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会见郁达夫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生于一八九六年，逝于一九四五年，浙江富阳人。郁达夫才情敏捷，风流倜傥，多情浪漫，但也有着极强的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也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最终客死他乡。一九五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倾向于散文和杂文创作，通过这样的文学形式，表达了他从日本回来后对祖国山河破落沉沦的痛心和失望。在创作中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严重影响了他的自由挥洒，促使他以隐居山林的方式回避政治，所写的作品也都远离政治。到了后期，郁达夫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去，写下了许多政论性的文章，鼓舞士气，为救亡贡献一己之力。实际上，无论在创作的哪个阶段，郁达夫的作品都散发着淡淡的悲伤气息。

作为同一时代之人，郁达夫对李叔同是非常敬仰的。他在《记广洽法师》一文中曾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心中的大师。一九三六年年底，郁达夫来到南普陀寺游览，终于在广洽法师的帮助下得以见面。郁达夫非常激动，并用诗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情感：

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

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真传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虽然郁达夫对李叔同早就钦慕不已，但当见面之时，李叔同对郁达夫并未有多少了解，可以说，是有些陌生。这是有些原因的。他们之前并未有交集，虽同为艺术界的著名人士，但当郁达夫在文坛享有盛名之时，李叔同早已出家。因此，这次相会略显尴尬，除了陌生之外，还与李叔同淡薄人情世故有很大的关系。陪同郁达夫拜见李叔同的赵家欣曾撰文记述了这次会见：“达夫对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位曾经是艺术才能出众的前辈倾慕已久，见面时，弘一大师对他的名字却很生疏。达夫于一九一三年赴日，李叔同一九一八年出家，当他开始写小说，蜚声文坛时，李叔同已是脱离凡尘的出家人了。他对郁达夫一无所知，拱手致意，略事寒暄，赠与佛书，也就告退了。”从这段话可以感受到，二人的见面并非和谐，一方面是由于过于生疏；另一方面是李叔同自出家之后更加不喜应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大概就是如此。尽管如此，郁达夫从李叔同那里还是得到了某种能量，临走之前广洽法师为其饯行，他挥笔写下了李叔同的法语：“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这幅题词一直被广洽法师所珍藏，体现了郁达夫深受李叔同佛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对生死无常亦有所感悟。至此之后，两人亦有书信往来。一九三八年年底，郁达夫应胡兆祥的邀请前往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自此期间，他们之间的通信都通过己经抵达龙山寺的广洽法师转交，如李叔同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这样写道：“惠书诵悉。……朽人现住山顶寺中，方便闭关。……郁居士函已收到，至用感谢！乞代为致候。”不仅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亦为李叔同在各地弘法创造条件，通过关系为其争取了通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