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云游四方
一九二三年，李叔同告别温州，前往上海。此次来沪，主要是承尤惜阴之约，共撰《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此文由李叔同开示提纲，尤惜阴执笔撰写。文章由印造经像之“功德”“机会”“方法”“发愿文之程式”“写时画时之注意”“结论”六大部分组成。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印造经像的功德，该文后来刊于《印光法师文钞·增广本》第四卷。
在上海，李叔同会见了曾经在护学会共事的穆藕初。对于这次会面，穆藕初曾经专门撰文记录：
有某君者，二十年前创沪学会之老友也……嗣后赴日求学，贤名籍甚，邻邦人士惊为稀有。……回国后任教职多年，余虽不常见，然死心甚钦崇之。越若干年，忽闻某君将出家，来申与诸故旧话别。余时方兴高采烈，从事实业。闻君发出世想，心窃非之。而君竟毅然决然脱俗出家，作苦行僧。虔治律藏，足不履地，严持净戒，示范人天。……癸亥二月中，余自北省归来，闻律宗某大师有来沪之消息。惟时节因缘动多牵绊，以故行期蹉跎。直至三月底，方始抵沪。……
穆藕初此段话精练地概括了李叔同的人生转变，表达出他对李叔同所做人生选择的不解和敬佩之情，以及渴望见到此人的急迫心情。之所以无比迫切，是因为他在事业中受挫，内心无比苦闷，此刻急需李叔同这样的大法师开示度化，以明了烦恼所生之本质和放下之法。因此，当他听说李叔同来沪的消息，专程赶到李叔同挂搭的沪北太平寺顶礼参拜。见到李叔同后，穆藕初将自己多年来的人生困惑和对李叔同出家的困惑进行了请教，李叔同都一一作答。穆藕初问：“我仅仅知道佛教是出世的，而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所以恕我直言，我不甚赞成出世的佛教。不知弘公将何以教之？”李叔同回答：“居士之所见，属于自利的小乘一派佛教。出家人并非属于消极一派，其实积极到万分。这，试看菩萨四宏愿就可知道。何谓四宏愿？就是：众生无比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切新学菩萨，息息以此自励，念念利济众生。救时要道，此为急务。推行佛化，首在感移人心，以祈慈愿咸修，杀机永息，并非希望人尽出家。出家须有因缘，而出家人亦讲孝悌忠信，亦主张尽力建设，造福苍生。至于某些谈论中西文化的人，以为佛教大兴，中国之乱更无已时云云，其实作者并未真正知晓佛教之精义，只是在那里徒逞私议，浪造口业而已。口唱邪说，障人道心，罪过非轻，殊堪悯恻……阿弥陀佛！”李叔同在此努力扭转穆藕初对于佛教消极的看法，开示他佛教在社会建设层面是积极的，在文化方面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要相通，是慈悲众生，拯救世道的。除此之外，他还劝穆藕初以后多读佛经，以此可解忧，了却烦恼。这次会面对于穆藕初来说意义极其重大，至此，他对佛教有了正面积极的看法。后来他写道：“余此一番开示后，觉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但余喜在家自修，不愿向惹恼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穆藕初对于佛教的理解还是多停留在人心世道方面，而对于解脱生死并未涉及。据穆藕初的儿子穆家修先生回忆，自从这次会面之后，自己的父亲开始设佛堂，信仰佛教，结交高僧大德，并作一首佛意盎然的诗词：
弘一法师书法作品
世界原无事，吾人自扰之。
痛心由失者，追悔已嫌迟。
一切凭谁造，贪嗔更带痴。
咸疑生恐怖，性海浪翻时。
好事成残局，艰难只手支。
机缘来莫喜，世味耐寻思。
寄语当途客，咸宜慎设施。
前车应借鉴，补益有毫丝。
从诗中可见，穆藕初对于烦恼之来源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知晓一切唯心所造而已。通过此诗，他也劝解世人看破放下，过无烦忧的生活。由此可见，李叔同的随缘度化效果显著。
一九二四年，李叔同从衢州赶回永嘉庆福寺，回到庆福寺后“拟继续掩室，一以从事修养，一以假此谢客养疴”。掩关后，他一方面静修，另一方面继续修改《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经过一番努力，李叔同的这项工作接近尾声，他也为之感到欣喜，想等全部结束后出去散心。正当李叔同无比喜悦并查找游览地图之时，他收到了杨白民去世的噩耗，对此，他悲痛不已：“二十年来老友当以白民哥最为亲厚。今白民殁矣！……人生无常，友情亦不能天长地久么？……”随后，他致信杨白民之女：“自明日始，当力疾为尊翁诵经念佛；惟冀老友宿障消灭，往生人道天中，发菩提心，修持净行。当来往生极乐，早证菩提。”“尊翁既逝，贤女宜日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及《阿弥陀经》，并持阿弥陀佛名号，以报深恩。早晚诵发愿文三遍。”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杨白民的去世对李叔同的打击是巨大的。李叔同在脑海中不停地回放着他和杨白民交往的种种场景。曾经，杨白民去虎跑寺看望他，劝他精进修行，帮助他带东西给日本妻子，等等。杨白民是李叔同极为信任的朋友，他出家前后将自己最重要的最私人的事情都交予杨白民处理。杨白民的去世，让李叔同更加深了对世间无常道理的认识。在此期间，他洗手焚香，顶礼诸佛菩萨，为杨白民抄写《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这部经是他抄写最长的一部经典。
除了抄经之外，李叔同还准备将自己费尽心血写就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付诸流布。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从来不曾为任何人停下过脚步。转眼又过了一年，这一年，李叔同已经四十六岁了。他自己深感已经步入了暮年。因而，他将自己的住处称为“晚晴院”，将自己称为“晚晴老人”。这一切源于他对李商隐的《晚晴》情有独钟的缘故。“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乾后，归飞体更轻。”既已定名，李叔同又请陶文星和张蔚亭，分别写了“晚晴院”的匾额。在此晚晴院，晚晴老人李叔同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修订工作，同时还完成了《五戒相经筏要》校补。可以说，这一年是李叔同收获的一年。《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李叔同极为珍重的一部著作。他写完这部巨著后，写信给弟子刘质平，交代身后之事，尤其嘱咐他如何对待这部著作。《遗嘱》如下：
李叔同自题“晚晴老人”的书法作品
刘质平居士批阅：
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
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
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局［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即居士林旁）］流通。每册经手流通费五分，此资即赠与书局。请书局于《半月刊》上登广告。
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贮存，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
以五百册分赠同人。
此书印资，请刘质平居士募集。并作跋语，附于书后，仍由中华书局石印。（乞与印刷主任徐曜堃居士接洽。一切照前式，惟装订改良。）
此书原稿，存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耀堃往借。
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
弘一书
之后，他又写信给蔡丐因：
丐因居士丈室：
顷诵惠书，忻悉一一。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是书都百余大页，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书写细楷。是属出家比丘之戒律，在家人不宜阅览。但亦拟赠仁者及李居士各一册，以志纪念。开卷之时，不须研味其文义，惟赏玩其书法，则无过矣。又拙书《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书法较《回向品》为逊，今亦付石印以结善缘。尊宗禹泽居士，未审今居杭何处？希示知。拟以《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二册及《华严疏钞》四册，送存彼处，俾便他日面奉仁者。（《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册太大，不便邮寄。若《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早日印就，亦并交去，否则他日别寄。）尊印《回向品》共若干册，并乞示知。《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共印千册（由穆居士以七百金左右独力印成）。以五百册存上海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以三百二十册存天津佛经流通处，皆系赠送。如有僧众愿研求比丘律者，若居士等愿将此以为纪念者，皆可托人向上海功德林就近领取。《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共印多少，如何分法，今尚未悉。朽人不久将往他方，今移居杭州城内银洞巷六号虎跑下院暂住，料理未了诸事。惠复乞寄上海江湾镇立达学园丰子恺居士转交，恐朽人不久或去沪地。承询所需，俟后有需，当以奉闻。敬谢厚意。此未宣具。
胜臂疏答
八月廿五日
通过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对这部著作的重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他出家以来用力最多、最费心血的一部著作，对弘扬律宗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被律宗尊称为祖师。对于李叔同来说，他当年弘律的誓言除了表现在广化度生的实际行动以外，更多的则表现在这部著作当中。可以说，《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慈舟大师对这部著作做如是评价：“儒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佛子不学经论无以言，不学戒律无以立。既无立足之地，即或能讲，欲将取信于谁？”“一戒不学，即或不犯，亦有不学无知罪，当堕合众地狱一万四千四百万年。”“具正见之弘一律师深怜愍之，于辛酉年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希望好学而畏难之比丘，一学即知梗概。”可见，在慈舟大师看来，衡量一名佛子是否真正合格之标准就是他是否严持戒律，如果连戒律都守不住，那么后续的修行就失去了根基，甚至会堕入地狱。李叔同能够将戒律作专题的著述，对当时的修行人而言是一种激励和警戒，对后世的佛门弟子亦提供了一种行为准则，从而为其修行保驾护航。
印光大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