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及嘉靖、万历年间，文坛上先后掀起了“前七子”和“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针对台阁体的冗弱平庸的文风，主张学古人以救时弊，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诗坛上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们周围还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在弘治末年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明中叶末，宦官专权，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但文苑内仍然流行着以和平雅正为宗的台阁体以及理学家标榜天机自发的性理诗。改革文风已迫在眉睫！李梦阳《徐迪功集序》称：“夫追古未有不先其体者也。”他倡言复古，主张学诗子唐，学赋于汉，想以此来改革当时的文风。但由于“前七子”复古运动过于偏重格调、法度等形式的追求，无益于扭转萎靡的时弊，复古又走上了形式模拟的道路，给诗文创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故而，“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其兴也骤，其衰也速，十余年后，便走向低潮。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后七子继起，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们继承了“前七子”的复古思想倾向，李攀龙曾言：“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列朝诗集小传》）王世贞也称：“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艺苑卮言》），在创作上也重蹈“前七子”的模拟之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王世贞就称，李攀龙为文“无一字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篇篇仿效，字字模拟，加上取径较窄，艺术雷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观点也较偏执，没能扬前“七子”之长而避其短，过分地以复古之论自高自缚，成为同时及后世的众矢之的，备受指责。

总之，“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对反对内容贫乏、文风萎弱的台阁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缺乏革新精神，只是亦步亦趋地模拟古人，学古拟古成为风气，甚至达到“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的地步，进入了另一个错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