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白湖岁月
金仙寺位于宁波慈溪县鸣鹤场镇的西边，对面就是水域宽广的白湖，沿着这个湖的数十里地，建有各样的房舍，有种远离尘世纷扰之感。金仙寺自兴建以来，就吸引了诸多高僧大德前来驻锡，其住持是亦幻法师。一九三〇年十月的一天，正在休息的亦幻法师看到李叔同背着行李从白湖岸边走来，亦幻法师认出了他，便迎上去，热情地打招呼。李叔同与亦幻法师结缘于一九二八年的冬天，当时亦幻法师是闽南佛学院的教师，后来调往金仙寺做住持。对于李叔同此次金仙寺之行，亦幻法师后来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记载：“他就带着他的小藤箧，《华严宗注疏》和道宣律师的很多著作惠临。我见到他带来的衣服被帐，仍都补衲成功，倒并没有感觉什么出奇或不了解。这犬儒主义式的行脚僧的姿势，我在厦门已司空见惯了。只是这么老，还孑然一身过云游生涯，上下轮船火车，不免不便，我心中曾兴起不敢加以安慰的忧忡。”可见，李叔同所带的行李非常简陋，但将佛典却视如至宝。通过在厦门时对李叔同的了解，亦幻法师对他的生活习惯也保持了尊重与理解。
据亦幻法师回忆，李叔同在金仙寺住下后便开始了手头上的工作。他一方面为天津佛经流通处校勘一部《华严经著述》，一部灵芝《羯磨疏济缘记》；另一方面，他还继续开展他的佛学研究和修持，并于每日饭后，必定诵读《普贤行愿品》回向给四恩三有，同时为自己往生净土做准备。当时亦幻法师与他为邻，每次都偷听李叔同用天津方言诵经。因为这样，他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坚定了他的信念。
同年农历十月十五，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讲解《地藏经》《弥陀要解》。《地藏经》是佛门孝经，记载了佛往忉利天为母说法，光母女、婆罗门女救母于恶道之中的感人事迹。李叔同在俗家之时，也是一位大孝子，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亦给予他更多的尊重与自由，母子感情甚好。因此，此次《地藏经》和《弥陀要解》的课程，李叔同一节都没有落下。静权法师在讲解《地藏经》之时，将佛学的孝道与中国传统的孝道进行了联系，强调了孝道在修持佛法中的重要性。讲到此处，只听到底下有人哽咽涕泣，在场之人无不惊愕，静权法师也好奇是何等人在此伤心落泪，因此不敢再讲下去。亦幻法师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因为确实感动极了，当时他就写了一张座右铭：‘内不见有我，则我无能；外不见有人，则人无过。一味痴呆，深自惭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附上的按语是：‘庚午十月居金仙，侍静权法师讲席，听《地藏菩萨本愿经》，深自悲痛惭愧，誓改过自新，敬书灵峰法训，以铭座右。’”可见，李叔同当时情绪失控主要是被地藏王菩萨因地的孝心所感动，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尽管如此，他对此次失控行为多少有些懊恼，因此写下座右铭来提醒自己不可执着于我相、人相等，痛下决心改正。虽说如此，李叔同的真性情还是感染了亦幻法师，他通过李叔同的悲痛心情也联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他自己说：“我平生硬性怕俗累，对于母亲从不关心，迨至受到这种感动，始稍稍注意她的暮年生活。中间我还曾替亡师月祥上人抚慰了一次他的八十岁茕独无依、晚景萧条到极点的老母。弘师对我做过这样浩大的公德，他从没有知道。”亦幻法师作为出家人，以了断为主，害怕沾染过多的亲情从而和母亲保持距离，但李叔同的这种举动，深深地感染了他，唤起了他内心深处那个温情的地方，使他不仅关照了母亲，还将这种反哺之情推至到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八十岁老人那里，给予了她极大的温暖与安慰。这也许是李叔同与一般出家人不同之处，他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滚烫的内心。
李叔同的慈悲情怀
有一天，李叔同在谈笑中说到刘质平、夏丐尊等人为他生日放生的事情，并回味无穷，感觉很有意义。亦幻法师顺势而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他在白湖期间能有所留念。李叔同想了想说：“这样吧，趁这四众云集听经的机会，我们就在大殿里发个普贤行愿吧！”之后，他便拟了仪式单，请亦幻法师在住持席上搭起红祖衣领众，大殿的两边站着两百位佛弟子，静安长老担任维那，静权法师、炳瑞长老为班首，李叔同则站在亦幻法师背后的拜凳上，跟着他顶礼。这让亦幻法师非常紧张和羞赧，他自觉自己过于年轻，还没有资格担任这样重要的事务。礼拜完毕，僧众们集体午餐，大家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种肃穆的场景中，因此连空气都变得严肃了。几乎没有人说话，有的只是互相合掌敬礼。在这样的场合下，大家都没有什么胃口吃饭，因此剩下了不少菜，这次聚餐被亦幻法师称作“寂寞的午餐”。这样浪费的场面让生活俭朴的李叔同实在看不过去，他责怪了亦幻法师，觉得他不能这样铺张。亦幻法师有些委屈，想向他解释：“你不知道一般和尚的习惯，是做过功课必定要吃的！”但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保持了沉默。
在白湖期间，李叔同除了听经、研经，还在小范围内传授律宗的教义。讲授五戒十善、三皈依。虽说听众只有五人，但李叔同还是很认真地准备。其间，通过亦幻法师的引介，当地一位名叫胡维铨的年轻人前来拜访李叔同，在第一次见到李叔同之时，他便深深地被吸引，后来写下了《见了弘一法师》一文刊登在《现代僧伽》上。李叔同见了文章之后，为他改名为宅梵，并解释说：“生天终须堕落，唯学佛方能超越三界。”并教导他要努力精进修行，勤念佛号，懂得惜福。由于胡宅梵对白话解经非常感兴趣，李叔同劝他注解《地藏经》。胡宅梵觉得自己没有修证佛法，不敢去妄加解释。李叔同鼓励他，让他先按字面意思解释，他自己会把关。在李叔同的鼓励之下，胡宅梵开始了解经的历程，其间，李叔同作为助缘，赠送他《地藏经科注》一部，《演孝疏》一册，供其参考。在李叔同的保驾护航之下，胡宅梵果真完成了《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李叔同非常高兴，并为之写了序言和题目。李叔同与胡宅梵的相识相知到共同完成一部解经之作，不得不说是缘分使然。作为一位没有多少阅历，亦无证得佛智之人的胡宅梵，却给佛教界留下了一部白话解经的经典之作。《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对普及《地藏经》的核心要义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亦幻法师回忆所说：“胡宅梵居士的《地藏经本愿经白话解》就在弘一法师的指导下编写成书的。我想天下必定有许多如我之逆子，会被这部通俗注解感化转来，对于劬劳的母亲孝敬备至。”由此可见，这部著作，无论从学理方面还是从社会责任方面都功德无量。通过这样的交往，胡宅梵和李叔同对彼此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胡宅梵请求做李叔同的弟子，李叔同欣然答应，并为他行了皈依礼，法号胜月。自此，李叔同以师父的身份，切身布置功课给胡宅梵，嘱咐他每日诵读《普贤行愿品》。胡宅梵很用功，因此深得李叔同的喜爱。平日里，李叔同经常婉拒拜访者，但是只有胡宅梵可以随时见到他并请教问题。李叔同曾对一位法师说：“施主物不可受，唯胡居士之物可受。”从中可见师徒情谊之深。
时光如梭，转眼间已到了年底，静权法师结束了在白湖的讲经，金仙寺也进入了天寒地冻的季节，白湖上也结了厚厚的冰。李叔同本来身体羸弱，不堪严寒相逼，于是想要离开白湖，前往永嘉城下寮。临走之前，他给好友性愿法师写信说：
性老法师慈鉴：
顷诵惠书，忻悉一一。所云八月寄至法界寺之函，未经披诵（因春夏间拟返法界寺，其时当可披诵尊函），因中秋后，末学已出外云游矣。在金仙寺听经月余，近已圆满，拟于明日往温州度岁。承示法座驻锡云顶，至用欢忭。明岁当来厦亲近座下，以慰渴念。冯、蔡二居士属书之件，俟至温州后书写，付邮挂号寄奉。谨复，顺颂
慈安
末学演音稽首
十一月十六日
白湖岁月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李叔同收获了对佛教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完成了自己的佛学研究任务，并有了新的徒弟，而且与亦幻法师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可以说，这样的岁月总是令李叔同难忘的。
自一九三〇年以后，李叔同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到永嘉庆福寺不久，又去了上虞法界寺，旅途的劳累让他体力不支，刚到法界寺就大病一场。此次病痛来势汹汹，李叔同意识到自己即将往生，于是他倒坦然念佛求生净土了。他还立好了遗嘱，强调自己往生之后，凡寄存法界寺的佛典及佛像，都赠送给徐安夫居士，其余的物品则交给法界寺的库房。正当他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之时，或许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李叔同的情况得以逆转，病慢慢好了起来。其弟子蔡丐因在《戒殊苑一夕谈》中专门谈及李叔同此次生病的情形。李叔同告诉蔡丐因说：“予今春病虐，热如火焚，虔诵行愿品，遂觉清凉。维时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又说，“此次至杭州虎跑，适元照法师示疾，余为助念佛号，净土相见，生西无疑。茶毗后得舍利三粒。”可见，此次病好之后以及为元照法师助念，使得李叔同对于生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佛法又有了进一步的体证，他改变了以往的律学路向而在佛前发愿：“捐弃有部，专学南山。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同时他发弘誓愿重振律宗：
时维辛未二月十五日，本师释迦牟尼如来涅槃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疏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下利华日僧众。弟子所修，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莲邦，速证无上正觉。
这样的誓愿并非一日就有，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与酝酿。最早的时候，徐蔚如居士在拜访李叔同时就提到过相关的问题：“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就是有也不彻底。因此，您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李叔同对此也有所考虑，至少他开始重视律宗。后来，他在《余宏律之因缘》中详细地介绍了他从关注“有部律”到转变为对南山三大部极度重视的过程：
是年阅藏，得见义净三藏所译《有部律》及《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谓较“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记》……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其后自悟轻谤古德有所未可，遂涂抹之……以后虽未敢谤毁《南山》，但于《南山》三大部仍未用心穷研，故即专习《有部律》，两年之中，编有《有部犯相摘记》一卷，《自行抄》一卷……其时，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乃渐次完成。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乃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至辛未（1931）二月十五日……乃于佛前发愿，弃舍《有部》，专学《南山》，并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愿尽力专学南山律宗，弘扬赞叹，以赎往失。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之因缘也。
自此以后，李叔同开始潜心研究和弘扬南山律宗，着手编辑南山律三大部纲要表记。并在此后的岁月中，他精心研习，大力弘扬，努力修持，促使沉寂多年的南山律宗得以重现生机。而李叔同本人也被佛界尊称为振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不久，李叔同离开了法界寺，前往五磊寺。五磊寺位于五磊山顶，其住持栖莲法师和亦幻法师都希望在此道场兴办律学，因此请李叔同前来弘扬律宗教义。作为李叔同自己，他早就期待能有机会兴盛律宗事业，实现自己在佛前所立宏愿。因而，对于此次机会，他是非常欣喜的。一到五磊寺，李叔同首先办起了南山律学院，又一次在佛前受戒发愿，准备利用三年时间在此地大力作为，尽最大努力宣讲南山律宗三大部。既然兴办学校就得一定的资金支持，五磊寺的两位法师前去托人募款，这一做法一开始并无不可，但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吊起了出家法师对于金钱的胃口，这令李叔同大为不满。随后，他很快离开五磊寺，准备前往闽南过冬，但时局恶化，诸位弟子和好友都为其安全担忧，极力劝阻他返回原地。五磊寺的两位法师听闻消息，亲自迎请李叔同回五磊寺继续兴办学院。李叔同内心也为计划的破灭而感到难过，此次回来后，他想做最后的努力，于是便与栖莲和尚签订了协议：
一、于五磊寺团结僧伽，恭请弘一法师演讲毗尼，不立律学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后，任彼等分方说法，建立道场，以弘法为宗旨。
三、暂结律团，在法师讲律期内，无有院长、院董名称。
四、大约纪念可以造出讲律僧材，随法师自为斟酌。
五、倘法师告假出外者，任法师自由。
六、一旦造出讲律僧材之后，任法师远往他方，随处自在，并与律学院一切事务脱离关系，不闻不问。
七、凡在学期内大小一切事务，总任法师设法布置，听师指挥，无不承顺。
八、凡在学期内，倘有与法师不如意之处，任法师随时自由辞职，绝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条件，完全处于栖莲本意，绝无法师意见；倘以后于以上条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时，任法师自由辞职，绝不挽留。
十、聘请律师二人，担保以上各条件，各不负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栖莲
见证人：亦幻 永睿
通过此份契约，李叔同幻想着这样就可以公事公办，办好律学院了。但这只是他的幻想而已，现实最终还是令他离开了五磊寺。
此次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李叔同深感遗憾。他写信给亦幻法师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做过什么事。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是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重的打击，一月来未能安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挫伤，看经念佛都无法进行。照这种情形，恐非静养一两年不可。”可见此事对李叔同的打击比较大，作为出家法师，为佛门效劳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李叔同曾发过振兴南山律宗的宏愿，建立律学院也是他弘扬佛法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样的计划夭折了，他两年后谈到此事还心有遗憾：“（五磊寺办学失败）以后有他寺数处，皆约余往办律院，因据以前之经验，知其困难，故未承诺。唯于宁波白衣寺门前存一南山律学院筹备处之招牌，余则允为造就教员二三人耳。以后即决定弘律办学，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余弘律之第一步。……余业重福轻，断不肯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唯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律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李叔同离开五磊寺后又受到应镇海伏龙寺住持诚一法师的邀请，前往伏龙寺驻锡。在此期间，他亲手装订完成了《南山律学丛书》，之后，他又回到金仙寺讲授律学。亦幻法师为李叔同提供了良好的讲学环境，教室设在方丈大楼，只有几张方桌。李叔同每天只讲两三个小时的《四分律》，剩余的时间由学生自己消化。经过半个月的讲解，他又离开了白湖金仙寺，再次前往伏龙寺。亦幻法师将李叔同这十五天的讲经动机归纳为“还愿”，其原因即在于，李叔同第一次来白湖金仙寺之时由于时间太紧，没有尽心。另外，由于南山律学院没有办起来，这使他心里不安，过于内疚，总是希望用其他的方式来了却自己的心愿。但只讲了十五日，在亦幻法师看来，是与李叔同的身体有关，因为他本来就虚弱不堪，繁重的讲学任务会让他精力不济，以及他并未将世俗中的才子气质脱尽之缘故。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叔同同时在伏龙寺、金仙寺、法界寺三座寺院之间频繁奔波。学生刘质平心疼老师的身体，故在伏龙寺陪伴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李叔同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佛说阿弥陀经》最为珍贵，是李叔同用了整整十六天写就的书法精品。之后，师徒二人又各自奔忙。李叔同去了法界寺。在法界寺，李叔同又一次病了，这次是伤寒，发烧至昏迷，过了几天才好。他写信给夏丐尊道：“如此之重病，朽人已多年未患。今以五十之年而患此病，又深感病中起立做事之困难，故于此娑婆世界，已不再生贪恋之想，惟冀早生西方耳。九月十日以后，仁者或可返里。其时天气已渐凉爽。乞惠临法界寺，与住持预备商量临终助念及身后之事，至为感企。此次病剧之时，深悔未曾预备遗嘱。故犹未能一意求生西方，惟希病愈，良用自惭耳……”此次生病，让李叔同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肉身已经开始不可阻挡地败坏，因此他有了料理后事的心理准备。作为出家人，后事自然无法依靠亲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弟子和朋友。因此，他给最得意的学生刘质平写信说，自己近年来老体衰弱，稍微一劳动就虚弱疲倦，他已经请夏丐尊十日后前来法界寺商量后事，准备好结束一生。同时，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嘱咐刘质平，待自己命终之后，不开追悼会，不做纪念之事，只需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两千册，其中的一千册送给佛学书局进行流通，五百册赠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存贮，剩下五百册分别赠给同人。请刘质平筹集印资，作跋语，交给中华书局石印，此事便是对他一生最好的纪念。
夏丐尊接到信件后，得知李叔同病得很重，因此心急如焚，他立刻前往法界寺，端药递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李叔同。经过他的悉心照料，两个月后，李叔同的病完全康复了。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夏丐尊的一片真情，他和李叔同之间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纯粹的友谊。他一路以来都支持、包容、扶持着俗界的大才子李叔同，又尊重着、牵挂着、照顾着出家后的弘一法师。这段美好的友谊至今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