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上的中国声音 巫亚桥
巫亚桥
2013年6月17日至22日，我作为中国代表团五名成员之一，参加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此次活动共分为两部分：6月18日—19日，106名青年代表参与了对二十国集团联合公报初稿的讨论、修改、投票、定稿与展示等。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听取代表团团长的公报陈述后，对公报内容予以高度赞扬，并表示将于当年9月将公报呈交至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供参阅。20日—22日，二十国集团青年代表应邀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者、媒体人共聚一堂，就全球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期间，我参与了联合公报“能源效率”与“国际资本流动改革”两大部分的撰写、讨论与投票工作，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上述两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参会国众多，在讨论过程中难免出现利益冲突与观点分歧，进而引发辩论甚至争执。在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中，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我至今记忆犹新。
首先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一问题在会议一开始就被提出，并引起了各参会国代表的关注。大家一致认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当行动起来，在全球碳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积极表率，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细节方面，不同国家提出了不同主张。英美等发达国家代表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碳减排承诺中去；而发展中国家代表普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批评美国始终未加入《京都议定书》，没有尽到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碳排放国应尽的义务。南非代表则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以替代名存实亡的《京都议定书》，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就这一问题，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一，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碳排放大国对《京都议定书》不负责任的态度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其二，中国在低碳减排方面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预计到2020年可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最后，我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通力合作，发达国家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资金与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更加负责任地发展经济。就联合公报中的措辞问题，我提出将原来的“各国应不放弃《京都议定书》”改为“各国应加强《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力”，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所有成员国代表的一致同意，并最终在联合公报中得以体现。
其次是征收碳排放税问题。这一问题属于气候变化框架内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之一，各国代表基本同意征收碳排放税的主张，但在税率的标准制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欧盟国家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应当以各国的经济总量作为税率制定的基准，即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应当负担的碳排放税税率越高。这一主张显然有利于欧盟各成员国而不利于广大新兴经济体。因此我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应当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而非经济总量，因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科技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高且科技发达的国家理应适当多缴纳碳排放税，这是国际转移支付的一种手段，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低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本身已较为低下，如果再被征收较高的碳排放税，则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状况，在低碳减排的道路上越走越艰难。对此欧盟国家代表表示反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借口，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低碳发展。大家就这一问题争执不下，其他金砖国家代表纷纷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支持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而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则希望以经济总量作为衡量标准。最后，美国代表提出，将具体的数值概念模糊化，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指标”作为碳排放税税率的征收基础。在各方的艰难协调下，各国最终同意采取美国代表的模糊化处理方法，结束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辩论。作为中国代表，尽管我试图调整条款的措辞以符合中国利益，并努力争取获得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无奈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呼声十分强烈。最后能够以模糊化的方式处理，是我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与所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最后是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各国一致同意应当实现长期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资本市场。但是随后，发达国家代表开始批评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政策，认为中国的这一做法不利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稳定。作为回应，我列举了两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完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最终酿成大祸；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适度的资本管制使得中国经济免受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这些都表明了完全资本开放的弊端以及适度资本管制的必要性。之后，我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健全，则不适合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否则将会过度地暴露于国际投机资本与金融风险下，对国内经济构成极大威胁。最后，我建议在实现长期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上，允许结合各国国情实行暂时、适度的资本账户管制。这一主张得到了各国参会代表的肯定，最终获得大部分国家的投票支持。但遗憾的是，在最后一轮的团长投票中，这一条款并未获得最终通过，理由是“过于概念化，并无具体措施的提出”。在遗憾之余，也能看出本次联合公报对条款质量的要求之高。
以上是我就会议讨论内容本身的总结与思考，就整个活动而言，我还有以下两点建议。(https://www.daowen.com)
一是加强对复合型、复语型人才的培养。我认为，优秀的语言能力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石，如果能够掌握多门外语，便打开了多扇沟通之门。在第三天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我用法语向法国外贸部部长妮科尔·布里克女士就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提问，吸引了全场注意力；会后法国政府与媒体人士主动与我交换名片，他们对在国际舞台上能够使用多种语言自如表达观点的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希望中国青年能够更加积极、坦诚、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中国“走出去”战略在新时期下应当被赋予更高的要求，中国年轻人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努力学习并掌握多种主要国际语言，深化专业知识储备，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人才。在这一点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项目（现国际组织学院）在国内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开创了先河。
二是更多地组织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并积极邀请全球青年领袖来华。此次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中，106名青年共聚圣彼得堡，通过充实的会议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建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从现实角度考虑，各国青年代表均是经过多轮选拔，由各国政府派出参会，其中很多代表将有可能成为本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或行业精英。为未来的国际领袖搭建一个相互结识的平台，不但会给参会者自身带来极大的益处，更将对会议的主办方产生长期的价值。正如印度代表在临别时对我说的：如果将来我们都能够登上政治舞台，中印两国的合作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因为我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闭幕式上，代表们异口同声地向主办方俄罗斯表达了感激之情。如果有一天，其中的某些代表们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他们在年轻时对俄罗斯的美好回忆一定会给俄罗斯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但给自己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还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年轻人的风采，在国际谈判中为祖国争取了最大的利益。2015年毕业后，我加入了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投身祖国建设事业。2017年，我被派往国家开发银行莫斯科代表处工作，在俄罗斯大地上播撒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火种，同时也为我国对外经济交往、金融合作和能源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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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亚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国际经济与金融方向2015届毕业生，同年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任莫斯科代表处国际业务经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中国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