可分辩地交给全人类。为了实现这最后一桩诚实的行动，还有必要最后撒次谎。既然在自己家里感到有人偷听，有人监视，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便假装漫不经心地骑马到邻近的格鲁蒙特森林去散心。在林中，一个树墩子上——我们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当着三个证人的面，还有不耐烦地连连喷鼻的几匹马，托尔斯泰终于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证明他的意志具有有效的能力，而且在他身后依然有效。
现在，捆在他身上的脚镣已抛在他身后，他认为他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事情。但是最艰难、最重要、最必须的事情还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正直的良心已被众人看透的房子里，已经保守不住任何秘密。不久，他的妻子已经猜到，不久全家都知道，托尔斯泰已经签署秘密遗嘱。他们翻箱倒柜搜寻他的遗嘱，查遍他的日记，为了找到蛛丝马迹，那个令人憎恨的助手契尔特科夫再来造访，伯爵夫人就以自杀相威胁。这时托尔斯泰意识到：在这个充满激情、贪求盈利、满是仇恨、骚动不宁的环境里他是无法完成他最后的艺术品，那完美无缺的死亡的。老人感到极度惊恐，家庭可能“在精神方面夺走那宝贵的时刻，也许是最精彩的时刻”。于是一下子从他感情的最底层又迸发出那个念头，为了完美无缺的缘故，他就该像福音书所要求的，抛弃妻子和儿女，抛弃财产和盈利，为了成为圣人。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两次，1884年是第一次，但是半途上他就丧失了力气。那时候他迫使自己回到家里，回到正在分娩的妻子身边，就在当天夜里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女儿亚历山德拉，现在站在他的一边，守护他的遗嘱，并且准备帮助他走完这最后的路程。十三年后，1897年他第二次离家出走，给妻子留下了那封不朽的书信，阐述他受到良心的压力：“我决定离家出走，首先因为这个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向往孤独。其次，孩子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我老待在家里……主要一点是，就像印度人一满六十岁就逃进森林——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到老年就有愿望把他最后的岁月献给上帝，而不是在玩笑嬉闹、闲聊胡扯、打打网球中度过余生。我现在已经七十岁，所以我的灵魂也以全部力量，渴望着安宁和孤独，以便和我的良心和谐地生活或者——如果这一点不能完全办到——毕竟可以摆脱我的人生和我的信仰之间显著的互不协调。”但是即便是这一次他又回来了，出于压倒一切的人性。他那回归自我的力量还不够坚强，对他的呼喊还不够强大。但是现在离那第二次出走已是十三年，离那第一次出走是两个十三年，吸引他走向远方的无比强大的牵引力开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钢铁般的良心觉得被一股不知究竟的力量吸引，就像被磁铁所吸引。1910年7月，托尔斯泰在日记本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别无他法，只能出逃，我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现在你就显示你的基督教信仰吧。现在正是时候，不然永远也没机会。这里不是没有人需要我待在这里吗。帮助我吧，我的上帝，请教导我，我只求一点，不是贯彻我的意志，只是贯彻您的意志。我写下这些，问我自己：这的的确确是真话吗？还是说我只是在您面前假装这个样子？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但是他一直还犹豫不决，担心别人的命运一直使他下不了决心：他一直害怕自己怀有罪恶的念头，不断战栗地俯身朝向自己的灵魂，倾听是不是另有一声呼唤来自他的内心，一个信息来自上天，发出不可违抗的命令，而他自己的意志，却还在迟疑不决，畏缩不前。就仿佛他双膝下跪，在那玄妙莫测的意志面前祈祷，他把自己奉献给这个意志，他对这意志智慧深信不疑，他在日记里忏悔了他的恐惧和不安。这种在发烧的良心里的等待，犹如一场热病，这种对深受震撼的心灵进行的窥听，真如一阵强烈的唯一的颤抖。他已经觉得没有被命运听到他的呼喊，完全献身于毫无意义的事情。
恰好在恰当的、最合适的时候，在他心里发出一个声音，传说中最为古老的一句话：“起来，站起身来，拿上大衣和朝圣的手杖！”他振作起来，向着他一生的完美终结径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