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成立半年后，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这是新文学运动伊始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文学社团。最初的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寿昌、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从酝酿到成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面对新文学创始阶段创作水平不高，粗制滥造等现象，创造社同仁血气方刚，“急挽狂澜”，希冀重振新文学运动。他们“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子”，并不是硬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分析说：“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实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并不像文学研究会一样明确地站在人生派一边，他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成仿吾语），也如郭沫若所说：“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这表明他们企图用此来协调“为人生”与“为艺术”两种文艺观。这也是创造社的粘合剂——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

首先，创造社强调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郭沫若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因为诗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所以，推崇诗人的“直觉”与“灵感”。在表现方法上，则要求完全排斥理智，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以达到“体相不可分”。

其次，创造社反对所谓“浅薄的功利主义”。成仿吾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在表达出人类最高或最深的情绪”，因此要“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在他们看来，美即是真，即是善，为此郁达夫提出艺术创造是“美的陶醉”，“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中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创造社成员在外国文学家和哲学家中，喜爱歌德、席勒、海涅、施笃姆、恺撒、托勒、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王尔德、罗塞蒂、波特莱尔、魏尔伦、梅特林克、泰戈尔以及斯宾诺沙、尼采、柏格森，虽然，他们被认为是“为艺术”派，但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他们也有强调反对社会黑暗，要求冲破封建文学陈规，强烈表现个性解放的时代愿望的主张，而且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遭遇以及个人气质性格，使他们不可能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作无病呻吟，所以同时又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们的文艺观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创造社非常重视文学创作。1922年5月，出版了《创造季刊》，后又出版《创造周刊》（1923年）《创造日》（1923年）《洪水》（1924年）《创造月刊》（1926年）等刊物。同时，又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集》、《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辛夷小丛书”、“创造社科学丛书”、“创造社新智丛书”等。创造让成员的作品大部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采用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以表达其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都体现出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表达青年一代个性解放的呼声。

创造社成员因重自我创造，所以不太热心于翻译。但他们还是有选择地重点译介过浪漫主义作家，以及属现代派或非理性主义、泛神论作家，哲学家的部分作品。

创造社对文艺批评也有所建树。他们视文艺批评为独立的“本体”，“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之文艺的活动”；认为文艺批评的职能主要是“判断”，因而侧重于艺术标准方面，“批评是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的努力”，也并不排斥“思想性”标准。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尚存在着只重视批评主体的自我印象而不忠实于原作的偏激之弊端。

由创造社所倡导的浪漫主义艺术倾向，使后起的南国、沉钟等社团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形成了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潮流，并为发展繁荣新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后期创造社转而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其文学表现与艺术倾向又趋向于文学研究会。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由五四文学运动发轫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股潮流终于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