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居士赠宝记
——台静农教授的书法缘

有段时间摩耶精舍曾挂出一幅倪元璐的字，当时大千居士很自豪地向来客们介绍这幅有明一代忠臣的字。大千先生如此郑重其事，不只因为倪元璐传世的墨宝极少，也因为他一向把倪鸿宝的字当作自己心爱的宝物；可是，不久以前，他却毅然决定把仅存的一张倪字送给台静农先生，并且还说他这么做以后自觉十分快乐。

大千先生收藏最富时，手边有三百多位中国历代书画家的作品——从宋元到乾隆都有，乾隆以后的作品就不收——当然若是长辈的作品就另当别论了。当时他拥有十张左右的倪元璐作品，以倪元璐作品之少而言，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然而因为战乱迁徙难免会有失落，再加上日后又辗转变卖了一些收藏，到后来倪氏的真迹只剩下手头的一张了。因此他对这张倪文贞公的字格外觉得珍贵。

前一阵病中，他思前想后，想到自己手边还剩下的一些收藏，深觉自己一辈子爱这些书画，未尝不是精神上的一种负担；而且，他又生怕自己会在意志不坚时，把最心爱的这幅倪字给卖掉了。因此等他一出医院，便立刻拣出了这张倪字，赠给台先生。台先生四十多年前，因着一个偶然的机缘，借大千先生之助而临倪鸿宝的字，今天成为大千居士口中“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现在“宝剑赠英雄”，把自己所爱的东西托付得人，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大千居士高兴的呢？

张大千谈倪元璐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是明崇祯时的户部尚书。大千先生十分佩服倪鸿宝的为人，每谈及倪氏临终时的情况，往往不能自已。

“闯贼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的当天，倪元璐穿戴好衣冠，北向皇帝所在一拜，然后南向拜母；自己认罪说，宗社至此，当臣子的不能救国，死当填沟壑，希望别人不要用棺木埋葬他，以示哀痛。他的夫人同样了不起，告诉他：你是罪臣，不当有衣冠。于是他取下衣冠，再和夫人对吊而死……”说到这儿大千居士眼眶一红，声音已经哽咽：“他死得多么从容！其实像崇祯这种听信奸臣的昏君，一般人不反你就够好了，倪鸿宝居然能这样死而无悔。”大千先生是性情中人，讲着讲着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听了大千先生这段描述，再看倪元璐的字，觉得除了苍润古雅、气韵高华之外，更令人有正气脱纸而出之感。

《明诗纪事》中记载王香泉的话说：“吾生平颇爱徐天池（徐渭）书法，脱尽俗尘，及置倪公行草旁，便如小巫见大巫，无坐立处……况倪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

喜爱书法的收藏家都以收藏倪字为毕生的愿望，但是拥有一幅倪的真迹却是难上加难。

大千先生自认何其有幸，当时竟能拥有十张倪氏的真迹，并与之朝夕相对。他说，叶公超先生多年前曾要求他把现在送给台先生的这张墨宝割爱，但是他舍不得，没有答应。

一位民初的名士，金石家赵之谦门下年纪最小的学生杨耕云，就藏有一副倪氏的金笺对子。日本人慕名而来，希望以一千大洋收购，杨耕云起初不肯，后来因为经济拮据，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珍爱的这幅倪字挂了起来，对着它焚香而拜，连连磕了几个头，才卖给日本人。

大千先生解释说，杨耕云手中这副对子是真的，款却是假的，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这副对子是过年时贴在柱子上的楹贴，倪氏不曾署名，后人为了卖钱，就附加个假款。倪鸿宝当时并不作兴写对子，就像文征明有些对子也是后人为了生意经，而把他的一丈二尺中堂剪下来拼成对子一样的道理，因为对子比单一的挂张值钱，因此后人就随便把挂张中的七言律诗里的两句截下来，做成对子好卖钱。

大千先生对倪鸿宝研究很深，他甚至看出倪元璐有些画是明代大画家陈老莲代笔，款却是倪氏自己落的。当然，以陈老莲高傲的个性，不会轻易地替人代笔，除非是自己敬佩的友人，照推算，陈老莲当是倪元璐的晚辈。

倪元璐的书法传世已少，他的画更是罕见。陶元藻的《越画见闻》记载他画山水是“林木苍莽郁葱，皴法喜用大小劈斧，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于人”。王香泉则说倪画“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大千居士认为倪画是典型的文人画，以职业画家的眼光来看，画得并不好，但是它的“好”处也就在这点“不好”上。

大千先生手边有一张倪元璐的真迹《松石图》，他说自己年少气盛时，往往以摹古人画能乱真为乐。他自己也曾仿倪画了一张《松石图》，而且常把这两张挂在一起比较，让朋友猜哪张是真，哪张是假？往往竟使许多专家也分不出来；说到这儿，大千居士像老顽童似的，露出十分得意的笑容。

以大千先生才气之高，用功之深，自然知道如何抓住古人的神髓，将各家的风格据为己有，我有幸观看他表演他的“绝活”——抓起笔来，古人便一一在他的腕底展现：写“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就像金冬心，写八大、石涛便和八大、石涛的署名一般无二，至于恽南田、倪元璐自然不在话下。

倪元璐的字乍看便觉雅意袭人，笔意厚重而离奇，有如龙蛇疾行，气势优美，却没有定轨可寻，它和王羲之、赵孟书法的秀逸轻灵之风大不相同；细细推敲倪字的出处，可能和魏碑有渊源。胡小石所辑《金石蕃锦》，当中有一幅是六朝造像，并附有小石先生的一段批语“平生爱倪鸿宝书，却于此处得笔法”。六朝造像的菩萨像旁附的多是楷书题字，而且大抵都有魏碑的意思，可见倪字可能受了厚重的魏碑的影响。

倪元璐殉国至今有三百五十年了。中间学他字的人不多，比较有名的是沈寐叟，为大千先生的老师曾熙以及清道人的好友，也是清末遗老；但是大千居士以为学倪字而写得出神入化，台静农先生可以当得上是三百五十年来的第一人！

大千先生不随便推许人，他以为台先生之书近年来已从倪字中变化而出，不尽是倪字风貌。学字若写得和别人一模一样，结果也只能落得个“奴书”之名，台先生已经凌越到更高的境界。

凡是到大千先生外双溪宅邸拜访过的人，一抬眼便可看到门前挂了一幅横匾，上面书着遒劲有力的四个大字“摩耶精舍”——便是出于台先生的手笔。而大千先生过八十大寿的寿序，也是请台先生写的。可见大千居士对台先生文章书法的倚重和推崇，而以台先生自守之严谨也是不轻易为人写字属文的。他常说大千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奇人，而他们之间几十年互相倾慕的友谊，最初却可以说是靠倪鸿宝而建立起来的。

台静农谈倪鸿宝

台先生五四时代在北平求学，一心只以打破旧社会的积习，建立强盛的新中国为念；因此总认为习字是“玩物丧志”；到了抗战初年，他住在四川白沙的江边，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之余，乡居无俚，便拣出行箧中仅有的一本《王觉斯（铎）赠汤若望诗卷印本》来临写，结果给他的老师沈尹默先生知道了，写了首诗给他，其中两句是“最嫌烂熟能伤雅，不羡精能王觉斯”。

沈尹默先生觉得王铎的字甜媚秀丽，故而不雅，不知是不是将王铎生前的为人加入了这项判断？总之台先生觉得老师的话有道理，遂不再临王铎。这时他偶然在胡小石的书斋见到《书道全集》中收有倪元璐的字，一见之下，大为倾心，就借了来临。

台先生倪字写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同乡兼好友张目寒先生，恰巧为和张目寒情同手足的大千先生看到，非常惊喜，但是认为台先生当时的字体，还没有完全得到倪字的精髓，于是马上命学生把倪鸿宝的字用双钩的方法钩起来，从青城山送到白沙去给台先生。倪鸿宝的真迹少，台先生得到这份双钩以后，认为仅次真迹一等，从此便奉为典则，在精神上直追倪鸿宝。

台先生认为自己先学王铎，再学倪鸿宝，也是十分巧合的。因为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三人在明末齐名，既居庙堂，又以诗文书法知名于世。可是三个人在乱局之中对人生所做的选择，却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典型。

倪元璐在崇祯自缢的当天就上吊而死，王铎则在清兵入关后降清，黄道周奉南京的弘光帝为正朔，率领小群人马在南方打游击，不幸最后仍为清兵所执。所以黄道周曾写有“鸿宝碧血，觉斯（王铎）埋尘，莫能宗予”之句，有点自许的意思，也有不为人所知的苦楚。

大千先生和台先生除了心仪倪鸿宝以外，对于黄道周也一致推崇。黄道周以楷书知名，据说在他被执行死刑之前，忽然想起某人请他写的手卷还没有动笔，于是立刻提笔疾书，等小楷一笔笔写完，发现纸还有一截，但是行刑的时间已经近了，于是他改写行草，一挥而就，之后受死，死得从容极了。和他的生前好友倪鸿宝比起来，并不逊色。

世人多以“倪黄”并称，而“倪黄”这种表现高度风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中断，至少在台先生身上，所表现出中国士子的高洁风范，多少反映出这种传统的光辉。

以前很少人知道，今天淡泊名利、谦冲自牧、处处不与人争的台先生，当年也会是“五四新青年”，也曾激烈地反抗“吃人的礼教”、旧社会的封建势力以及迷信愚昧的黑暗面。这是直到香港的刘以鬯先生将台先生的短篇小说辑而成册，并为文推介台先生杰出的小说成就，认为直追鲁迅之风，才为近人所知的。

台先生写字纯粹是为了寄托性情，名利之事和他似乎连不在一块儿。以往也曾多次有人劝他开展览会，但是都为他所婉拒。因为他素来畏惧应酬宣传这类事。可是友人携了他的书法在香港展出，却被人抢购一空，日本近代书道研究所也慕名而来，央求江兆申先生介绍，为台先生出了一本书法专集，这次台北历史博物馆更郑重邀请他展出，他怎能拒绝。台先生从来不喜渲染自己的艺事，可是世人不放过他，识货的人对他的书艺自有定评，“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不就是如此？

台先生的行书师法倪元璐，隶书则由敦实厚重的《华山碑》转而向更奔放自由的“摩崖书”寻求灵感，“摩崖书”以《石门颂》和《杨淮表》为主。他想通过斧凿的痕迹直寻汉人的笔致，到达更高古雄浑的境界；因为近年来吸收前人的笔意愈来愈博，他的倪书也不完全是当初的风貌，而已变化为“台书”了。

台先生写字对用笔、用纸、用墨都不挑剔。他写字用墨汁，而笔则是以前友人送的日本“温恭堂”制的羊毫笔，他觉得很好用，就一直沿用至今；纸则一向用普通宣纸，案头上一些友人或学生敬求法书送来的纸随随便便地搭落起来，他经常抽来就写，倒是太名贵的纸他写不来。他自嘲说，每逢有人送金笺纸时，他总是一写就坏，而用坏纸写字时，却是每一次都成功。多年来，他就在陈设简单的书斋里写字，即使写大幅对联，也是在一方小桌上完成，他倒不觉有什么不便。

他说，写字不光靠苦练，有时不经思考的苦练反而不易进步，因此他主张多“读”前人的碑帖，眼界广了以后苦练益之以思索，才能创造出完美的笔法。台先生目前手边除了有一张倪鸿宝的真迹外，还有两张倪鸿宝的“赝品”，而这两张赝品，都可以分别纪念一段友谊。一张便是大千居士为了助他临写，而命学生双钩下来的倪元璐书自己的诗《体秋》。台先生后来将这幅双钩中间予以填墨，并挂了起来。大概给罗家伦先生知道了，巧的是罗先生也收有一幅倪鸿宝的字，可惜后来发现有勾勒的痕迹，遂断定是假的。他把此事告诉台先生，台先生却说，就算是假的，也是从真迹描摹而来，仍然有参考的价值。钟繇、王羲之的真迹谁也没见过，还不是辗转临摹下来的吗？罗先生一听，十分高兴，就把这幅倪元璐自书诗作《把酒漫成》的赝品送给台先生，还开玩笑说，台先生家中已挂有一幅双钩（赝品），不可无伴，罗先生并作了首小诗给台先生，诗成于一九六一年：

赠公赝鼎太荒唐，风范公云幸未亡。
在昔临摹钩勒本，乱真原溯到钟王。

据说这幅《把酒漫成》的真品已为日人收购而去，目前可能在日本，而《体秋》的真品则已不知流落何方。日后这两幅作品若发生双胞案，后人可以此文为线索，考证一番。

台先生的字不轻易许人，或许只有他的学生比较容易得到他的字。从他题的诗也可看出他的癖好来。他好题王安石和恽寿平的诗，王荆公的诗有气魄、有性情，而恽南田的诗除了极雅之外，犹隐含家国之痛的弦外之音。

仔细想想，真觉只有台先生这样的性情和风骨，才能把倪字写得这样出神入化，而亦只有大千先生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才能爱惜倪元璐的字，转而尊重台先生。他们两人所结下的这段翰墨因缘，即溯源于对倪鸿宝共同的喜爱，与其说他们是佩服倪元璐的诗文和书法，不如说是崇拜他的人格。

“肉骨虽寒魂魄香”，这是倪鸿宝在书写《左光斗传》后所赋诗中的一句，未尝不是他本人的写照。历史上能写王铎那样秀丽轻盈字体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能像倪鸿宝一样，让人在观其笔锋游走之余，顿生敬心的，能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