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债如山的大千居士

由于索画者太多，大千先生常有“画债如山”之叹。

求画的方式，现在的人似乎都不太讲究了。偶尔也有懂规矩的人，在备好的空白画纸上别上一张红纸条，上面恭谨地写着“敬求法绘”四个字，然后礼貌地托人捎口信说“敬送薄润若干求画”。这种旧社会中的礼数和温情，在今天的工商业社会中似乎渐渐地湮没，而为人所淡忘。

大千先生自己也感叹道：“我的脸皮也越来越厚喽，别人来求画，也不必讲求什么‘敬求法绘’了，只要口头上说一声，我还会自动问他，你要好大的尺寸？多宽多长？真是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喽！”大千先生轻松地调侃自己，年纪大了，他对很多事情都更加淡然。

中国画家鬻画的历史很早，最早见于文字的该是南宋的李唐。

大千先生记得李唐有首诗仿佛是“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李唐以山水名，然而俗人要的全是牡丹，使得李唐不得不发发牢骚：早知山水又难画又不入眼，不如改画牡丹算了。大千先生以为这足以证明李唐可能卖画。

大千先生认为大概是在明清之际，画家才开始公开书明润例。唐寅的诗里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之句，可见他也卖画。

接着大千先生微微摇摆着头，吟出郑板桥的诗句：“纸高一尺价三千，画竹多于买竹钱。任渠闲话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对于郑板桥“万事不如白银为妙”，以及卖画时不准攀交情的干脆作风，大千先生很欣赏。齐白石以前常在客厅中跟求画的客人讨价还价，为了多少笔润画几只小鸡而争执不已，这最为大千先生所津津乐道，他常说白石老人的赤子之心很可爱。

说起求画的故事，大千先生摆起来可能一天一夜也没完，不过最令他折服的，就是明代画家沈周的风范了。

苏州新任知府曹凤需要人来画衙门里的墙壁，于是问手下，苏州城内谁画得最好？手下答沈周，结果他命人把沈周拘了来画墙壁。后来曹知府奉召上北京，屠太宰见到他首先问：“石田先生安否？”李相国也问他：“沈周先生安否？”曹知府瞠目无以对，不知沈周是谁。回苏州以后向人打听，才知道被他拘来府衙画壁画的便是大画家沈周。他马上去谢罪，沈周倒也不介意，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这是多么厚道啊！

大千先生近年来的涵养并不比沈周逊色，对许多以前曾恶意攻击他的画坛人士，大千先生一点也不挂怀，反而不是指点人家画艺，就是赠以画作，表现了极佳的风度。

石涛和八大是影响大千先生最深的两位画家，大千先生以为石涛比较和光同尘，八大则愤激得很。大千说：“石涛为了歌颂康熙绘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很惹人非议。不过他是为了求生存，倒也无可厚非；八大脾气就倔了，一个将军向他求画，他不肯画，一连几个月也不动笔，以后人家请了他去，他居然坐在人家桌上大解，将军以为他有神经病，只得派人送他回去。”

大千先生自然没有八大那么愤世嫉俗，一般来说，大千先生做人的周到是一流的。他既结交权贵，也和贩夫走卒来往；只是他仍具有爱憎分明的个性，碰到他极不喜欢的人求画，他虽不会像八大一样，来个“白眼看青天”，却也没石涛那么随和。

画家鬻画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大千先生最喜欢以近代画家冯超然的一件小事，来说明画家们小气到什么程度。

专画山水的画家冯超然，抗战以前在上海很吃香，求画的人常常是今年交钱，明年才敢问画好了没有，可见他行情之高。

大千先生说：“冯超然当时住在上海嵩山路法租界的巡捕房附近，一次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跟车夫讲好两毛钱把他载到‘法兰西房里厢’，车夫一到言明的地点，就把他一放；冯超然请他转个弯，黄包车夫很不高兴，说他不拉。冯超然说我一向都是给两毛钱的，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后来冯超然遇到另一个画家吴湖帆，吴湖帆问他为什么生气？冯超然说：‘黄包车夫岂有此理，这一眼眼嘎小气，不肯多拉。’吴湖帆答道：‘也未必有我们画家那么小气吧，我们收人家的润例向来是过一寸以一尺论，你叫人家拉的地方离巡捕房还有几丈远呢！’冯超然听了觉得倒也有道理，方才释然。”

画家虽然鬻画，但是要想得到名家笔下的水墨青山也好，胭脂牡丹也好，并不是易事。大千先生的画当然更是“一纸难求”。他不但是国际知名的国画大师，在港台两地的画市中，别的画家行情时涨时跌，只有他的画永远一枝独秀。

不过，大千先生偏喜欢开开自己的玩笑。一天大风堂的客人徐中齐先生，提到他自己七十大寿时，一位名画家画好了画，还裱妥了送到他家来，为他贺寿，真不好意思。大千先生听了故作惊讶状道：“你还不知道吗？我的画就是裱好了送人，别人还不要哪！这就是我们做画家的难处喽，送人画，人家还嫌，说要我们画家给他起一栋房子才行，因为嫌我们的画不配他的房子。”

大千先生这么一说，引起满座哄然的笑声，谁不知道，他的画在爱画者的心目中是多么珍贵。

求大千先生的画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难于登天；对少数人而言，又幸运得不可思议。

大千先生完全是艺术家脾气，做事但求兴之所至；许多学术文化界名流求画经年，又拜托各方关系恳求，也得到大千先生自己首肯，可是常常一拖就是几年仍没有消息。可是一个水泥工或搬运工，若是帮他把石头搬得令他称心，把池子砌得叫他得意，他马上奉他们为上宾，请他们喝茶吃点心，并且很快就会提笔赠画，菊坛名伶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到他的画。

一位名画家求画多年没有消息，一次他带了一位日本朋友来看望大千先生，这位日本朋友拿了一本画册和大千先生讨论内容，后来不揣冒昧恳请大千先生为他题几个字以为纪念；大千先生正谈在兴头上，忽然兴致一来说：“干吗题字，画一张送你好了。”日本人大喜过望，大呼幸运，然而陪他来的那位名画家却徒呼负负。

大千先生念旧，重视亲情，许多人便运用他的这种心理向他求画。一名和大千先生素无渊源的画坛人士，和大千先生说，他以前曾和张善孖先生（大千先生兄长）相熟，并曾和善孖先生一路从四川出长江三峡到上海，大千先生一听是自己二哥的朋友，立刻慨然赠画。

大千先生禀性天真热情，有时候，“君子可欺以其方”这句话，应用在他身上最恰当不过。

有一个画坛经纪人，曾以这样的方式向大千先生索画。他说，他要几张大画，是要买来送给阿拉伯人的。大千先生一听就说，既然是做国民外交，那就分文不取好了。结果大千先生在绘那几张巨构时，投注了额外的心血和时间，绘成后，那人还是坚持要送一点笔润。可是不久以后，那几张大画却公然在香港出现，并在当地被人当成抢手货，以极高的价钱出售。

另一名美籍人士，前些时曾由长江三峡入川，来台湾时携来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给大千先生，大千先生一捧到故乡的泥土，立刻为之大恸，眼泪蓄满两眶，并把这抔泥土恭谨地供在先人灵位之前。

这个美国人后来不止一次地得到了大千先生的赠画，他也许并不是有意摸清楚了大千先生的心理而来，但是在感情方面，尤其是乡土故国之思，正是大千先生最脆弱的一环，因此只要朝此方向进攻，大千先生是有求必应的。

虽然向大千先生求画的方式各尽其妙，但是大千先生毕竟是个职业画家，他还是有他鬻画的规矩的。尤其他曾受教于清道人和曾熙两位先生，这两位名家都有鬻画的润例，而且润例本身就是一篇漂亮的文章。

大千先生画室的案头上一直放着一张泛黄的金笺纸，上面以娟秀工整的字迹缮写着“张大千鬻画值例”。那是大千居士，1970年在巴西时为自己订下的润例，由现在旅居香港的女学生冯璧池为他抄写。

上面一开头写着：“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筋力日衰，目翳日甚，老去丹青，渐渐拂拭，索者坌积，酬应为艰，不有定值，宁无菀枯，爰书此例，亮不见嗤于痂癖也。……蜀人张爰大千父订于八德园。”

因为当时他在国外，因此是以美金做标准。

　画例

　花卉

堂幅　每方尺一百五十元

屏条　每方尺二百元

横幅　每方尺一百五十元，窄至一尺以内同卷值

册页　每方尺六百元

卷子　每方尺四百元

　山水人物

堂幅　每方尺二百元

屏条　每方尺三百元

横幅　每方尺二百元

册页　每方尺八百元

卷子　每方尺八百元

花卉、人物、山水皆粗笔写意，点景加倍，金笺加倍，迭扇不应，工细不应，劣纸不应，劣绢不应，尺度过一寸作一尺论，定值以美金计，磨墨费加二成，润金先惠，约期取件，至速在六个月后，立索不应，作图及破墨，其值面议。

大千居士的画是有名的难求，“画例”上虽写的是润金先惠，过半年取件；但是事实上递上润金以后心甘情愿的等上一两年的大有人在。因为要等大千先生首肯，就已经不大容易，他的画债太多，先欠先还；如此积压下来，又要等上一段时间，再加上大千居士画画全凭兴致；要是他一直不想动笔，谁也没奈他何，所以得画的快慢也只有各凭运气了。

“画例”后面是“书例”以及“书画鉴定”两项。

　书例

　真行同值，隶分倍于真行，篆书倍于隶分

屏条　每方尺六十元

横幅　每方尺五十元，窄至一尺以内同卷值

楹联　三尺一百二十元，四尺一百六十元，五尺二百元
六尺二百四十元，七尺二百八十元，八尺三百二十元
一丈三百六十元，丈二四百元

册页　每方尺一百元

卷子　每方尺一百元

画眉题签　每件一百元

叠扇不应、名刺不应、市招不应、劣纸不应、来文不书、金笺加倍、堂匾面议、碑铭墓志面议。

　书画鉴定

口头鉴定　每件一百元

题跋与盖章　每件五百元，其跋语不超过一百字，赝品不题

蜀人张爰大千定

大千先生受盛名之累，虽远在国外，求画的人仍络绎不绝，那时他正苦于眼疾，干脆订下润例，以节省精力。

这个画例订了已有十多年了，难怪上面的定价和现在大千居士画的行情不能相比，居士的画也要跟得上通货膨胀的水平啊！

每个画家的“值例”大概都可以反映出他的个性和好恶，大千先生不喜做俗事，所以有一大堆的“不应”，不过有时候大千先生也会“意志不坚”。比如说他不喜为人写市招，但是在强烈的人情攻势下，他偶尔也会破例一下；此外，我见他为别人收藏的书画题过好几次跋语，跋语又长，字又写得费力，可是却分文不取，因为是别人请托的嘛。可见在大千先生心目中，“情”字比“钱”字的分量重多了。他心中充满了友情、交情和人情，所谓“润例”上面的规定也只是规定而已。

齐白石老先生在这方面比起大千先生来就显得严谨了。大千居士曾提起白石老人，曩昔在北京的会客室里贴满了各式的条子，上面包括了鬻画的规矩，还有各种有趣的标语：像“来客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来客请勿赠送诗文字画，彼此无益”等。白石老人怕来客要以诗文交换他的画，彼此夹缠不清，所以干脆讲清楚；而且据大千先生说，老人的规矩是五个银圆只画一只小鸡，若送他十三个银圆做润笔的话，他就只肯画两只半小鸡；另半只小鸡藏身于树丛后，只露出一半身子来！

说来中国画家都是极可爱的。他们既要以卖诗文字画维生，又要在“鬻画”这项买卖行为中，保有自己的人格和风骨；这就是为什么郑板桥一方面爱钱爱到“送银钱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可是碰到他心中十分厌恶的俗人，管他是什么富商大贾，润笔送得再多，他就是不画。齐白石平日视钱如命，但在抗日战争时，他身处沦陷区，绝不和日人来往，最后甚至停止卖画，宁可挨饿，也不取媚日人和汉奸。大千先生家用庞大，食指浩繁，全都仰赖他鬻画来维持生计，但是当有人央他作画，告诉他是赠送给友邦之用时（福田赳夫、全斗焕都得过他的画），他一定坚拒酬劳，因为他说这是促进邦交，尽一个国民的本分。“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概是中国传统画家都具有的美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