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主义是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一种创作思潮，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美盛极一时，折中主义为了弥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建筑上的局限性，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式样，也称“集仿主义”。折中主义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为，新的社会生活、新建筑类型的出现，以及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技术与旧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与中国近代建筑产生的原因不谋而合。

宁波近代“折中主义”建筑主要产生于1844年宁波开埠设立外国人居留地之后，西方建筑文化突然来袭之时，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与旧有建筑体系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被动接受西方建筑文化，到两种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进程中，会有新的建筑形式产生。

宁波近代建筑“折中主义”指的是中西建筑风格混合的中国近代化“折中主义”，特指把中国和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构成要素加以组合的建筑形式，可分为中西合璧、西中合璧以及洋立面中的洋立中体三种建筑类型；以及西式建筑“折中主义”，特指把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类型及建筑形式构成要素相互组合的建筑形式，本文中指的“洋立面”是建筑类型中立面与整体都为西式的建筑形式。产生宁波“折中主义”建筑模式的原因在于因宁波开埠而形成的外国人居留地的发展未形成气候。

首先，五口通商的开埠时间有个先后次序。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有关关税税率、开埠通商等问题在条约中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此，中英双方后来继续在广东谈判。五口通商的实际开埠时间是这样的：广州重新开埠的时间是1843年7月27日，因为它一直是中国与世界通商贸易的大门，其性质为《南京条约》签订后的条约恢复开埠。厦门条约开埠于1843年11月1日，上海条约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宁波条约开埠于1844年1月1日。福州最晚，条约开埠于1844年7月3日。开埠时间之所以先后，是由这些城市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开放海禁，清政府设置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条约开埠的前四座城市商埠，恰恰就是四海关的所在地。因此，福州的开埠时间比前四座城市晚了一年半载，其开埠的重要性对于英美等国贸易利益来说，也要低一些。广州之所以开埠最早，因为广州具有“一口通商”的历史地位，原本就设置有成熟的英商机构，而且是当时的鸦片走私中心。厦门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人贩中心，开埠后不久，外国侵略者就在厦门开设了合记、德记、瑞记、怡和等4家卖人行。头8年时间里，英国人共掠走华人25000人来充当英国与殖民地贸易来往商船上的奴工或是异国殖民地的劳工。上海是一块处女地。当1842年6月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占领上海、驶进黄浦江的时候，英国人深切地感觉到：“日后整个大陆都会拜倒在它之前，公认它为东方首港了。”因为它有着通达苏杭的河道，有着向北直达京师的运河，而向西是流经大半个中国的长江。宁波的地理地位远不及于此。况且宁波和广州一样，拥有一批早就开化了的人民，自由经济已经养成了他们精明的市场习惯。此时的上海人“实是处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比广州人、宁波人来得和气、“礼貌”，对条约规定的实施明显感觉不棘手。而宁波，早在乾隆时期，就是英国人竭力要求通商的商埠。与上海的县治地位相比，他们更看重宁波的府治地位，于是《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首先在宁波江北岸设置了领事馆。1843年11月8日，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商讨开埠事宜，11月17日正式开埠。同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第二任领事罗伯聃率兵舰、轮船各1艘至宁波商谈开埠事宜。之后，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事实上，开埠初期，英、美、法等国驻宁波的领事、副领事或是翻译，后来都得到调升，被任命为驻上海、厦门乃至广州的领事、副领事或是税务司。由此可见宁波在条约开埠中的地位。

其次，宁波开埠的性质与其他口岸有所不同。宁波开埠的特征是不设租界，而是设立外国人居留地。租界与居留地的界定原则为，凡经由我国政府以条约、协定或协议的形式，正式同意承租某地区的外国掌握该地区行政权的，为租界；虽然划定某一地区租赁于外国侨民居住，但我国政府仍掌握有该地之行政权者，为居留地。

宁波开埠不设租界，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主要特征的形成，那就是在江北岸开辟了“华洋公共通商场”。华人与洋人同在一个外滩上开展商品交易和市场建设。宁波江厘一带，自清嘉庆以来一直是南北号商品集散地与帆船码头。宁波城内和城外都有固定的商业区，而且在交易媒介和方式上完全以信用和放账为基础，加之商品需求和流向不同，洋商一时无法直接进入宁波的市场体系。在外人侨居宁波江北岸之前，“江北岸也已有中国许多木材商人居住了”。因此，华洋公共通商场的形成，恰恰说明宁波的开埠贸易要比上海重要。1862年8月，兼任法国驻宁波领事埃丹向中国提出在江北岸建立法租界的要求，遭到英、美、俄的反对。整个华洋公共通商场完成了英美法条约开商埠初期的实验和过渡，彻底打破了中国商埠的市场秩序，轮船时代取代了帆船时代，使宁波南北号水运衰落，同时培植了一批宁波买办，转迁并开发、建设上海租界通商秩序，取代广州买力、，与官府勾结。这样，从中国通商都邑深入内地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从这一点上说，洋人非常卑鄙地利用、践踏了宁波人的诚信。当然，随着上海滩租界经济的形成和人口增长，语言问题也促成了宁波买办取代广东买办。从中国人说“夷语”到洋人说“土语”，洋人着实打开了中国新的大门。并且，在法国提出在江北岸建立法租界时，英美的许多商业和传教、印刷业的利益都已从宁波转移到上海，而宁波又是上海洋货输人的消费通商地，因此他们反对法国，是自然的事。

宁波公共通商场的建置模式，后来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被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中国官方重臣倡导推广，尤其在中国自开商埠中如法炮制。当然也想在新辟的条约口岸中成为中国捍卫自身主权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但最终没有成功。租界是外国势力渗入中国的基地，但也是中国引进西方事物的窗口。设置租界的上海、广州、厦门，得风气之先，西方的市政制度和城市管理方法最早输入运用，城市的开发、更新得到较早、较大的推动。相对来说，未建有租界、仅辟设外国人居留地的宁波就发展较慢。

1.道路及市政建设

宁波开埠后江北岸虽然未被辟为租界，但界内的市政建设已被外人控制，当地的警察组织也一度直属于领事团。

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开始在江北岸成立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的工程局。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i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

工程局的设立促进了江北外滩的建设与繁荣。工程局成立后即以码头捐收入在江北岸修筑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并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到19世纪末，江北外滩已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外人居留地虽然极大损害了中国人的主权及利益，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界区内的环境。主要市政设施有英国领事馆、巡捕房、海关、邮政局等。

2.经济贸易活动

江北岸外滩一带到19世纪末已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当时，旗昌、太古、三井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外滩设有分支机构。据统计，1890年在江北外滩的外国公司和洋行达到28家，在此前后，许多著名的中国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入江北。又据民国《鄞县通志》所载1933年、1934年统计，当时江北（以外滩为中心）有银行业分支机构及办事处5家、保险业分支机构及办事处16家、传媒业（主要是报馆）5家、同业公会7家、外籍旅甬会馆2家。但随着温州、杭州等相继开埠，尤其是上海外滩崛起以后，江北岸的对外、对内贸易便受到强势挤压，它在国内的贸易地位逐渐弱化，大量的宁波商人奔赴上海谋求发展。到了现代，随着新港区的开拓，江北外滩的贸易功能更是日渐丧失，而其他交通方式的兴起，水运业的衰退，又直接导致了江北外滩水运交通的萧条。曾经繁华、热闹的外滩走向了沉寂。

3.近代工业

机器制造业：这一期间宁波有民营资本机器制造业出现。但开始时为手工作坊，实际上是修配小厂。据资料记载，1879年宁波的广德兴机器厂出现。这是宁波近代最早的机器修造业。这种机器修造厂，几乎是靠零活修理和工厂部件加工过生活。清光绪十六年（1890），镇海籍船员王宝全在宁波江北岸开设广兴铜匠店，承接凡尔（阀门）单零件修理。

航运业：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民营航运业的地区之一。到19世纪70年代，大批手中握有余资的宁波商人，以其勇于开拓精神纷纷开始投资于轮船航运业。1872年，宁波华商就有人投资新制两艘小轮船，打算每天载客来往上海：80年代，宁波，商人要求当局批准举办轮船航运业的呼声更为迫切，“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棉纺织业：清光绪十一年（1855）在鄞县三桥（今陈婆渡乡）建纬成布局，手拉织机20台，发纱轴给农户代织。纬成布局开办之初“用‘发织机’的办法，把经好的纱轴发给家庭妇女去加工”。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资金50000两，这是浙江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个工厂原是一个旧式的轧花厂，最初使用40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每台有1个工人操作。1887年，从日本运来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还有40台新式轧花机，改建和扩建了厂房，雇佣工人300至400人，日夜开工，并聘请了日本工程师和技师。1891年该厂又增添了新的设备，“英国买来一座强有力的新发动机及锅炉，又自日本购了一些轧花机和纺纱机”，并售出轧成之花300。担，这是从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的典型：

火柴制造业：清光绪十五年（1889），宁波道台批示慈溪县的仁乾及其他华商商号，允许宁波商人在慈溪开办火柴厂，制造火柴，雇用日本工匠。据报道，道台“已经饬下级官吏，并通知了海关税务司”，认为这个厂"是一个新的创举，可使中国在这种一向被外国人人口货独占的行业中，今后也可分得一分利润”。《慈溪县志》也有记载：“至近代，新兴工业开始起步。清光绪十五年（1889）建立之慈溪火柴厂，为浙江首家民营火柴厂。”创办时资本约15000两，雇佣工人200人。

印刷造纸业：宁波的近代印刷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有所发展。当时宁波已出现日报。1874年2月，有一家宁波印刷厂成立。1887年2月，上海机器造纸厂总局在宁波设立申源分局。

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发展行业看，集中在轻纺工业。如机器轧花、火柴、印刷等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宁波的民族资本共创办了6～7个企业，而大部分集中在轻纺工业，如纬成织布局、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慈溪火柴厂，而这些轻纺企业有一定规模。

第二，从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的关系看，前者对后者既存在着矛盾又存在着依赖的关系。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他们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从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通久源轧花厂不仅机器从外国进口，技术上依靠外国，甚至机器也由“外国人监理”。

第三，宁波民族资本力量是微弱的。从数量看，宁波的民族资本与洋务企业相比，投资少，规模小，其资本总额比同期的洋务企业和外资企业少得多。机器修造业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属于修配性质。投资也比较少。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5万，慈溪火柴厂仅有资本1.5万。尽管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等企业在其产生过程中表现了这些弱点，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它的产生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通久源是浙江最早的民族工业，它利用机器生产在某些程度上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与原始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它标志着宁波近代工业的出现，对于浙江、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4.文化教育活动

宁波近代教育的格局形成，基本是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教会和传教士办学校（1844—1894）。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中国设办学校的特权。1844年的《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院、学堂。这个条约，是清政府明确允许西方各国传教士可以在华办学。西方列强正是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特权，开始来宁波传教、办学校。

宁波最早的教会学校是宁波女子学塾，它的创办者就是奥特赛。此后，办起了不少教会学校，这在上面已有论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浸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迅速增长，急需大批熟悉西方习惯、懂得外语和近代工商业基本知识的人才，以便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兴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在通商口岸，对掌握英语和西学的新式人才需求越来越多，这种形势也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传教士加紧在宁波创办教会学校，并且改变了原来招收贫寒子弟的做法，尽力吸收富绅子弟入学。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宁波当时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和招收学生的速度是很快的。从有关资料那里，可以清楚看到宁波教会学校创办的情况。

第二阶段：国人办学（1895—1919）。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剧，维新思潮涌进。举国上下要求举办新式学校的呼声日益强烈。为适应新形势，宁波知府程云傲、绅商严信厚、汤远鲞、陈汉章等乃集议于1897年在湖西崇教寺创立储才学堂。

《辛丑条约》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成为重要内容。国内舆论也竞相鼓吹以发展教育为救亡国图存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以后，又进一步掀起办学热潮。宁波也出现了兴学盛况。新式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学生队伍迅速扩大，师范、专业学校有所增加。当时出现了一批民办学堂、公立学堂，家道殷实者也出资私立学堂。尽管各自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客观上却都有利于新式教育。小学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宁波各县有高等、两等、初等、半日等小学堂280所，学生10453人；到民国元年（1912），宁波各县共有高等、两等、初等小学校493所，学生22661人；其中鄞县130所，学生5668人；慈溪3s昕，学生1645人；奉化130所，学生5346人；镇海87所，学生5245人；象山35所，学生970人；余姚52所，学生2095人；宁海39所，学生1692人。

中等教育也有发展。1902年，慈溪县的慈湖书院改办慈湖中学堂（今属宁波市江北区）。1905年宁波教育会建立。奉化县龙津学堂改为奉化中学堂、奉化班溪乡建立剡源中学。1908年，据《浙江教育官报》记载，现宁波市境内有中学堂5所，学生383人。宣统三年（1911）宁波府中学堂定名为浙江省省立第四中学。镇海县中学堂也创办。民国元年，新学勃兴，效实中学创办。

5.社会生活，从“抵制”到“模仿”

中国封建社会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总体上属于封闭型和保守型，主静、内求、中和为其基本特征。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开放式商品经济，其伦理观念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态势，以主动、外向、竞争为其基本特征。随着西方文化的传人，宁波人的观念开始从封闭型转变为开放，物质生活追求、教育制度、日常语言、生活用品等逐步呈现家的面貌。19世纪末，宁波在这一方面上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

从物质方面看。宁波人开始了解、适应新鲜事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外国人在江北岸成立了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的工程局，进行筑路、盖房。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各种设施被移到这里来，宽敞的马路、电灯、自鸣钟、脚踏车、洋房、教堂以及保险、银行等。这些物化了的西方文化，与宁波的原有器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从而为宁波人了解西方提供了窗口。

宁波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其优越地方。他们看到了江北岸街面富丽、清洁、有秩序，洋房林立、商业繁荣。这些事实强烈地震撼着宁波人，促使他们反思，从传统的封闭转变到开放，并且逐步地进行学习、模仿。

这一时期，西方更为先进的电力照明替代煤气照明，这一进步趋势传到宁波后，宁波人开始利用这一先进的技术。1897年，为了改善居民的照明，宁波开始采用电力照明。由上海的宁波籍工商业者孙衡甫投资，在城区战船街创办电灯厂，向城区江厦街、东大街、甬江大道头等主要商业区和少数居民提供照明用电。当时，甬江大道头新到奇巧水月电灯“焰火亮如皓月，光耀射目，与市上灯烛比之，相差天涯也”。

由于宁波的开埠，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口密度也比较集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宁波城内和城厢人口已经达到30万，其中雇员12万，60%的人从事商业，30%从事农业。另外10%的人从事医务、塾师等。这个状况需要城市社会提供面向大众的各种新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各种服务。于是新式的医院、剧院、保险公司等应运而生。

保险是一种进行经济补偿并具有互助性质的事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宁波对外贸易和外海航运事业发展过程中由西方传入宁波。鸦片战争后，随着洋行而来，除倾销洋货、办理运输等业务外，兼办银行、保险业务。同治三年（1864）在甬洋行达24家，其中怡和、恒顺、广元、宝顺、悦来等洋行代理英商海上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利物浦承保人协会和广州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1875年，保险招商局宁波分局成立，经营范围为招商局和货物运输保险。这是由国人在宁波集资创办的保险公司。

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在华投资增多，一些外商进一步在宁波开办保险业务。1898年12月，英商逊昌洋行，泰和洋行、美国永安保险公司在宁波经营保险业务。逊昌洋行保险公司在宁波江北岸老巡捕房对面设有办事机构，专保江北岸的房产栈货等类兼中西各国水险、火险、平安险，并经营日本、美国的人寿险。其“保费照大市，一律格外从廉公道，倘有不测，赔款迅速”。上海泰和保险公司在宁波也开办业务，经营水险、火险业务。美国永安保险总局设在上海英租界黄浦滩，在宁波设有分局，主要进行“人寿保险”

从生活用品中我们可发现宁波人已经适应于外国的生活方式。西方生产的日用品在宁波到处可见。洋布、洋线、洋毯、洋袜、洋伞、洋钉、洋火、洋油等充斥着宁波市场。糖行街文美斋就有各档香水、全红洋毯、月华洋毯、西洋领巾。甬江大道头老协森有西洋领巾、各档洋绒衫、洋白水烟袋、新式花纱巾、各档西洋香皂。二仪斋钟表店写有告白：“本号自运各国钟表，新到外国唱琴。”钟表号出售极好的头等唱琴、各色大小摆钟、洋琴。协顺号百货店也经售英国各式颜料、铅笔、西学书、锡包烟、锡芥（雪介）烟。“其价格格外便宜。”

从饮食方面看，西方的点心、酒也在宁波出售。江北岸、江厦街的一些点心店都有西国机器制造的糕点、点心和各种洋酒。江北岸桃花渡头一家饮食店就陈列着西点。这些点心“西国机器制，佳制荤素茶食，四时点心，馒头饼干，各种洋酒”。

从教育的内容看，宁波各家学堂所学的内容也都是西方的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比如，华英书馆就有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教授英、俄、法三国语言。一些宁波人还编成《中西算学丛书》，把利玛窦《测量法》、李之澡《浑盖通宪图书》、徐光启的《勾股弦》以及《算学六种》、《正续对数》等数学书编辑出版，并在书店公开出售。“是书四明求敏斋主人搜罗。群书采辑中外名人专集数百种，悉心勘校、选择，已经数寒暑矣。得最有实用者四十五种汇为一编。”当时，在宁波的奎元堂就出售《中西算学丛书》。

从语言方面看，语言为文化的载体。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宁波人对外交往频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语言影响。在从西方输入的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时，由于宁波方言中找不到意思相近的词语，只能将西方的词语直接借用过来或进行改造。19世纪末，宁波的方言中已含有不少外来语，其中的英语为主。宁波的日常用语与报刊语言中经常使用不少外来语。比如“先生”、“小姐”、“彩票”、“绅士”、“自由”、“博爱”、“洋行”、“洋琴”，这些都是西方的语言，其中一些词语是音译或衍化的。在当时的报刊中，常见的有“锡芥”（cigar）、"引擎"（engine）、茄克（jacket）、"讲白佗''（compardor）等。

西医被宁波人接受更能表明宁波的开放观念。健康欲望、生存欲望，人皆有之。开埠初，宁波人对西医不太相信，教会医院发展也有阻力。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宁波作为通商口岸，西医已被普遍接受。宁波华美医院（今宁波第二医院）每年诊治的病人很多。到了19世纪末，西医在宁波已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城区设立不少医院，留洋的医生坐堂门诊。江北岸同星街李召南医师“西法全口镶牙”，“遄立止痛，精补蛀牙”，不少病人在广告中赞叹西医技术高明。1898年12月14日《德商甬报》就登载了《鸣谢良医》广告：“夏荣显先生，原名松桥，蛟川人氏。肄业杭省大英广济医院。经该医院梅西医及宁郡大英仁泽医局薛西医逐科录取，术精内外。”病人称其医术是“著于成春，药到病除”。

长期以来，经济职能是宁波港口最重要的职能。港口的发展须臾也离不开港口贸易的扩大。

一、对外贸易剧减(www.daowen.com)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区域经济的破坏，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使宁波港口的对外贸易急剧下降。仅仅6年时间宁波港进出口贸易总额就从1844年的50万元猛跌到1849年的5万元，下降了90%。

这一时期宁波港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构成的变化不大。但是，为什么进出口额却几经跌宕起伏而急转直下呢？其最重要的原因是邻近的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外贸的中心。在外国人看来，“虽然上海的面貌比不上宁波，它却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贸易港口，经由水路交通，它就能够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连接起来”。尽管从1843年和1844年定海及宁波港的外贸额来看，数字并不低，但外国人很快就发现“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不会繁荣起来。上海把一切都吸引到它那儿去了，把过多的进口货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准备到宁波的茶商吸引去。本年（1845年）9月，商人麦肯齐（Mckenzie）先生舍此到上海参加他兄弟的事业去了”。1845年美国长老会曾在宁波创办“美华书馆（Mei Hwa Printing Office），不久也移往上海。1845年宁波进出口贸易的船舶吨位，各有1926吨，出口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37%。到了1847年，进出口船舶吨位各有1093吨，下降了43.3%，而出口额只占总额的5%，下降了32个百分点。这样，外商的离港船只基本上要放空，所以其兴趣就越来越集中于上海。在此同时，早期移居上海的宁波商人，也把一部分利于出口的地产品转运到上海去出口了，而另一部分原先在本地从事外贸的宁波商人，也迁往上海，并把其所从事的外贸业务带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宁波港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中直接对外贸易一蹶不振。

二、条约口岸的增加

1877年4月和1896年10月，温州、芜湖、杭州相继开埠，贸易货品不断分流，宁波港的腹地相应地缩小。这样，港口的继续发展只能依赖区域经济的深度开发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宁波港的腹地缩小了，然而港口对其腹地的牵引力加强了。同这种变化相适应，宁波港也就从以转运过境货物为主演变成以吐纳境内货物为主了。这显然不利于港口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杭州的开埠，其对宁波贸易的严重影响在翌年便明显反映出来，杭州是宁波通向其贸易腹地的要津，杭州开埠后，其输入腹地的洋货和土货，就必然在杭州口岸直接进行，这样宁波港的贸易额就大大地下降了。

海关主权的彻底丧失。1861年宁波江北岸建立新关，浙海关实权开始落人外国人手中，但在名义上还有一个海关监督署，以及常关所辖的一些“关”和“口”。光绪二十七年（1901），50里以内常关，即江东、镇海关以及小港、沙头两“口”“划归（浙海关）税务司管理；惟征得之税，尚交监督统收”。自1912年起，所谓“光复以还，则由税务司迳自报解，（海关）监督遂无权过问“，至此，浙海关监督署已经名存实亡，浙海关的主权完全丧失。税务司的权力进一步膨胀，不仅统管对外贸易和沿海贸易，而且侵入了内河航运和内地转运贸易。西方列强从对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马关条约》是在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转折关头签订的。从此帝国主义的对华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马关条约》第六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一切货物，在中国所纳“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站及寄存栈房之益，按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这样，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便取得在中国通商口岸经营加工制造业的特权。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得以用从国外舶来的洋货同等优惠的税负，对华倾销。这就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产业资本的发展。

三、宁波并没有什么可供其掠夺的丰富自然资源

因此，外国人对宁波城市建设则毫无兴趣，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人得以在通商口岸100华里的范围内设厂，一般都设在“租界”内。宁波的“外国人居留地”与“租界”有所区别，尽管外国人在宁波“居留地”已经获得了各种特权，但在侵略者看来尚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不愿意进行产业投资。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主观上的目的是为了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并不在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因此都集中在能给他们带来高盈利的行业和口岸，一般来说不会投资于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除非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可供他们掠夺。宁波并没有什么可供其掠夺的丰富自然资源，因此，外国人对宁波城市建设毫无兴趣。

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1937年11月和12月，上海、杭州相继沦陷。此后到1941年4月宁波沦陷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宁波港的地位又一次地突出起来了，成为中日双方进行经济战的前哨阵地。

日军在沦陷区建立了伪政权，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掠夺中国资源和对大后方实行经济封锁的措施，国民党政府对此也作出了一些反应，双方展开了经济战。由于上海及北方大片领土沦陷，其与长江中上游及南部大后方正常经济交往渠道被战争所隔断。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联系，主要依靠上海港与宁波港的交通。宁波港的腹地，一时间极度扩张到华中、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但是，宁波港与上海港之间的港口运输是在战时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以特殊的方式冲破敌方的封锁和冒犯政府的禁限。

1940年前后，宁波港的日吞吐量最高达到3万吨，是战前最高水平的6倍左右。宁波港的码头、航道、船舶、仓场、装卸疏运、服务无不日夜繁忙，超负荷运转。整个宁波港，一时呈现畸形繁荣的景象。

自从开埠以来，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宁波在全国各口岸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暂时改变了这一状况。上海失守以后，杭州也相继沦陷，沪宁线、沪杭线、浙赣线相率中断，刚刚建成的萧甬线也为防止沦陷后被日军利用而全线拆毁。另夕卜，长江航运陷于停滞，沿海各主要口岸也都渐次陷入敌手，唯有宁波孑然独存。大后方与外部的物资交流，只能仰仗宁波与上海租界之间的轮船交通。

宁波港的地位大大上升，其在航运和贸易方面，随着转运范围的空前扩大而畸形地繁荣起来。

当时上海物资受日军禁运，偷运来宁波的船只都挂外国（美、英、德、意等）船旗，以免遭到日军的扣留、稽查。宁绍公司的“新宁绍”改为德商礼和洋行的“谋福号"；三北轮船公司的“宁兴”号，改为“中意轮船公司”的“德平号”。中意轮船公司是抗战初期虞洽卿和意大利商人合股经营的，共有轮船8艘，约两万总吨，一概悬挂意国船旗。当时，沪甬间轮船往来频繁，大小轮船共有20余艘。在英、美对日本宣战以前，还有挂英、美两国船旗的船只行驶甬沪线，其中有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新北京”，美商华洋航业公司的“棠贝”、“棠赛”、“棠鲁”三轮和挂英国船旗的“江苏轮”、“泰昌祥轮”等等。

作为战时港口，后方各省前来采购军用和民用物资的军政机关和私人客商量聚集于宁波。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个师以上军事机构的贸易代表来甬采办物资，上至军政部、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至各省地方军司令部。宁波原有“报关行”和“转运行”的组织，由于转运货物大增，一下子从原有的数十家猛增至100多家。当时，集结在宁波码头的进出口货物堆积如山，无法及时转运，许多物资都露天堆放。1940年2月15日，宁波各大栈房未能进仓的物资有10317件。以后，经海关要求，将和丰纱厂因失火而停工的部分建筑物辟为货栈。因为业务繁忙，海关职员的人数也较以前增加了1倍。客商赴沪办货，需要汇款，但国家银行不与敌占区通汇，不做沪甬汇款，于是宁波奄奄一息的钱庄相互凑资，开设小型钱庄，专做沪甬间的汇款。据说这种小钱庄，在当时有如“雨后春笋”。

总之，在战争期间，宁波港由于成为大后方与外部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转运腹地极度膨胀，航运、贸易都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战争使宁波港畸形地繁荣了起来。

中国近代城市诸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其近代建筑最初的设计者与建造者主要是外国人，建筑的投资方也大多为外国人，租界区内的建设成为了这些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推动力，大量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西式建筑在租界内建造，人们被迫地接受这些外来建筑在其生活中植根的事实。宁波也类似，但数量较少。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建筑除了教会及其附属建筑之外以及少量市政公用建筑外，大多数建筑主要是由民间资本投资建造的，有独资的也有集资的，宁波近代建筑的投资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外国教会，建造的多为教会及其附属建筑；外人投资，市政公用建筑如领事馆、海关等；宁波帮人士建造有商业建筑、花园别墅建筑及里弄住宅建筑各种类型的建筑均有涉足等；国民党军官投资，建有私人别墅及里弄住宅建筑。

1.外国教会

宁波近代建筑在发展初期主要为西方的教堂及教会医疗学校。宁波原有教堂10多座，据《鄞县通志》记载，最早出现的近代建筑为清顺治五年（1648）意大利传教士卫济泰所建的天主堂（地址不详），还有法国耶稣教传教士郭中传于1701建造的药行街小教堂和住宅等，惜俱毁。

现存1872年建的江北岸天主堂，为国保单位，其哥特式建筑风貌，可夺我省天主教堂之魁。该天主堂于同治十一年（1872）由法籍苏主教兴建。教堂的钟塔楼为后任主教赵保禄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造。

文化教育类建筑如1935年建的浙东中学，其大门及办公楼均保存完好，以及位于白沙路的教会学校等。

医疗建筑，如1935年建的仁济医院手术室，为早期的钢筋砼建筑，共二楼，一楼为敞开式大厅，二楼为手术室，手术室屋面中间有采光面积较大的人字坡玻璃顶，非常有特色。

2.政府投资

1844年1月1日宁波开埠后，具有外来建筑文化特点的近代建筑蓬勃发展。英、法、美等国在宁波建造了领事馆，还有各种市政管理办事机构等，如浙海关、巡捕房、建于1927年宁波邮政局等。这些建筑建造者以外国人为主，其设计师也为外侨或外国人工程师。从外形、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装饰，基本上为西式或西方殖民地式。这些早期的近代建筑大多沿甬江西岸（即现外马路一带，后成为外滩）而建，建筑物均坐西朝东，面朝甬江。建筑与江岸之间留出30多米的空地，以便起卸船上货物，并容民船纤夫通行。

这些建筑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宁波江北岸的面貌，使宁波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西方色彩的中国城市。其后，民国政府也修建了一些市政建筑，如1930年，宁波鼓楼三楼的明间设置大时钟和铜钟，既报时，亦报火警。

3.宁波帮人士

宁波帮人士建造有商业建筑、工业建筑、花园别墅建筑及里弄住宅建筑，多以独资或集资的方式进行建筑的建造。20世纪初，宁波工商业者经商致富后，在江北人民路与大庆路之间及外滩上纷纷建造住宅，其中就有一些宁波帮人士，如严信厚、严子均、朱葆三、谢恒昌、俞佐宸等。他们建造的商业建筑有银行金融建筑，如1930年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是一座早期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还有1934年建的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等。其他还有同治年间开设的大有丰洋广货店，是西式石库门面，惜已毁，还有三北轮船公司及宁绍轮船公司，1930年建的宏昌源号老店铺，其正立面上有用磨石子制的店名招牌，至今保存完好。

现存的工业建筑有和丰纺织厂的办公楼及车间，非常珍贵。

4.国民党军官

宁波奉化溪口是民国时期蒋介石的故乡，于是这一带建有大小不一、风格迥异的近代建筑，在这些近代建筑的业主中，除了富商之外，有很大一部分为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投资兴建的，如蒋氏故居小洋房，这所三间二层小平房就是蒋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建于1930年，由于当时所用材料石灰和水泥均称为“洋灰”，故此房叫“小洋房”。

葛竹王宅（有照片）王宅，坐落在我市溪口镇葛竹村高椅山脚。宅主王震南（1893—1962），系蒋母王采玉的堂侄，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军法处处长。

俞济时旧居（爱日庐），位于锦屏街道南大路16号，是国民党高级将官俞济时旧居（爱日庐），1930年建成，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鹤庐，位于红墙外弄69号，建于1937年，筑建此楼的主人有一媳妇，叫方冀达，她律师出身，长于言词，又热衷政治，曾为民国政府中央立法委员。

芹庐位于东门路小路街弄的为三合院式建筑，筑于1926年。其原主人周采臣为奉化士绅，颇有来历。他是蒋介石在凤麓学堂读书时结拜的十兄弟之一。其子周开元为黄埔军校盐监，我市民国时期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周林君也曾住于此宅。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古代中国常以“天朝上国”自居，“中国中心论”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礼仪之邦，所以无法放下高姿态，也从未考虑过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国建筑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独立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技术、宫殿、坛庙、陵墓等建筑群组合手法以及园林建造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当西方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也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文化，新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以及新的建筑类型。中国传统建筑在受到外来冲击的同时，一开始一定会产生排斥的现象，企图维护和保持原有的建筑体系，进而发展到从建筑细部入手开始慢慢接受西方建筑模式，循序渐进，从而最终达到中西结合或者对西方建筑进行全盘“克隆”的阶段。

宁波近代“中西合璧”建筑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是保持原有传统建筑的结构体系，而在建筑细部如柱式、门窗线脚以及门廊处加入西式的建筑构件，如在建筑外立面上用西方古典柱式代替传统的木质柱子，门窗上加入西式的装饰，或者在室内的建筑用材上使用西式的如大理石等材料。但从整体上来说，西式的建筑元素所占的比例很少，只能成为建筑中的点缀；

2.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石库门建筑也是由上海传入宁波的，早期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多沿用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手法，建筑包围院落，保留了传统住宅内向封闭的特征。结构形式仍采用中国传统立帖结构的砖木结构，平面形式与建筑艺术处理手法则是在江南民居建筑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高高的石库门围墙将屋内与外界隔绝，每户都设天井，所有门窗都开向自家的天井院落。但是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建筑模式则是以西方联排式住宅为模板，采用各户共用山墙，成排建造的模式，各户都有一个石库门洞以供单独出入，从整体来说，早期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只是引入了新型的西式联排建筑模式，而无论是建筑的设计手法还是建筑的细部花饰，仍为中国传统式的，是一种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演化的一种建筑类型。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层层深入，西式建筑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次要的细部元素而存在于建筑中，而是期望更多地融入中国传统建筑模式中去，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于是渐渐产生了“西中合璧”类型的建筑。如宁波江北岸天主教堂已有了“西中合璧”的痕迹，立面采用哥特式，带有明显的西式建筑的风格，但是屋顶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筒瓦屋顶形式，而这时屋顶则成了唯一中国元素的部分点缀着这一新式的西式建筑类型。需要指出的是，宁波近代的“中西合璧”建筑类型与“西中合璧”建筑类型并不是按年代来严格区分的，其实在宁波近代建筑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出现过这两种建筑类型共存的局面，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建筑类型不同罢了。

外来建筑体系对旧有建筑体系的影响总是由外而内层层渗透的，这与杨秉德老师所描绘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嬗变是从最初早期器物层面的文化她变发展到中期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从而最终进入到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的情况是同样的道理，人们接受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也总是会从它最表层的外部形象人手，“洋立面”这一建筑类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1.洋立中体的洋立面类型建筑：这一类型的建筑多见于商业街，如宁波外滩的外马路、中马路，许多老店都开设于此，建筑也渐渐受到了上海西式建筑的影响，开始模仿西方的建筑形式。但是宁波的近代商业建筑特别是传统店铺建筑与上海近代全盘西化的商业建筑不同，一开始只是在外部的形象上有西化的趋势。

“洋立中体”式建筑通常是在建筑的沿街立面上下工夫，在原有传统店面的砖木结构外墙上，加上一层石材或者混凝土做的西式表面，有的喜欢使用巴洛克式的建筑构件，山花、涡卷、门窗上全都做上夸张精细的装饰；也有的是将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建筑风格的建筑元素都汇集到同一立面之上，就如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虽然建筑构件与装饰风格各异，但是却异常和谐地共存，仍然会使人觉得它秀美异常。而躲藏在建筑立面之后的建筑内部结构以及庭院却仍然保持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砖木结构的内部空间、木质楼梯与雕饰、花园假山，，无不是传统的建造模式，有些店铺也仍然保持着前店后场的模式。对使用者来说，要一下子全部接受西式的建筑模式比较困难，传统的内部及庭院处理做法会比较符合他们长期以来的审美习惯。

虽然这些“洋立中体”式建筑立面装饰的西化的程度不尽相同，有的模仿的手法娴熟些，有的只是在外墙上用西式的建筑构件做简单的点缀，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宁波近代这一特殊的新型建筑形式，即西式的外立面与中式的内部空间和庭院相结合的具有宁波特色的“折中主义”建筑。体现了当时宁波的旧有建筑体系在接受新的建筑形式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2.建筑立面与整体均为西式建筑的洋立面类型建筑：这一类型的建筑无论是在建筑立面上，还是在建筑整体上均采用西式建筑的建造模式，多应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银行建筑、市政公用建筑以及花园别墅建筑，到了20世纪40年代，则表现为受到现代建筑影响的金融类及市政公用建筑。

在银行建筑方面，以位于外滩外马路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为代表，建筑在整体上按照西方建筑模式进行建造，主轴线突出，在外立面上均强调对称，但是立面风格简洁，仅在柱式、门头做有少量西式装饰。在市政公用建筑方面，例如中山公园大门立面风格为西式凯旋门式，立面大多简洁明快，把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元素集中在同一建筑中。

鸦片战争后，宁波等五个城市对外开放，外国商人可以在这些地方经商，开展文化交流，也可以居住，便出现了租界。宁波市内开辟出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建造房子，这些房子当然是从外国人的工作、生活等需求出发，并依照按照他们的文化形态建造的，但由于材料、设计、施工等方面的限制，建造风格大多数是走样的，从宁波现存的近代建筑那里可以大致可以看出一些西式建筑的风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古罗马建筑风格、哥特式风格、巴洛克风格、殖民地风格。一般建筑都会把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元素集中在同一建筑中，因此产生了许多折中主义的建筑艺术风格。

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会对其建筑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近代宁波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吸收外来文化较快，但后来由于上海等城市的快速崛起，吸引宁波人去上海发展，而外国人之所以重视宁波，目的是要是建立在短期夺取经济及自然资源，而因不会下大精力来加大城市建设，决定了宁波必然不会如同上海那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由于租界区的强大而发展迅速。宁波的近代建筑由于多由宁波帮等民间资本投资兴建，使得其更具有民间的自由性，为民间的工匠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发挥想象的空间，而不是拘泥于全盘仿照西式建筑进行兴建，从而形成了近代宁波建筑独有的特色，产生了中西合璧、西中合璧以及洋立面等风格的建筑。作为记录宁波近代百年历史见证的近代建筑，其自身的历史价值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更值得人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