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遗址出土物
敦煌的遗址出土物，主要是指敦煌地区汉塞烽燧遗址中出土的除汉简以外的其他汉代以来的文物。这些文物与汉简一样，反映了自西汉以来西北边疆屯戍活动和戍卒生活情况，具有与汉简同等重要的价值。
敦煌地区汉塞烽燧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始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他在1907年经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西北的汉塞烽燧中除发现汉简外，同时获得部分汉代其他文物。这些汉代出土物有铜带扣、铜簇、铜镜、铁镰、铁凿、铁马嚼、封泥匣、封泥“董褒印信”、木梳、木碗、木量具、木转射、木印章、毛笔、猎具、辟邪人面画
、绘有人面的画板、漆器残片、漆耳杯、五铢钱、丝、帛、棉、毛等织物残片，以及汉文帛书3件、纸文书1件，佉卢文帛书1件和婆罗迷文帛书1件，最令瞩目的是在T.12a烽燧遗址中发现了8封粟特文纸文书。
1979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博物馆，在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遗漏的烽燧遗址，并进行了科学发掘，除发掘出汉简1217枚外，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据考古发掘报告，共有343件文物，分类叙述如下：
纺织品：共140件，其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锦、罗较少，绢居多数；毛织品13件，品种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罩等；麻织品13件，品种有麻布、铠甲衬里、履、麻鞋、麻布袜等。
木器：共50件，有锛、泥抹、撑泥板、木绳扣、柅头、木器构件、户牡、木拉手、方木器、器皿盖、菱形木器、长方形木器、矢形器木榫头、木塞、木钻杆、木桩、木锥、筹码、木饰件、出火具、线轴、尖状器、转射、木匙、木梳、木篦、袜板、楦头、楦跟等。
竹器：共11件，有梭、尺、箸、笄、篮底、柄套、箍圈等。
草器：共13件，有苇奁、席、草垫、扫帚、刷墙帚、苣等。
铁器：共53件，有剑、镰、斧刃、凿、刀、削、锄、车
、马衔、镳、铁钉、残铁构件、挂钩、残铁器等。
铜器：共10件，有带扣、顶针、盖弓帽、铜环、铜釜残片、铜簇等。
粮食：品种有糜子、谷子、青稞、大麦、小麦、豌豆等。
其他的出土物共有79件：如狩猎工具有黄羊夹、投石等3件；体育用具有蹴鞠1件；文化用品有毛笔、石砚等3件；麻纸5件：木板画1件；印章1件；封泥柙22件；辟邪人面画
9件；装饰品有骨饰牌、料珠、串珠等4件；五铢钱6枚；陶纺轮1件；漆器残片有耳杯、漆奁盒、漆簋足等20件；牛角器有牛角箍、
、角杯等3件；帛书1件。
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汉代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品种较多，有铁、木、草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文化、体育器具，具体而全面地再现了汉代守塞戍卒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情景。大量铁制工具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冶铁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铸铁车
的出土，为研究汉代交通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陶纺轮，反映了汉代家庭手工纺织的情景。而蹴鞠、投石、玩具衣的出现，为我们了解汉代边塞随军家属的生活，提供了形象生动的例证。出火具是研究“钻木取火”的重要实物资料。大量保存完好的粮食，为研究汉代边防吏卒的口粮品种，有着重要的价值。转射是镶嵌于坞堡女墙上的防御器具，是研究汉代城防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苣是汉代边防烽火器具，大量苣的出土，对澄清历史上长期以来关于汉代烽火制度相互矛盾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意义。帛书的出土，是汉代帛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汉代市贸制度，增添了一件重要的资料。大量的丝、毛、麻织物的出土，为探索汉代纺织史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其中的毛织物产于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值得指出的是有明确的层位和准确纪年简牍共存的麻纸的出土，证明早在西汉中期已出现纸，至西汉末，造纸技术已臻成熟，突破了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说，从而将我国纸的出现，提前了170余年。
近年来，甘肃省考古所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多达17650件，其中简牍15000余枚、麻质纸20余件，其他有货币、兵器、农具、工具、猎具、陶器、丝绸、服饰、粮食、皮毛、兽骨、毛笔、石砚、画版、竹席、皮鞋以及大量毛色鲜艳、保存完整的马头、马腿等遗物。
特别是有明确层位和准确纪年简犊共存关系的西汉宣帝至哀帝（前73年—前1年）书写墨迹的麻质纸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甘肃敦煌是最早发明和使用纸的地区之一。
敦煌烽燧、驿站遗址中出土的汉代遗物，对研究古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水利建设、农业种植、畜牧养殖、粮食储运和管理，奠定了丰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