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洛神赋》的隐情
曹植（曹子建）有独占天下八斗之才的美誉。而他所作的《洛神赋》，则是为他赢得如此殊荣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篇作品里，作者以高超的想像力描绘出一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貌春松”的美貌绝伦、超凡脱俗的女子形象——洛水女神与“余”的一段情事。其“皓齿内鲜，明眸善睐”，“使余情悦其舒美兮，心振荡而不移。”于是，就有“余”对洛神表达了爱慕之心和求爱之行。神之“抗琼绨以和”，“指潜渊为期”，并“凭微波以通辞”，“解玉佩以要之”，余“感交甫之弃言”，“惧斯灵之我欺”。正当人对神凝、神对人怨之际，分别的时候到了。作者发出“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感慨，禁不住“泪流襟之浪浪”，“思绵绵而增慕”，最后也只能是“虽潜会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人神之情爱非同一般。全赋“词采华茂”（钟荣《词品》），语言凝练，思绪流畅，描述得生动、优美，特别是“余”对“洛神”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慕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真切动人，博得历代学者的极高评价。
《洛神赋》写于“黄初三年（有说黄初四年），余朝京师”之际。作者本有“戮力上国，流惠于民”（曹植《与杨德祖书》）之志，无奈在兄长曹丕的暗算下，不仅太子没当成，反而受到进一步诬陷。曹操死后，曹丕揽权，曹植的生命进一步受到威胁。被曹植视为贤明，素“慕陈思王之才调”（《太平广记》卷三——引《伟奇》）以礼自持的长嫂甄后，又遭郭后暗算，被曹丕“遣使赐死”，殡葬时“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处于这危境中的曹植，既不敢怨，更不敢言，只有像他早年劝勉徐干那样“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赠徐干》）。作者在极为悲怨的心境下写成此赋，全赋弥漫着一种极为伤感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寄予，日后便成为众文人争论不尽的话题和大相径庭的理解，赋予《洛神赋》截然不同的中心思想。
一种人认为，《洛神赋》记述了作者自己与长嫂甄后不为他人所知的一段隐情，即“感甄说”；另一种人则认为，“赋”是作者对其作为君主的哥哥曹丕“忠爱之心”的寄寓，即“寄心君王”之说。两说营垒分明，至今没有定论。
最早将《洛神赋》归类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把此赋归入“情类”，唐代李善为《文选》作注，注引《太平广记》说这篇赋是作者为感念长嫂甄后而作，原名“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曹植是否真与其嫂有什么隐情，千百年来，众说不一。
“感甄说”也曾博得李商隐的共鸣和同情，为此写了“东阿王”、“涉洛川”等不下六七篇诗文。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对“赋”的文学价值予以极高评价的同时，亦认为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极不名誉。宋人刘克庄认为，这是好事者乃“甄后之事以实之”，而明人王世贞则说“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伦父耳”，唐彦谦则挖苦道：“惊鸿瞥过游龙去，虚脑陈王一事无”。比之曹雪芹几乎到了口诛笔伐的地步。
与“感甄说”相对立的“寄心君王说”，主要以何焯和丁晏为代表。在何氏《义门读书记》中说道：“《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君，因济洛神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其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丁氏在《曹集铨评》附录中也持此议：“抑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
而维护“寄心君王说”最甚，反对“感甄说”尤为激烈的是清代的潘德舆。他在《养心一斋诗话》卷二中说：“不了解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他痛斥感甄说之人是“文人轻薄，不顾事之有无，作以谰语，而又喋喋不已，真可痛恨”。他认为《洛神赋》“纯是爱君恋阙之词”。
为以上论点找根据的这派人士还认为李善注本无此注，是宋人尤袤刊《文选》时误引，曹植不可能因爱上其嫂而写此赋，因丕与植间的政治斗争，植处于劣势，他不可能色胆包天，冒杀头之罪去“感甄”。况若真有此事，又写此赋，为什么“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所以绝无可能。
另还有人认为《感甄赋》之“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遂为“感甄”，曹植在写此赋前一年，任鄄城王云云。
陈祖美在《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洛神赋〉的主题和艺术特色》（《文史知道》1985年第8期）一文中批驳以上两种之说时，又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截然用“感甄说”和“寄心君王之说”来概括《洛神赋》的主旨都不恰当。他认为“赋”原意是说限人神道殊，宓妃与“余”不得交接，临别时，除赠信物外，还说了“长寄心于君王”，表达她对“余”缱绻之情。这个“君王”与现实中的君王曹丕，不是一码子事，所以何焯、丁晏、潘德舆把“寄心君王理解为屈子之志”，对曹丕的“忠爱之苦心”是有悖于文章的。同时，他还认为感甄不同于“记甄”、“赋甄”，更不是人物传记式的某某人赋。这里只是指作者感念甄后，抒发情态而作此赋。陈氏还认为“感甄说”是对《洛神赋》的曲解和误解造成，一是把梦境与现实同日而语，二是把甄后和宓妃混为一谈，把艺术形象和现实划上等号。从而把并不难理解的问题变得混乱而复杂。
他认为，处于“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曹植《自诫令》的处境，心境可想而知，途经洛水，由神话宓妃想到现实，不禁为无辜惨死“惠而有色”（《世说新语·感溺》）的甄妃而触景生情，一方面是对美好记忆的回忆，一方面是手足不合、君臣不遇的苦恼和对莫测前途的无限忧虑。种种感受交织而孕育出赋中一个美艳无比的洛神形象。所以，现实中作者与甄后的叔嫂之情，不同于理想中“余”与宓妃的人神之爱，作者只是在洛神身上寄寓一定的知遇之感而一往情深，与处处猜忌、挟嫌报复的兄长曹丕不搭界。陈氏得出结论，认为“《洛神赋》其实是作者通过现实感受描写一对男女苦恋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隐寓着作者身不由己、好梦未圆的惆怅和愤怒。”
《洛神赋》究竟是“感甄”而记，还是“寄心于君王”，或是一曲男女苦恋的悲歌，种种看法均是后人分析之猜度。其中的隐情，也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姑且不去揭穿它，文人大可驰骋其想像力，自由挥洒天空，而给《洛神赋》更添一份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