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晚晴山房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叔同的体力也大不如前，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毁寺的风潮正风起云涌。一九二八年，李叔同写信给丰子恺说：“城垣拆毁过半，又复中止。故寓楼之前，尚未有喧扰之虞。惟将来如何，未可预料耳。”再加上他这段时间经常居无定所，到处云游漂泊，也该安定下来了。因而，他的弟子们考虑到老师的各种困难和不便，于是准备为他建筑固定的庵舍来安心修行，安养晚年。几经考虑，他们将地点选在了上虞白马湖。因为老师喜欢清静，而白马湖这条小街则非常僻静，且与经亨颐、丰子恺、夏丐尊家离得也很近，方便照顾，所以是最佳选择。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和李叔同的拒绝，这项计划一直未能得到实施。后来在现实面前，李叔同最终勉强同意。
待得到李叔同的同意之后，刘质平公布了《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第，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缁素叹仰。同人等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俗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材，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遁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净修之所，并供养其终身。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众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
刘质平 经亨颐 周承德 夏丐尊 穆藕初朱稣典 丰子恺同启
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岁次戊辰十一月
经过半年的修建，山房于一九二九年夏天完工，李叔同将其命名为“晚晴山房”，并于八月份收拾入住。对于晚晴山房的成功修建，李叔同非常满意，他写信给夏丐尊说：
山房建筑，于美观上甚能注意，闻多出于石禅之计划也。石禅新居，由山房望之，不啻一幅画图（后方之松树配置甚妙）彼云：曾费心力，惨淡经营，良有以也。现在余虽未能久住山房，但因寺院充公之说，时有所闻。未雨绸缪，早建此新居，储蓄道粮，他年寺制或有重大之变化，亦可毫无忧虑，仍能安居度日。故余对于山房建筑落成，深为庆慰。甚感仁等护法之厚意也（秋后往闽闭关之事，是为夙愿，未能中止。他年仍可来居山房，终以此处为久居之地也）。以上之意，如仁者与发起诸居士及施资诸居士晤面之时，乞为代达。因恐他人以新居初成，即往他方或致疑讶者。故乞仁者善为之解释，俾令大众同生欢喜之心也……
在李叔同五十岁寿辰那天，夏丐尊、刘质平等友人和学生们共济一堂为法师庆寿，他们在经亨颐的书房和法师共享了长寿面。李叔同也非常高兴，他将新出版的《护生画集》赠送给了在场的友人和学生，兴致之下，又提笔写下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赠送给了夏丐尊。与此同时，李叔同还写下了五个篆书大字：“具足大悲心”，将其赠送给了刘质平。席间，有位叫徐仲荪的居士提议买些鱼儿放生，以作为送给李叔同的大礼。放生作为佛教修行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消除业障，累积福报的积极意义，所以在理解佛教的人士看来，生日之时放生是最好的礼物，可以为寿星积功累德，消除恶业。李叔同听后，自然非常高兴，他将此事交付给刘质平来办理。
今天的“晚晴山房”
生日之后的第三天，李叔同与徐仲荪、刘质平、夏丐尊等人，带着买好的十多斤鱼虾前往白马湖放生。李叔同首先做了放生仪规，他用杨柳枝净水为这些在畜生道受苦的众生灌顶加持，使其能够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得以消除往昔恶业，离苦得乐。待仪规结束后，李叔同等人上了一艘小船驶入湖中，同时，他们将鱼虾轻轻放入湖中，看着它们欢喜雀跃地游向四面八方，重新获得了自由，船上之人无不动容，岸边之人更是拍手称赞。此刻，李叔同悲心荡漾，流下了慈悲的泪水。这次放生活动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将此次经历撰写成一篇《白马湖放生记》。在文中，他说：“白马湖在越东驿亭乡，旧名渔浦。放生之事，前未闻也。己巳秋晚，徐居士仲荪过谈，欲买鱼介放生白马湖，余为赞喜，并乞刘居士质平助之，放生既讫，质平记其梗概，余书写二纸。一赠仲荪，一与质平，以示来览焉。”同时，文中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舍资者、佐助者、肩荷者、鱼市所在地、所买品种、值资、放生场所、盛鱼虾所用工具、放生同行者、放生时辰、随喜者等相关事宜，全方位地呈现了当时的场景。
过完五十大寿后，李叔同又起身回温州城下寮去住了，他恳请惟净法师照料山房。一九三〇年夏天，李叔同第二次来到晚晴山房，这次来此地主要是因为他身体越来越差，体力不支，需要静养。在这期间，他写信给挚友夏丐尊说：
去秋往厦门后身体甚健，今年正月在承天寺居住之时，寺中驻兵五百余人，距余居室数丈之处，练习放枪并学吹喇叭，及其他体操唱歌等，有种种之声音，惊恐扰乱，昼夜不宁，而余则竭力忍耐，至三月中旬，乃动身归来，轮舟之中，又与兵士二百余人同乘，种种逼迫，种种污秽，怠非言语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昼夜，乃至福州。余虽强自支持，但脑神经已受重伤。故至温州，身心已疲劳万分，遂即致疾，至今犹未十分痊愈。
庆福寺中，在余归来之前数日，亦驻有兵士，至今未退。楼窗前二丈之外，亦驻有多数之兵，虽亦有放枪喧哗等事，但较在福建时则胜多多矣。所谓“秋茶之甘，或云如荠”也。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平生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定论也。余自经种种摧残，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以上之事，乞与子恺一谈，他人之处，无须提及为要）。以后通信，惟有仁者及子恺、质平等，其他如厦门、杭州等处，皆致函诀别，尽此形寿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后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恺询问余之踪迹者，乞以“虽存如殁”四字答之，并告以万勿访问及通信等。质平处，余亦为彼写经等以塞其责，并致书谢罪。现在诸事皆结束，惟有徐蔚如编校《华严疏钞》，属余参订，须随时通信。返山房之事，尚须斟酌，俟后奉达。
山房之中，乞勿添置纱窗，因余向来不喜此物，山房地较高，蚊不多也。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喜欢清静的环境，但在承天寺、庆福寺这样的佛门圣地，竟然被官兵的操练多有干扰，导致睡眠不足，精神衰弱。在笔者看来，他当然不完全是因为环境过于嘈杂而导致衰弱，这样的环境是当时战争年代局势不稳、人心惶惶的一个缩影，民族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势才是让他真正不能安稳的重要原因。他内心凄凉无依，只好写信给挚友夏丐尊吐露心情。夏丐尊接到信之后，也非常关心李叔同的身心健康。五月十四日是夏丐尊的生日，他邀请了李叔同、经亨颐一同前往夏家的小梅花屋用斋。三人聊起了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岁月总是无情的，它带走了太多的东西，又改变了太多的境遇。在岁月的流变中，经亨颐从教育专家转行为政府官员，但不久便爆发了国民革命，这使他无比悲苦，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仕途，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不已。而李叔同则出家做了和尚，伴在青灯古佛旁，曾经的荣华富贵都化为了前世尘影，均已不复存在。在当时这样的一种情绪及氛围中，经亨颐作了一幅画来为夏丐尊祝福，并自题为：“清风长寿，淡泊神仙。”李叔同则为这幅画题了“苦空二偈”：
庚午五月十四日，丐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约石禅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饮蔬食，石禅以酒浇愁。酒既酣，为述昔年三人同居钱塘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余乃潸然泪下，写《仁王般若经》苦空二偈贻之：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
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
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永宁沙门亡言，时居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
李叔同题此偈，一方面是感慨人生无常，三界皆苦，声响皆空；另一方面，他也是为经亨颐宽心，经亨颐的救国济世抱负在国民革命的摧毁下支离破碎，他因绝望而痛苦。李叔同通过这样一首佛偈劝他明白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本性为空。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虚幻地暂时居住，世间万物皆如此，国家亦复如是，因此，切不可将其作为实有之存在。李叔同所提的佛偈，相信经亨颐看到后多少会有所领悟。这一场面是温暖而伤悲的，符合人生苦乐参半的真相，这也是晚晴山房中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之后，李叔同又离开白马湖去了宁波，但没有待多久又返回。在晚晴房，他圈点完天津新刊本《行事钞》，改正了不少错字，之后又为其写了《圈点〈南山钞记〉自跋》：“剃染后二年庚申，请奉东瀛古版《行事钞记》，未遑详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于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检天津新刊，详阅圈点，并抄系科文，改正讹误。”与此同时，刘质平前去探望，与他商榷“清凉歌”的编写计划。李叔同写了《华严经》偈句赠送给他，偈句是：“获根本智，灭除众苦；证无上法，究竟清凉。”之后，又加了题记：“庚午六月，质平居士重来白马湖晚晴山房，商榷“清凉歌”，因为撰辑第一集，都凡十首，并集《大方广佛华严经》偈句，书联贻之，以为著述之纪念。”通过这种方式，李叔同处处随缘度化有缘众生，期盼他们能早日回头是岸，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真正体现了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宗旨。刘质平后来评价说：“先师与余，名虽师生，情深父子。”当时，有同样感受的人应该不止刘质平一人，好多人因为受到李叔同的教化而一心向佛，皈依佛门，或者出家，或者为在家居士。这不仅是佛法的通透性感召的结果，也是李叔同人格魅力感召的结果。
李叔同手书“无上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