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唐伯虎（1470—1523年），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本名唐寅。唐寅的诗文书画笔资雅秀，设色艳丽，风骨奇峭，活泼洒脱，给人以清新优美的印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伯虎与祝允明（枝山）、文征明、徐祯卿称为“吴中四才子”，又与沈周、文征明和仇英齐名，世称“明四家”。唐寅诗文敏快，尤擅绘画，在“明四家”中声名最大，他与丫环秋香“三笑姻缘”的风流韵事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笑料。围绕历史上的唐伯虎究竟有没有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长期以来人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艺术大师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认为：唐寅“赋性疏朗，狂逸不羁，与同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生业，尝镌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在我国古籍《明史》中就记载着如下史实：唐伯虎自幼生长在苏州一个商人的家庭，聪明颖慧，才气横溢。弘治十一年（1498年），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到第二年赴京会试，因涉及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出狱之后，唐寅不再热衷功名利禄，有意在绘画方面施展才能。“遂远游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诸名山大川，并荡舟于洞庭，鼓蠡之上”（见张光福《中国美术史》）。经过这场劫难，唐寅生活放浪，狂逸不羁，尔后心情忧郁地回到苏州故里，在桃花坞筑室“桃花庵”，从此幽居不出，经常与一些知心的诗朋画友饮酒谈诗，论书作画，怨愤难平。他致力绘画，卖画为生，“日与客醉饮其中，其学务穷研造化，奇趣时发，或寄于画，镌章自署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画家大辞典》）这一时期他在行为上更加放诞不羁，到了晚年愈加消沉，开始信奉佛事。他作了一首《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不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别人笑我成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他那怀才不遇、不趋权贵的心境和曲折坎坷放浪颓废的生活，溢于诗文之中。唐寅卒时54岁，著有《六如居士全集》，到现在为止，人们还盛传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艳史，“三笑姻缘”的故事还被搬上影视舞台，广为流传。

在人们的脑子里，唐伯虎是一个轻狂风流的公子哥儿。其实，历史上的唐伯虎并非如此。苏州市文联段炳果撰文指出：唐怕虎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见《光明日报》1985年2月24日）。首先，在唐伯虎传世的诗文书画作品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说过这样自负的话。自29岁时的科场冤案以后，本想以“功名命世”的唐伯虎变成了一个“春光弃我竟如遗”的感伤者，变成了一个“猖狂披髦卧茅衡，万里江山笔下生”的失意者。在这种潦倒落魄的窘境里，曾经自谓“布衣之士”的唐伯虎是决不会说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类自大之语的。在封建社会，才子作为一种美称是不可用来自称的，何况是“第一才子”呢？店伯虎是一个尊重前人史实，笔辞严谨的艺术家，很难想像他会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第二，从史料分析来看，目前所知的第一个谈论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人是明代的阎秀卿，他在《吴郡二科志》中说唐伯虎在科场仕途蒙冤失意后，“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文学角度来看，《吴郡二科志》是阎秀卿所作的自娱性很强的个人见闻笔记，且阎秀卿本人的生卒年代不详，又未发现他与唐伯虎之间有什么瓜葛来往。因此把他的记载作为研究考证唐伯虎的第一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这很可能是他根据唐伯虎的传闻逸事大胆虚构而成的，实无此事，殆不可信。

第三，从广为流传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篆文印章来看，石章有5.5厘米见方，白文朱底，这大概是出于民间好事者之手的伪造品。因为以印章的大小论，与唐伯虎通常所作的画幅之大小颇不相称，显得过大；若系收藏印章，其刀法与字体匠气十足，而缺少文人名士的“书卷气”。尤其是在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字样，又刻有文征明的“题六和居士诗”共4首，还有清人金石家汪启淑，“扬州八怪”中的巢林、西唐和“古泠八家”之一的龙泓等人的赞辞题识。其实这位故弄玄虚的好事者，殊不知唐伯虎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治圃舍于桃花坞，曰‘桃花庵’”，之后，曾刻了“桃禅仙吏”这方并不多用的闲章来表白他消沉落魄的潦倒心境，当时他还写下一首绝句：“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此时，唐伯虎已年近半百，哪里还有闲情逸致为自己再刻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