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为什么要为杨贵妃翻案
李清照为杨贵妃翻案的诗有二首，题为《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全文如下：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
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
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
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
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马多死。
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
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鬼神磨山崖。
子仪光粥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
夏为殷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见张说当时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
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
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
苑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
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
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
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
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
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
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
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据乔象钟先生介绍（文见《宋诗鉴赏辞典》）安史之乱后，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761年）有感于两京收复，玄宗，肃宗重返长安，大唐帝国再庆中兴，写了一首《大唐中兴颂》后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大历六年（771年）刻于浯溪（今湖南祁阳境）石崖之上，又称《语溪中兴颂》，俗称《磨崖碑》。这是一首四言的赞体颂诗，颂扬“天将昌唐”，“宗庙再安，二圣重欢。”自唐以来，题咏甚多。据说“自黄庭坚、张耒两大篇之后，来人多认为绝唱难继的了。”张耒是苏轼门下士之一，比李清照年辈略早，她这时却和了张耒（文潜）两首，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石上题咏繁多，为什么独独要和张文潜，而且一和两首，值得探究一番。张耒的《读中兴颂碑》的全文是：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后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感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永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我们从全诗看，作者充满了对杨贵妃的鄙夷仇视之情，沿袭了唐以来关于安史之乱的祸首是杨贵妃的偏见，并将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悖论推到一个极点。面对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气势汹汹的指责，作为一个有正义感和有头脑、有见识的女诗人的李清照焉能不拍案而起，以笔应战，对传统偏见予以有力回击！这实际上也即是说，李清照于众碑石题咏中单单选择张文潜诗以和，并非私人成见所致，而是为着那个时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的命运而振臂呐喊！之所以选中张文潜，不过是因为张诗对妇女的偏见最深，对妇女的悖论最怪而已，因而以此驳斥并发挥也才会最力、最猛、最烈、最具影响力！
前面已经说过，张文潜的偏见和悖论是对唐以来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还在马嵬事变刚发生不久，杜甫就写出著名的《北征》诗，对当时才让位给儿子的唐玄宗，颂赞备至：“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说唐玄宗刚刚逃出长安的时候，处理事情就和古代的君主不一样，奸臣如杨国忠和杨氏家族党羽等，就被剁成肉酱，全被消除净。说到杨贵妃的死，只有两句：“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杜甫意思是说：没听说过夏殷（乃周）亡国的君主，肯主动诛杀自己宠爱的美人褒拟、妲己（和夏之妹喜）。紧接着这两句，诗人汉喻唐，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以周宣王和汉光武帝比拟唐肃宗，认为国家中兴有望；不论杨玉环是否如妲己、褒姒等那么坏，亦都是死有应得；不论李隆基下令杀杨是主动还是被动，仍不失为英明之主……杜甫的意思很明白：女人是误国之祸水，因此杨贵妃该杀，杀得好！
继杜甫以后，白居易又在其更为著名的《长恨歌》里写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说杨贵妃的死是由于“六军不发”，玄宗出于“无奈何”而违心为之。玄宗“掩面”，表示他悲痛万分；他不是不救，是救而“不得，”再次渲染他的“无奈何”。更令人瞠目的是下面一句：“回看血泪相和流”，明白表示玄宗还抚尸痛哭一场……这样，就把一个对爱人缠绵情深，对爱情矢志不渝的多情种子唐明皇的令人同情的形象（他是在努力救助爱人的，只是心有余力不足而已）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艾治平先生在《诗词抉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里评论说，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在告诉人们：安禄山范阳起兵，“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见《旧唐书》），使大唐的江山几乎不保；杨氏家族骄奢淫佚，祸国殃民，都根由于杨玉环的得宠“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以及她的奢侈生活，包括她的爱吃鲜荔枝等等。一句话，“女人是祸水”。
毋须讳言，“女人是祸水”，在过去的男权社会里，似乎是一个千古未易的公论，直令男子们（主要是那些当权者们）椎心泣血而又退避三舍的了。《韩非子·十过》里第六过就指出：“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怎么解释呢？韩非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秦穆公召见内史廖告诉他说：“我听说邻国出了圣人，这是敌国中我们的隐患。当今由余是圣人，我很担心，该怎么办好？”内史廖说：“臣下听说戎王居住的地方，荒僻简陋而路途遥远，没有听过中原地区诸侯国的音乐。君主可赠给他女乐，扰乱他的政事，然后为由余请求推迟回国的时间，使他疏于劝谏。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陋阂，就可以打主意了。”穆公说：“好。”于是派内史廖把女乐两列十六人送给戎王，借此为由余请求推迟回国。戎王答应了，见到这些女乐很高兴，安排酒席在帐篷中欢饮，每天听歌观舞，整年不想迁居放牧，牛马死了一半。由余回来后，就劝谏戎王，戎王听不进，由余就离开戎国跑到秦国。秦穆公出迎并封他为上卿，向由余询问戎的军备和地形。全都清楚以后，就发兵攻打戎国，兼并了十二部落国，开拓了上千里疆土。所以说：“沉迷于女乐歌舞，不关注国家政务，那就是亡国的祸殃。”（译文录自沈玉成、郭咏志《韩非子选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应该说，韩非认为“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说“未闻中国之声”就是“圣人”之“道”，而有了“女乐”就可以“乱其政”，那就近乎荒谬了。女人为什么这么可怕呢？说穿了这是男权社会的男权主义或男子主义在作怪，是对女人的一种性别歧视，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然，也是一种性恐惧的表现。性歧视加上性恐惧，所以韩非会发出上述怪论。在男权社会，女人只不过是男子的性奴隶、性工具而已。男子们（主要是当权的男子们）却怕用之过度而乱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对女人，他们是又爱又怕：既需要她们来满足性欲，又害怕她们利用男子们的短处行报复，闹独立，争平等；于是便有了妹喜灭夏、妲已亡殷、褒拟覆周、西施祸吴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整个儿地是男子们编出来的，是有性歧视兼性恐惧的当权男子们编造出来的。这冤情，正如蜀主孟昶的贵妃、花蕊夫人徐氏的述国亡诗所倾吐的：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可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统治者们毫不理睬女子们的悲愤不平之声，不断地替女人制订出一条条清规戒律，要求她们既全身心地服务于男子，又要循规蹈矩，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同时又不断地替男子编织出一个个诸如女人乱政误国的故事，使治下的男人们闻色而惊，个个矜持，从而全身心地为自己的政权建设服务。（而最高统治者自己，却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三千妃嫔，甚而可以微服出访，寻花问柳）。所以，杜甫、白居易（尽管他们还是具有“诗史”之誉的现实主义诗人哩）们会在杨（玉环）、李（隆基）公案中去偏袒男权社会的代表李隆基，贬抑男权社会压迫对象的代表扬玉环。所以，鲁迅先生也会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已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鲁迅全集》第五集）所以，花蕊夫人徐氏和李清照们会代表着冤仇深厚的妇女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去作“鸡鸣不已”
艾治平先生在《诗词抉微》里写道，对安史之乱和唐王朝式微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唐明皇而不是杨贵妃。她得到皇帝的宠爱，但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纯洁坚贞的爱情。“伴君如伴虎”。她不是因“妒悍忏旨，乘单车”被送回其兄杨铦的家么！还因偷吹宁王的紫玉笛，再次“忏旨”，又被“放出”么？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唐明皇处理马鬼坡前“六军徘徊，持戟不进”的兵变危机的最后手段是吊死了杨玉环。颂唐玄宗“圣明”的人说他此举是为了国家安危。但其实唐玄宗首先顾及的是个人安危。《玄宗本纪》说诛杨国忠等以后，“兵犹未解。上令高国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杀了哥哥，怕妹妹报复，所以“人情恐惧”，有所要挟，于是，就舍弃爱人来保自己。这里，唐明皇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卑劣委琐状被暴露得淋漓尽致。这实在没有“骑士风度”，实在不配冠以“多情种子”！现代人常爱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唐明皇是倒过来了，成了“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所以，杨玉环实在犯不着再去和他卿卿我我“天长地久”地作“比翼鸟”、“连理枝”的；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应是对唐明皇薄情寡意之恨才对——即使杨玉环在阴间亦当记住这笔账。
对于杨贵妃“死”后问题，是历来学者们一个颇感兴趣的问题。据冯汉镛先生《杨贵妃马嵬还魂之谜》（载《文史杂志》1995年第5期）介绍，宋委心于《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引《唐阙史》说杨贵妃曾经复苏过。其言曰：
“遂赐贵妃死子古佛庙，以帛缢之，陈尸寺门。既解而气复来，遂再缢之，乃绝。”
《唐阙史》这段文字，不见于今传本，明系后人所删，虽被删的原因不详，但从“解帛而气复来”即显示出杨贵妃的体质异常，故再缢之后，是否会再复苏，也是难说的。不过，历史上死而复苏之事，乃屡见于记载。以清人为例。佚名《名人轶事》谓：“封壮勇公的罗思举，就曾遭‘枚毙复苏’。”又蒋芷济《都门识小录》说：“赵舒翘被赐自尽，服鸩、服鸦片、吞金、受帛绞以及黄蜡封七窍，石灰加酒喷厚纸完备呼吸，均不断气。”具体事实说明死后复苏，并非不可能；何况医书中还有治五绝的缢死方，复活之事就更不足为奇。
正是由于这些缘故，近代学者吴宓、孙次舟两先生，先后提出杨贵妃未死于马嵬，而是东渡日本。以后又有报导说日本有杨妃墓。但冯汉镛认为这些说法都缺少根据，仅是推理而已。尤其东渡日本一说，更不能成立。以释鉴真为例，他在教徒——包括岭南采访使刘巨麟的帮助下，五次东渡，均未成功，最后还是靠乘日本使船才抵达的。而返国使船中，尚有一艘被风漂到南海，足见当时海上交通之难。因此杨贵妃要想偷渡，谈何容易？故日本的杨妃墓，应当是假的。
然而，冯汉镛先生还是提出，杨贵妃马嵬受缢之后确实未死，而是悄然复苏过来；但藏身地不是日本，而是从陕西兴平马嵬南下翻越秦岭和米仓山人川进入今营山县的大蓬山以潜伏之。冯汉镛的这条思路是从《长恨歌》得到启发的。那里面提到蜀道士在蓬莱仙山上找到了杨妃。因而觉得蓬莱是一个查考杨妃藏身的线索。
按《方舆胜览》卷六十八称四川蓬州有大蓬山，其景物是“状如海中蓬莱。”冯汉镛感悟到，莫非《长恨歌》中的蓬莱，就是指的这一蓬莱？结合《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引《唐阙史》佚文：“天帝命妃子受益州牧蚕皇后”的“益州”，更表明了她藏匿于四川的可能性很大，接着冯汉镛又顺藤摸瓜，在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八发现大蓬山有安禄山石刻，这便进一步加强了他关于杨妃藏身四川的看法。对于这个石刻，冯汉镛认为是安禄山的情妇杨贵妃所为。因为，马嵬事变后，杨妃复苏潜匿，自然不敢暴露，但又迷恋禄山，才玩弄这一手法，来替禄山祈福。而这，便成了杨妃藏身大蓬最重要的一证。
冯汉镛还说，既然蜀道士已经找着了杨贵妃，为什么她却不愿还宫，只让道士拿着贵妃的金钗钿合等旧物去复命呢？这是因为三点缘故所致：其一，是因为杨贵妃与肃宗结怨甚深，而肃宗正在当权，所以不敢返回。其二，是形势所逼。当玄宗回京后，就想以礼迁葬贵妃，结果却招来李揆“恐将士疑惧”为由，加以阻止。如果已死之人，现又突然生还，岂不更令将士伤心？弄不好，会逼得杨妃再死一次，所以不回宫才是上策，其三，玄宗派方士录找杨妃时，至少为73岁，而杨妃尚在中年，以一个中年美妇，回宫伴衷翁，既受孤栖，又受管束，反不如在外逍遥，野鹤闲云，终老于秀丽的大蓬山。
对此，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杨贵妃与肃宗结怨甚深，还不如说玄宗已伤透了她的心。马嵬惊变，一下子将玄宗过去的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海盟山誓扫荡殆尽，使杨贵妃明白玄宗仍是一个怯懦、自私的伪君子，不可终身厮守依靠，白头偕老；再加上后面两个次要原因，这才使得杨贵妃坚决不回京。
话又说回来，李清照当年和张文潜诗，并不知晓还有贵妃还魂一说。她是愤于张文潜对杨贵妃的侮辱，愤于对伪君子唐明皇的回护而仗义执言的，诚如乔象种先生所识，在这两首咏史诗中，李清照笔锋横扫，不但批判了玄宗的荒淫奢侈，肃宗的庸弱无能，张后的擅权，李辅国的奸丑，元结的虚饰以及高力士被流巫州台的愚黯，只会写诗吟唱“长安春荠作斤卖”，不敢再提朝廷大事……其笔下不留丝毫余地，因此才招来沈曾植的批评，说她“才锋太露”（《菌阁琐谈》），恐是中肯的话。
乔象钟指出，安史之乱后，玄宗与六军西行，行次马嵬，发生兵变，杨氏家族被诛，玄宗始保平安。对杨贵妃来说，这个惩罚是不公平的，难道应该让她来承担国家治乱的责任？唐人对此已有不同看法，当唐僖宗再次逃亡西蜀时，罗隐就写诗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山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帝幸蜀》）罗隐的诗不是故作翻案文章；李清照的诗也是根据史实说话，不过是针锋相对而已：张文潜说杨玉环是妖女（其诗有“玉环妖血无人扫”句）；而李清照却说玉环姊妹“天上来”，是能歌善舞的“天才”。所以，平心而论，李清照这两首诗的议论看似激烈、苛刻，实际上却道出了安史之变的根本原因，史识高于张耒之上，当然，李清照在对唐玄宗的总体评价上，毕竟还是实事求是的，并未感情用事。我们看她忽而写玄宗昏聩自满之可憎，忽而又惋惜他英雄末路受制于奸人之可哀……从而为这位风流帝王作了一个诗的史论，全诗痛快淋漓，毫无衷飒之气。
齐象钟认为，易安居士有此卓识，当来自长期对史籍的苦心钻研；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亲自经历了比安史之乱更险恶的靖康之难，备尝南渡流离之苦。徽、钦二帝宫中并没有杨贵妃这样的人物，也仍被俘往金国。生当靖康之后，应该怎样来总结历史经验？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深思。这两首诗的立意与《乌江》相同，都在激励南渡人物奋发图强，尤其是皇帝、宰相等肩负国家重任者，不能委弃自己的责任。其用心可谓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