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学

佛教传入东土，赖之译经。中国读者通过译文，了解了梵文佛典本身就是浩瀚的文学作品，气势雄壮、思维活跃、文笔空灵、辞藻优美，给因循相习的中国文学园地吹来了春风。

马鸣的《佛本行赞》势如高山流水，叙述了佛主的一生，树立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经》《维摩经》《百喻经》以幽默、细腻的笔触，表达了深奥的佛理，为晋唐小说提供了借鉴。印度史诗《拉马耶那》中的哈奴曼，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作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祖先。

不要以为文士恋功名、僧侣爱清净，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其实读书人与出家人的交往，是屡见史册的。比如，历代都有诗人和僧侣的接触，相互影响，因而扩大并提高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晋代大诗人陶潜，显然也受佛学的影响，在弃官回乡后写下的《归园田居》中，就有两句反思：“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寄情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宣扬隐士情趣和佛教禅理，在《愚公谷》诗中，感慨地问道：“寄言尘世客，何处欲归临？”唐代诗人李坤则是热情地赞美佛门，在《晏安寺》中有这样两句：“寺深松桂无尘事，地接荒郊带夕阳。”其他诸如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宋代大文豪苏拭，深谙佛理，虽未做过一天和尚，但以“居士”自称。

出家人中也不乏吟诵的好手，《全唐诗》收有2200余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寒山、拾得、丰干、怀素、贯休等110多位僧人的诗篇。历代都出过著名的诗僧：唐释皎然是个杰出的诗人诗，诗句隽丽，受到颜真卿、韦应物的推崇，有诗集《杼山集》《诗式》《诗评》等著作。宋释契嵩，博通内典，有扎实的文学根基，著有《镡津集》。元本诚（觉隐）、圆至（天隐），大沂（笑隐）均以诗自豪，时称“三隐”。明释斯学，天分甚高，为诗极工，吐词自然秀拔，著有《幻华集》。清释湛性，师承王士祯，名扬诗坛，著有《双树轩诗抄》。

佛教传入中国，给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词汇，使文学的天地更加广阔；作为回报，文学亦以奇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优美的词藻，帮助佛教登堂入室，走进社会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