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南闽十年
南闽是李叔同最喜欢的地方，他一生中曾三次前来南闽，并在此地度尽余生。不得不说，南闽是李叔同的福地。一方面，这里的气候温润，适宜养身。李叔同曾说：“厦门气候四季如春，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寒风雪之苦矣。”另一方面，这里佛学底蕴深厚，弘律的氛围很好，有利于实现他的夙愿。李叔同此次来南闽妙释寺，住所是性愿法师让出的一间卧室。李叔同安定下来之后，应妙释寺住持的邀请，为众僧讲授了《净土法门大意》。在此，他告诫众僧：“修净土宗者，第一须发大菩提心……愿以一肩负担一切众生，代其受苦。”在发如此宏愿的前提下，才能与诸佛之大悲心相应。
年底，李叔同又做了《人生之最后》的演讲。这次演讲共分为七章：一、绪言；二、病重时；三、临终时；四、命终后一日；五、荐亡等事；六、劝请发起临终助念会；七、结语。对于此次演讲的缘起，李叔同说：“岁次壬申十二月，厦门妙释寺念佛会请余讲演，录写此稿。于时了识律师卧病不起，日夜愁苦。见此讲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摒弃医药，努力念佛。并扶病起，礼大悲忏，吭声唱诵，长跽经时，勇猛精进，超胜常人。见者闻者，无不为之惊喜赞叹，谓感动之力有如是剧且大耶！余因念此稿，虽仅数纸，而皆摘录古今嘉言及自所经验，乐简略者，或有所取。乃为治定，付刊流布焉。”可见，了识法师的病痛往生对李叔同的触动是巨大的，他感受到了了识法师在无常病痛和生死面前的无力感和恐惧感。但令人欣慰的是，了识法师临往生之时有缘看到了李叔同写的《人生之最后》，这篇讲稿给予了他无量的安慰和鼓励。因此，他才能放下一切，勇猛念佛，从而往生净土。可见，这篇讲稿的重要性。多年修行的法师在死亡面前尚且恐惧害怕，那么芸芸众生更是惶恐不已了。死亡带走的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是他们为之辛劳奔波所获得的一切东西。因此，能在死亡之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的人少之又少。《人生之最后》有必要告诉他们人生的真相、死亡的真相，从而使他们在临终之时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和关怀。在这当中，李叔同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去做的问题，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之所在。在演讲末尾，他总结道：“残年将尽，不久即是腊月三十日，为一年最后。若未将钱财预备稳妥，则债主纷来，如何抵挡？吾人临命终时，乃是一生之腊月三十日，为一生之最后。若未将往生资粮预备稳妥，必致手忙脚乱呼爷叫娘，多生恶业一齐现前，如何摆脱？临终虽恃他人助念，诸事如法。但自己亦须平日修持，乃可临终自在。奉劝诸仁者，总要及早预备才好。”临终的做法只是应急之法，最重要的是平日多念佛，为往生积累足够的资粮，如此才可在临终之时不致手忙脚乱，从而安然西生。
正月初八，李叔同又为妙释寺做了《改过实验谈》的演讲。当时正值家家户户贴春联，人人穿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的时刻。李叔同认为，这里的“新”当然不是新春联、新衣服的“新”，而是“改过自新”的“新”。在这次演讲中，他总结了自己平生的改过经验，影响深远。他首先说明了改过的次第，即先读佛书儒书，详细知道善恶的区别和改过之法。之后，须常常自己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没有恶，最后，觉知到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那么就要奋力改正。具体的方法如下：一、虚心。这是改过的前提，只有在虚心接受自己有过错的前提下，才能端正态度。二、慎独。即不能在人所不知之处作恶，当想虽然人不知，但诸佛菩萨和鬼神会知道。三、宽厚。四、吃亏。五、寡言。六、不说人过。七、不文己过。八、不覆己过。若有做错之处，就发露忏悔，绝不掩饰。九、闻谤不辩。息谤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辩。十、不嗔。嗔的危害很大，能开百万障门。通过详细的论述，李叔同又强调了佛力的作用，因为人都有各自的业障，因此，靠一己之力改过实属不易，但若佛菩萨加持，则业障消除，智慧明了，改过之事自然可以圆满。因此，诸人都要勤念佛号，求佛加被。李叔同在演讲中引经据典，多用诸家格言进行佐证，比如：“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等等。
弘一法师晚年的身份证书
之后不久，李叔同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位老人带着十多个人正席地而坐，唱着《华严经》。李叔同心生仰慕，请求坐在他们中间。得到准许后，他正准备入座之时，梦便醒了。梦醒之后，李叔同努力回忆了梦中的偈子，并将其记录书写下来，此偈如是说：
菩萨发意求菩提 非是无因无有缘
于佛法僧生静信 以是而生广大心
不欲五欲及王位 富饶自乐大名称
但为永灭众生苦 利益世间而发心
常欲利乐诸众生 庄严国土供养佛
受持正法修诸智 证菩提故而发心
深心信解常清净 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僧亦如是 至诚供养而发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 亦信弟子所行道
及信无上大菩提 菩萨以是初发心
因为做了这个梦，李叔同深感此梦是点化他进行律宗的弘法所设，因此，他便立即准备关于律学的课程。此后，他除了完成《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还先后在妙释寺和万寿岩开展了主题为“南山律苑”的讲座，文本依托主要有唐代道宣法师的“南山三大部”、宋代元照法师疏解道宣法师“南山三大部”而成的“灵山三部记”（《行事钞资持记》《羯磨疏齐缘记》《戒本疏行宗记》）。此次弘律吸取了五磊寺时的教训，他重新设定了规矩：“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场所”等。并“甚愿得有精通律义之比丘五人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弘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唯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律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二月八日，李叔同带领曾听讲的主要成员性常法师、瑞今法师以及广洽法师等数十人，返回万寿岩，编写《随机羯磨》的讲义，为开讲“羯磨”做准备。在讲座的过程中，李叔同详细地解释了他自己选择律宗作为自己修行法门之本意，以及成长的经过。诸位听众皆被其感化，皆发愿过午不食。对此，李叔同曾给芝峰法师写信如是说：
芝峰法师座下：
惠书敬悉。此次讲律，听众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发心过午不食。内有二人，患肺病甚剧，中一人正在呕血不止。卧床不起时，而立刻停止晚餐，不顾生命，尤令人感慨，现已讲《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工夫专心研习不可。听众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近来终日忙碌，凡写字作文等事，皆悉从缓。草此奉复，顺颂。
禅安
演音和南
三月三日
由此可见，李叔同当时的讲座是有一定的实际功效的。在此坚固道心和信心的推动下，李叔同亲自撰写了《学律发愿文》，与诸弟子共发四宏愿：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五月二十六日，即旧历五月初三日。恭值灵峰藕益大师圣诞。学律弟子等，敬于诸佛菩萨祖师之前，同发四宏愿矣；并别发四愿：一愿学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为善友，互相提携，常不舍离。同学毗尼，同宣大法，绍隆僧种，普利众生；一愿弟子等学律及弘法之时，身心安宁，无诸魔障，境缘顺遂，资生充足；一愿当来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众，广为弘传，不为名闻，不求利养；一愿发大菩提心，护持佛法，誓尽心力，宣传七百余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间。冀正法再兴，佛日重耀，并愿以此发宏誓愿，及以别发四愿功德，乃至当来学律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惟愿诸众生等，共发大心，速消业障，往生极乐，早证菩提！
律宗是唐代终南山道宣律师所立，其所依照的经典是《法华经》《涅槃经》，是戒律非常严明的宗派。因为其中的戒律众多，受戒何其不易，因此很少被出家人选择作为自己的修行法门。而且，自南宋之后，律宗面临着湮灭的危机。李叔同选择律宗，是他与过往生活决裂，痛下决心诚心忏悔的需要。在修行的过程中，随着对律宗逐渐深入的了解，他发起了要弘扬律宗的菩提道心，而这一纸发愿文，正是一纸宣誓，昭告法界和僧界，他及弟子弘扬律宗的决心之所在。
之后，李叔同应转物和尚的邀请，带领“南山律苑”的弟子们前往泉州开元寺尊胜院结夏安居。开元寺为泉州三大丛林寺庙之首，李叔同此次来此主要是为了宣讲律学。李叔同要求非常严格，对院内的纪律也进行了整顿，比如过午不食，不许闲谈，按时休息等等。李叔同为他们下榻的尊胜院作了一副长联，表达了他弘扬律宗的决心。联语为“南山律教，已七百年湮没无闻，所幸遗编犹存海外；晋水僧园，有十数众弘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除夕之夜，李叔同在佛前为传贯法师和性常法师选讲了藕益大师的《祭颛愚大师爪发衣钵塔文》，之所以选择此文，其原因在于此文正契合李叔同内心深处的感受。李叔同除了讲学之外，他还专心圈点《南山钞记》，期间还写信给蔡丐因等人，请他们寄些颜料，以方便学律弟子们共同圈点。与此同时，李叔同还为诸弟子出些题目，让他们写些心得体会，然后由他来审阅。在这些弟子中，性常法师的文章深得李叔同喜欢，他每一篇心得体会都会有李叔同的批语。由此可见，李叔同对性常法师的期望之深厚。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李叔同对于弘扬律宗的重大贡献，将尊胜院建成了弘一法师纪念馆。
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叔同在讲律之时外出散步，在泉州西门外的山路旁发现了一块刻有“唐学士韩偓墓道”七个隶书大字的石碑。这让李叔同对此块石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又亲自考察了两次，并决定为韩偓辩诬，为其《香奁集》进行辨伪，这项工作进行了七八年之久。韩偓（842—923），晚唐五代人，字致光，号致尧。陕西万年县（西安市长安区）人。他不仅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其为人正直、忠烈，才华横溢，被尊为“一代诗宗”。学界一直认为其代表作《香奁集》正是他仕途顺意之作，因此多绮丽浓艳之句。晚年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内心苦闷，诗作多为忧国忧民、憎恨战争之作。李叔同敬畏韩偓之人格，因此，他在兴趣的推动之下，嘱咐弟子高文显编写《韩偓评传》，并亲自撰写《香奁集》辨伪一章。他的做法，主要目的是向世人分析、判断《香奁集》并非韩偓所作，而是他人假托韩偓写就的。高文显在《弘一大师的生平》一文中写道：“当癸酉年小春的时候，他曾坐车经过南安西门外，在那潘山的路旁，矗立着晚唐诗人韩偓的墓道。他看到了，惊喜欲狂，对这位忠烈的爱国诗人，便十分注意起来。”“过了一年后，他搜集了许多的参考资料给我，嘱我为诗人编一部传记。我经过两三年的搜集，便于去年把传记完成。不幸于沪上战事起时，开明总厂被焚，而正在排校的稿件，也毁于战火了。”从中我们可见李叔同对此著作的重视程度。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叔同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弟子蔡丐因，托他为高文显代购《韩内翰别集》，以方便他查阅资料。不仅如此，李叔同还亲自为高文显查找资料，他在惠安松洋纲发现了一首韩偓七律，特别兴奋，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
弘一法师纪念馆
微茫烟水碧云间，挂杖南来度远山；冠履莫教侵紫阁，衲衣且上傍禅关。青邱有路秦岭茂，故国无阶麦黍繁；午夜钟声闻北阙，六龙绕殿几时攀？
虽然写好的传记毁于战火，但李叔同不断地鼓励高文显，让他重新开始。其后，经过师徒二人的不断努力，高文显终于又将《韩偓评传》重新完成，更名为《韩偓》，并于一九八四年由台北新文丰公司出版。当然，从佛学的立场来看，李叔同是需要批判和摒弃《香奁集》中的淫靡之风的，从而为世人树立端正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他也要彰显韩偓的高贵人格和忠烈气节。李叔同和弟子关于韩偓及《香奁集》的辨伪考证且不论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确实是出于李叔同弘法的需要，也为世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因时局不稳，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南山律苑”迫于压力而停止讲座。尽管如此，李叔同对于此次系统的讲座非常满意。对此，他后来回忆道：“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地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啧啧称赞着。”世间没有恒常的东西，缘聚缘散都是常态，作为出家人的李叔同当然深谙这一道理，他也没有将这件事的结束过多地放在心上，而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弘法工作。李叔同于当年腊月前往晋江草庵小住。此座草庵是现在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遗迹。在此，李叔同为陪同他来草庵的传贯法师和专程从厦门赶来的性常法师讲解藕益大师的一篇祭文。第二天他又为诸弟子讲授了《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这样讲经的日子总是愉快的，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李叔同在常惺、会泉法师的邀请之下，前往厦门普陀寺。离别总是让人伤感，在草庵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李叔同尽己所能留下了他的佛学智慧，这是对诸位弟子最大的鼓励。离开时，李叔同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了一副门联：
草积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
福建晋江草庵寺
闽南佛学院设在厦门南普陀寺，太虚大师和常惺法师均任过住持。成立十年以来，学僧有数百人，影响力巨大，为全国佛学院之翘楚，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名师前来任教。但近年来，学风日益涣散，亟须整顿，这关系到了佛学院的存亡问题。为此，常惺法师想通过李叔同对于律宗的弘扬和践行，以及通过李叔同人格魅力的感召，使得闽南佛学院重获严明的纪律、良好的学风，重新回到以往的兴盛局面。愿望和理想总是那样的美好，但现实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待李叔同来到了厦门普陀寺，并准备整顿闽南佛学院的僧人教育之时，他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料想的那样，正如他后来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记录的那样：“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既然无法整顿佛学院，李叔同想自己创办一个教育机构，并取名为“佛教养正院”，这个名字来源于《周易》蒙卦中的“蒙以养正”。李叔同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事无巨细，将创办养正院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准备齐全，并聘请瑞今法师为主任，广洽法师为监学，高文显为讲师，自己为训育老师。养正院成立以后，由于李叔同的声望和学识，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就读。但也有一部分人曲解了李叔同的善意，他们认为这是和闽南佛学院作对。不管世人如何看待，李叔同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通过另起的这个教育机构，能够实施他的教育理念和计划，从而为弘扬律宗贡献一己之力。其他的，都是琐事，不足挂齿。事实的确如此，自从养正院开学以来，其严明的纪律、积极向上的学风都极大地超越了闽南佛学院。李叔同对于青年佛教徒的要求很严格，他注重的不仅仅是对佛理的理解和掌握，更多的是对佛子品德的要求和修养。为此，他为佛子们布置了一些功课，即专门读一些高僧的传记和言录，期望通过这一方法使得佛子们见贤思齐，修养自身。他对佛子们说：“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可见他对阅读善书，修养善心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李叔同也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教化弟子，坚持每日一餐，一餐一菜的生活。
除了为养正院教课之外，李叔同还校对了《随机羯磨疏跋》，赞赏了天津的徐蔚如校刊之功德：“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曾披诸本参互考订，以丽藏为主，而参用他本之长，并据《南山业疏及灵芝记》以为指归，历时年余，乃成此册。正古本之歧误，便初学之诵习，宏护律教，功在万世。居士校刊诸书近两千卷，当以此册为最湛，而扶衰救弊之功亦最伟大。”可见李叔同对徐蔚如所做工作之肯定，对其艰苦卓绝的精神之敬佩。同年七月，李叔同根据敦煌写本《随机羯磨》与徐蔚如的刊本对校，写出了《四分律随机羯磨题记》，用行动来实现自己“誓愿尽未来际，舍诸身命，竭其心力，广布弘传”的弘律之大愿。同年八月份，李叔同见到了明末清初见月律师自传体的著作，内容大多为修行度生方面的事，这正是李叔同所喜爱的类型。他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读完，在此期间，曾多次为其中的事迹感动流泪。多次阅读之后，他依然意犹未尽，便自作主张，为其加了眉注，画出图表等。过了一个月，他又为其专门编撰了《见月律师年谱》，并作序言：“师一生接人行事，皆威胜于恩。或有疑其严厉太过，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述师之言行，正是对症良药也。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见月律师的行迹让李叔同感动鼓舞，亦给予其在弘律道路上以巨大的能量，因此，李叔同对法师念念不忘，计划着第二年要亲自拜见见月律师的灵骨塔。
一九三七年，李叔同决定离开闽南，佛学养正院也解散了。临行之时，李叔同为青年佛子们又做了一次名为《南闽十年之梦影》的演讲，回顾了自己在闽南的十年，尤其对自己的修为方面做出了省察和鉴定。他说：
我在这十年之中，虽说在闽南做了些事情，成功的却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我常常自我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除夜寄微之》中有一句是“一事无成百不堪”，留头去尾，我把它改为“一事无成人渐老”。这是“一老”。另外“一老”借用的是清代吴梅村临终绝句“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一字都是个“一”字，所以我就用来作自己的名字，叫作“二一老人”。意思是，十年来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去求它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大内疚，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才能督促我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固是好事，但也容易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过失来。
李叔同通过对自我的剖析，用以身作则的姿态呈现出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也感染着座下的诸位青年佛子在修行过程中时时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仅如此，他也对佛子们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期望诸佛子能够深信诸佛菩萨的伟大力量，相信因果报应，同时还要明白出家人有着较高的地位，俗家人对出家人的道德要求也比较高，因此一定要将品行道德提升到俗家人之上，如此才配做一个出家佛子。如果出家人没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那么就会被俗家人轻视。他举例说：“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才闹出这样的话柄来。”当然，出家人对自己品行严格要求的力量来自对诸佛菩萨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诸佛菩萨都能看得到，因此有了有力的约束。
这篇演讲稿对后世影响极大，感动、鼓舞了后来者对于自我人格品德的不断要求和提升。最后一次在佛学养正院的演讲，除了《南闽十年之梦影》以外，他还为弟子们做了题为《关于写字的方法》和《最后之忏悔》的演讲（关于写字方面的论述，我们后文有专题进行阐述）。在《关于写字的方法》中，他怀着无比留恋和感慨的心情讲道：“于是使我联想到佛教养正院的情景：过去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像那些‘一品红’一样，欣欣向荣，有无限的生机；可是现在，也有些衰败的气象了。养正院已经开办三年，这期间，自然有很多可纪念的史迹。可是观察其未来，我很替它悲观，前途不堪设想。……这一次，也许可以说是我在南普陀寺为佛教养正院所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了……”李叔同对于佛教养正院是有感情的，但迫于时代所赋予的无奈处境，只能在动乱中解散养正院。这符合佛法中诸行无常的道理，也是李叔同所明了的，只是从情感上来讲，自己付出极大心血辛苦建立起来的佛学教育机构就这样缘尽，多少是有些不舍的。佛学养正院尽管存在时间较短，但从客观上来说，其确实完成了李叔同弘律的部分心愿，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佛学人才，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为律宗的兴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最后之忏悔》中，他用的是自由交流的方式。据一位旁听的学生陈祥耀回忆：“……法师眼见养正院的僧徒们，由幼小而长大，抚驹策骥，不禁感乎生于畴昔，追思以往，抚念将来，并自检讨当时的生活……”李叔同是这样检讨自己的：“我常自己来想：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起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都在埋头造恶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常行袁了凡的功过格；三十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初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便大不相同了。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丧尽，但是昏馈糊涂，一天比一天厉害，抑或与天良丧尽也差不多了！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李叔同通过对自己的剖析进而忏悔，为其他的僧徒们做一个自我发现过失、忏悔过失、修正过失的榜样。最后，他用龚自珍的诗句结束了这次演讲：
未济终焉心缥缈，
万事都从缺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
古今谁免余情绕？
李叔同之所以引用龚自珍的诗词，表明他对自己虽已出家但仍有世俗余情的困扰，这是他今后需要不断地克服和努力的方向。当时在场的陈祥耀，后来在《纪念晚晴老人》一文中说：“‘才子中年多学道’，定盦岂不又告诉我们这句很可玩味的话么？但是负才使气的定盦，究竟和我们从早就倾心收敛的老人殊其途辙，我们的老人，结果完成他修道的德业，定盦只合走完他诗人的途路，老人的身心得着永远的和平，得着永远的安息，定盦却不免于要永远地陷在矛盾和悔恨中，使我们只合对老人有敬爱而对定盦有同情。因此由我们的俗眼看来，高僧才子，原同是多情气类，至他们的不同的归向，学佛的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所‘觉’的高下，我呢，只能说这也是他们的‘性’的不同了。”于此，陈祥耀表达出了自己对龚自珍的惋惜和对李叔同的欣慰。在他看来，龚、李二人同为才子，同为向佛之人，但结局却完全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龚自珍只是热爱佛学，应用佛学，从而建构自己救国救民之理论，但并未以了脱生死为佛学旨归而努力修行，因此依然摆脱不了命运的束缚和生死轮回的痛苦。同为才子的李叔同却很早就认清了这一点，他明白唯有实际的修持佛法才可摆脱生死轮回之苦。因此，他毅然放弃曾经所有的荣华富贵，投身佛门，与青灯古佛做伴，以弘扬律宗为己任，在不断的修行中，他的内心得到了不断净化和升华，他从容不迫地面对世间的无常和死亡。这就是二人区别之所在。由此可见，佛学与学佛是两个不同的路径。龚自珍是晚清以来面对外族入侵，知识分子应用佛学的典范人物，但他并没有真正地修行；李叔同则以实际行动践行佛教的戒律，普度众生，弘扬佛法，才是真正的学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