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美化了有情世界
——怀念大千先生

听到大千先生病危的消息，我不由得在心底狂呼：“老天，让他活下去，让他活下去！”

奇迹并没有出现，经过三个星期的昏迷不醒，四月二日上午八点，随着心跳越来越微弱，一辈子爱热闹的老人家还是寂然地走了。

怀着空茫的心情，进入了摩耶精舍临时设置的灵堂前祭拜，一抬眼凝视墙上的巨幅照片，只见他手拈白髯，身着黄色绸袍，意态潇洒地微笑着；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他从画面里走了出来，又像往昔一样自得地拄着拐杖，在画室和长廊间走动起来，这一刻，热泪忍不住奔流！

大千先生一生，世人多看见他在艺事上超凡入圣的伟大成就，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无所不在的“情”字。

回忆刚入大风堂之初，慑于他的盛名，我秉着“多观察，不开口”的原则，总默默地看老人家如何行事做人。那时我对他的了解还不深，有一次接到一封自称是他老友的海外来信，大意是：大千先生早些年送他许多画，他都陆陆续续变卖花用一空，自己荒唐日子过惯了，思及困顿半生，颇想在暮年往欧美一游散散心，因此要大千先生再送他几张画以壮行色云云。我看了信，直觉得这个人简直无赖，怎么好意思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以为大千先生听了一定会不高兴，至少也会觉得此人无聊。然而这些不快的感觉只是我这“念信人”的，“受信人”大千先生脸上一点异色也没有，而且很谅解地说：“某某人是吧？好好好，我会替他画的。”这真是大出我的意料，等到日子长久了，才知道原来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利害轻重啊，得失分寸啊这些俗念。在他的宇宙中，“情义”是个最单纯的信仰。

第一次看到他垂泪是在提到向老伯的时候。向老伯是曾农髯的好友，那时大千先生不过二十出头，正拜在曾熙门下学艺。向老伯慧眼识英雄告诉曾熙说：“你的上千门生当中，我看就只有这个张季爰将来会出头，你自己倒未必会传。”这句话给了年轻的艺术家莫大的鼓舞，所以令他感念一生。

大千先生在谈到先师曾农髯是遗腹子，出生时家贫屋破，太师母产后抓雪充饥的情景时，又是泪涟涟地真情流露；谈起先师李梅庵好吃大肉，常常到“小有天”去过瘾时，两眼不自禁地流露出孺慕的神采。

以前我常不理解，为什么别人拿一些历史上名家的假画来让他鉴定，他总说真呢？就连拿借他之名作的假画来给他过目，他不但承认，还努力地为那不怎么佳的画幅涂涂改改，我当时觉得他真是一点是非观也没有。后来才体会到他的苦心，是看人家花了大价钱，不忍让人家伤心啊！他只希望人家欢欢喜喜地出门，不要失望懊恼。也许对他这个看透世情的大画师而言，画的真假实在是不重要的，拥有它的人自认为真也就真了。文征明对于想买卖书画而拿给他鉴定的人一概说真，因为“要卖画的人一定是因家贫，而想买画的人一定是手头上有两个钱”，前者可以助人，后者无伤大雅，所以一概不假。

大千先生没有文征明那套理论，但是“情”是他一以贯之的哲学，而且他又是那么尊重和热爱那个属于中国的“重人情，轻是非”传统，我们怎能以今天西方“真理重于一切”的标准来苛责他呢？

在外人看来，大千先生是荣华一生，却不知实际上他劳碌了一辈子。

几十年来，他一向以强人的姿态负担起一家几十口的生活，他欣然地这么做，常常自比辛勤工作的老牛。为的是骨肉之间的这份情。近年来，大陆逐渐开放，儿女子侄都想出来，即使不出来，旅游一趟的心愿不能不满足他们。

“……千数百年绘事，至清季而益衰，吾兄大千居士始以石公风格，力挽颓风，大笔如椽，元气淋漓，影响及于域外……世论吾兄起衰之功，为五百年所仅见，余则以为整齐百家，集其大成，历观画史，殆无第二人……”

台静农先生的这段文章使我在大千居士八十初度那天，听到了老人内心的独白。

当时他正患病躺在中心诊所休养。来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花篮摆满了病房，热闹极了。等到一个比较静寂的空档，我念了一会儿台先生为他撰的“八十寿序”给他听，他忽然神色落寞地说：“我实在惭愧得很，平日画的都是别人要我画的，其实那些画都不是我内心真正想画的。”虽然他的脸色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我听了却是心头一震，久久不能自已。

他晚年移居国内，是为自己的心灵找寻一份归属；但我知道，他心底有个更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在不为生活发愁的情况下，画几幅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传世之作。可是他既不能摆脱既有的生活形态，也不能息交绝游，于是只有日日在矛盾中过活。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相当痛苦的，生而为人，我们总只能过小部分自己想过的生活，生命中的大部分都由不得我们自己选择，而大千先生对这点感受得比谁都深刻。我常能感觉到他“身不由己”的无奈，他只是说不出口罢了。在他去世前，总算完成了一幅《庐山图》，可是他心中的那幅《庐山图》却还没有完工，我真希望他不是抱憾而去的。

在大风堂的熏陶和大千先生的教诲下，我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如涓滴汇流，渐渐地我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要请他释疑，近来每次上摩耶精舍向他请益，他总“四两拨千斤”地把我一些苦思不解的问题答复得叫人心服口服。别人“小扣小鸣，大扣大鸣”。可是我的“小扣”却总换来“大鸣”的收获，我每问一个小问题，他却答得既繁复又生动，目迷五色的谈笑中，是一片落英缤纷，在他的描述下，古人不再是书本上僵硬的名字，而像你我的朋友一样亲切可喜。

在他入院的前几日我去看他，那天早上他正在楼上作画，我跑上楼去，他亲切地和我打招呼，并殷殷问及我的近况；其实每次见到他，我心底对他也有许多关怀的话语，但是真恨自己一见了面，却又变得木讷起来，不知怎么表达。

后来我们谈《庐山图》，谈蓝瑛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以及抽象画的问题。谈得兴起，他索性放下手边的梅花不画了，专心地摆起龙门阵来。

因为他曾说过，抽象画是由繁入简的一种过程，对一个画家而言，具象的路子走完了难免会走入抽象；于是我问他：如果抽象的路子也走完了怎么办？如果一味抽象不也是另一种僵化吗？他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开了自己一个玩笑说：“你倒把我问倒了哩！哎呀！抽象画这个东西，不能不懂，我们就算不懂也得装懂啊！”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永远童心未泯，从不摆说教面孔。

后来因为午餐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再谈下去，如果话题继续，我会问他：齐白石说画家“画得太像是媚世，画得完全不像是欺世”，他的看法如何？也想请他把自己的《庐山图》和画史上著名的荆浩《匡庐图》、沈周《庐山高图》等比较一下。相信他又会滔滔不绝，从画家、艺术品本身和审美、经验、掌故等各个角度出发，讲成一篇如错彩镂金的七宝楼台，丰富我的听觉和思想，谁知这些愿望竟永远落空了。

近来每次见他，都觉得自己越来越能了解他的心灵。谈话时，一老一小，其乐融融，我只感到他的神态一回比一回慈祥，却没有惊觉，为什么他的言谈笑语渐渐失去了往昔的豪气和自负？我总以为他是太累了，却从没想过他会倒下去。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艺术不朽的化身和象征，至少该活到九十几岁啊！

有一回看完《凡·高传》，深深为凡·高对艺术的执着不悔所触动；一面思索着：似乎从来没有人探索过我们中国画家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难道中国画家从魏晋隋唐演进到近代，永远就只停留在“写胸中逸气”和文人遣兴这个层面上？历史上的中国大画家他们是怎么思想的？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做过深入的探求工作？像大千先生这样一个衔接传统与现代、集中国文人画和职业画传统于一身、一生画风历经三变的艺坛巨人，他的内心世界该是浩瀚如海洋、巍峨如山岳，充满着气象万千的面貌和瞬息万变的风姿；他经常为经营心中的一丘一壑而苦思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还念念有词的，我知道他心中另有一番天地。追随他的日子愈久，了解他愈深，愈觉有必要探索他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可是此生我已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梦想，思及此，内心顿时升起一股深深的悲哀。

在他陷入昏迷的日子里，敬爱他的朋友们，日日夜夜在荣总的加护病房外徘徊不去，希望众人的发愿能让老天“收回成命”。摩耶精舍顿时变得空空旷旷的，对他的朋友而言，摩耶精舍是因他才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了他这个照耀万物、吸引各个行星的太阳，摩耶精舍只是个名词而已。

他的故去，不仅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为诗书画三绝的传统打了一个句点而已，在他的朋友心目中，他的存在，为他周围的人创造了一个人世间再难一见的华丽欢乐场面，不只是好吃好听好玩而已；他的豪情笑语点缀了寂寥的人生，他的艺术造诣使得平凡的世间变得庄严高华，我们遂无视于外在世界的倾颓，只是尽情地享受眼前繁华如花雨的时刻。而今，一切尽皆散去。

他的一生，是传奇和平凡的结合，是浪漫与古典的交融。传奇的是他的天纵英才，如狂飙英雄在长空掠过，以一支彩笔为世间留下眩人的画幅；平凡的是他和常人一样，一生为情所牵——对这个世界一往情深。他的为情出世，做了百日和尚，还俗后，又重入红尘再结情缘，他的劫富济贫（他自称用画骗富人的钱，然后济助穷朋友），充满浪漫的色彩；然而他的入于传统，一生奉传统为典则又纯粹是古典的风范。我们所感到悲伤的，不仅是一代风流蕴藉随风而逝的怅然，更有斯人一去，有情世界从此寂寞下来之痛。然而，就他而言，也许只是还完了人世间的情债，因此便潇潇洒洒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