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文物的散失

藏经洞文物的散失

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王圆箓道士并没有认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而是将它作为巴结交识官吏的赠物礼品。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翰，甘肃学政叶昌炽，甘新总督长庚等人均藏有敦煌遗物。叶昌炽曾建议藩台衙门将此项文物运往省垣保存，但终因运费昂贵无力负担，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令汪宗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

19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陆续前来我国西北部考察发掘，形成一股“探宝热”。当他们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出土的消息后，纷至沓来，掠夺敦煌宝藏。

首先来到敦煌的是俄国的奥布鲁切夫，于1905年在黑城盗掘大批文物后来到敦煌，以低廉的代价，骗取到手写本两大包，卷数不详。

其次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图84），于1907年来到敦煌，以金钱诱惑，并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崇拜者，从王道士手中购得神幡绘画等艺术品5大箱，经卷文书24箱，运回伦敦，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图85），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于1908年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基础和丰富的考古知识，用3个星期的时间将洞窟中所有文物通检一遍，取其菁华约6600卷文书和部分美术品，运回法国（图86）。其中写本文书现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美术品等收藏在吉美博物馆。

图84　斯坦因（1862—1943）

图85　伯希和（1878—1945）

图86　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文物

1909年，伯希和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正筹建京师图书馆，为“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而四处奔走。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其所获敦煌遗书，便以携带的部分敦煌写本在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参观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尚有部分劫余，便以学部的名义致电甘肃政府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严禁外运。宣统二年（1910年）北京学部咨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道士转移藏匿了许多文书。在运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窃劫，遗失无数。进京后又遭何震彝、李盛铎等人藏掖、偷盗，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而将余卷—折为二，以充其数。当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共为18箱，后经整理编号计有8697号。

藏经洞劫余文物运京后，1912年和1914年，王道士又将手中藏掖的部分文书和其他文物分别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和俄国的鄂登堡等人。

姗姗来迟的美国人华尔纳（图87），于1923年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华尔纳便把目标转向石窟壁画，用特制的胶布在洞中共剥取26块壁画，并把第328窟内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萨塑像掠去，现藏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图88）。

敦煌藏经洞文物自发现之日起就历经磨难，惨遭劫夺，正如我国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所感慨的那样：“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图87　华尔纳（1881—1955）

图88　华尔纳盗掠的第328窟供养菩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