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走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路 梁方舟
梁方舟
2018年冬天，我第一次参加了现工作团队的团建活动。
彼时，我是新入职不到三个月的实习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全职带薪实习，是我失去学生身份后的第三份长期带薪实习工作。自我完成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的硕士学业，开始国际组织全职实习生涯，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而这份实习的合同时长，是六个月。
团建中有一项议程，是让每个人讲三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以增进同事之间的了解。不过，在其中一个故事中要撒个小谎，然后请大家来猜哪一个故事不是完全真实的。轮到我时，讲完两段出国之后经历文化冲击的真实经历后，我突然想起了自己10岁那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我养过的一只兔子。
那时候，“入世”是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10岁的我自然不可能懂得这背后谈判与角力的艰辛，却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下深感激动和自豪。那个冬天，恰好我磨得母亲的同意给我买了只宠物兔子，于是我就以世贸组织的英文简称给兔子取名为“WTO”，以纪念这一难忘的时刻。小兔子在我家生活了数月，没想到次年开春的时候，也许是吃了没有擦干的菜叶，它竟开始腹泻。我当时非常害怕兔子会在我眼前死去，居然想出一个馊主意，连哄带骗地想把它送给我的同班好友——结果未能得到她家长的同意。没办法，我们只好将兔子暂时藏在教室里放清洁工具的地方，不想被代课的数学老师发现了，他倒是爽快地接受了这只宠物，我也没有告诉他“WTO”已经生病的事实。再后来，代课老师被调走了。记忆里，我最终也没能知道我的“WTO”是否康复了。
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隐去了后面的曲折，只说“WTO”开始腹泻，之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没有一位同事猜到我在这个故事里掺了假，待我揭晓真相大家纷纷表示不信，说：我们都觉得这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你从10岁那年起，就命中注定要来到“WTO”工作啊！
“工作？”我在心里苦笑了一下，只觉得不能相信——毕竟，我已经前前后后在五家国际组织实习过，并在其中三家努力争取留任的机会，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我几乎做尽了所有能做的国际组织带薪实习工作（大部分国际组织带薪实习对申请者的毕业年份有要求），种种失败的经历让我默认不能抱任何留任的期望，也做好了回国转行的思想准备。
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是，2020年2月，我仍然在这个团队里。
当我收到母校《走进国际组织——心路与历程》的约稿时，从前的这一幕浮上心头。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来世贸组织工作，也因为签订的不过是短期员工合同，我时时刻刻准备着离开。不过，正如当年10岁的我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会来到我用来命名宠物兔子的“WTO”工作一样，七年前加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从此怀抱国际组织梦想的我也从未预想过，这趟走进国际组织的旅程会是这样的：曾经有过的预设一次次被现实全盘推翻，一路走来不可谓不艰难，却也不可谓不精彩。而兜兜转转，梦想终究是指引我来到了最初想要到达的地方。
1．初识国际组织：这个行业打动我的两个原因
我供职的第一家国际组织是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现为驻华代表处）。那还是2014年，我在北外国际组织项目班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学期，我从本科母校北京大学的论坛上看到了国际移民组织招聘实习生的公告，遂写了简单而真诚的动机信，附上简历一并投出，很快便收到了面试和录取通知。回想起来，这一份连工作邮箱都没有的实习工作，却给我带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但使我萌生了对“移民与发展”这一议题的情结，令我后来在巴黎政治学院留学时选择了这一议题作为辅修课程，还让我真正确认了想去国际组织工作的理想。
是什么打动了我？有两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瞬间。其一，实习开始后不久我便参与了一场支持新《出入境管理法》执行的政策研讨会的组织工作。参会者有来自中国20余家省级行政单位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一线从业者，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对口政府部门官员和学者，更有其他国际组织的专家。经过前期紧张的筹备工作，会议召开当天，我全程聆听了与会者热烈而务实的讨论——从国内外边境检查的一手经验到学界和国际组织专家的理论分析，我心中的成就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为公共管理的各方提供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以改善各地的治理实践，这是一份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啊！而会后回收的参会者反馈问卷也体现了我国一线工作者对会议的认可，许多人提到，希望能有更长的茶歇时间，以便与外国专家有更多的交流。其二是与同事共同度过的午餐时间。联络处办公区不大，没有食堂，午餐时间不出去的同事便会聚在会议室里一起吃饭。有一次，我和我的上司（一位中国籍资深项目助理）以及团队里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籍顾问搭伙吃饭，她们看着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谈起了各自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有趣经历和下一个假期的安排，听得我入了迷。此前我曾在一家外企做过实习生，茶水间里，同事们的话题不外乎办公室八卦、家长里短的小事和新近在网上购买的物品。我想，这样平等、舒适、志同道合的跨文化交流，在国际组织之外的地方大概不太容易发生吧？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国际组织的确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工作场所。
六年来，这种使命感和归属感一直在我心中，而且就是这样的初心支撑着我走过了在一家家组织间流转的旅程。不过，后来的经历多的是我预料之外的，也因此格外富有挑战性。
2．第一批被推翻的假设：“中国人不可能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实习都是申请得来的”
我的第二份实习工作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的教育司。离开国际移民组织之后，我结束了北外国际组织项目班第一学年的学业，抱着“不能放弃法语”的想法选择了巴黎政治学院作为硕士第二、三学年的留学单位。这个留学项目的第三学期一般为全职实习，于是我从第二学期开始便以“地点在欧洲的国际组织”为范围进行了职位的寻找和海投，终于在2015年8月拿到了经合组织的录取通知，9月入职。
我的经合组织之路开始得十分顺畅：项目中的一名顾问是我在巴黎政治学院同一专业的前辈，他在上一任实习生即将离职之际将招聘通知发给了我所在专业的教学秘书；教学秘书将通知转发给了专业内的所有同学，之后我便按照通知上的要求投递了简历、动机信和英文写作样本，通过简历筛选和面试，最终被录取，用时不过2—3周。然而，在我真正进入教育司之后，询问了周边近20位实习生伙伴：“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份实习工作的？”得到的答案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许多人都是通过学习和工作关系，认识教育司内部的工作人员，表达寻找实习机会的意向，拜托对方扩散简历的。更有甚者，是直接在经合组织的官网或者领英网站上看到相关项目负责人的邮箱，或者仅仅是姓名，便直接投递简历和动机信过去。真正通过官网上的简历库，或是像我这样看到招聘通知经过一般程序得到录取者，少之又少。
得知我获得了经合组织的实习机会，我身边的许多中国同学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中国并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很多中国学生在申请实习时便自然而然地排除了经合组织。而当他们得知经合组织其他实习生获取实习信息的渠道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这正是这份实习给我上的第一课：在寻找机会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设限，而应明确目标，做最广泛、最大程度的尝试和努力。在后来的实习过程中，我也曾接触过教育司职级较高的主管，询问对方如何看待毛遂自荐者，对方告诉我：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非常忙碌，到需要实习生的时候往往措手不及，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对外招聘。而这时，他们手上往往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自荐简历，不需要再耗费时间从外部寻找资源了。机会，有些时候真的是留给“厚脸皮”的人的。
3．破灭的幻想一：实习之后可以留下来的
我常常在讲述国际组织实习经历时毫不掩饰地说：我在经合组织的四个多月是非常失败的。那时候，第一次拿到“.org”后缀的员工邮箱，在毗邻塞纳河、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里上班，身边围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我，实习的前半段都用来“得意忘形”了。经合组织的工作节奏不快，每天的午餐时间，教育司的十几个实习生总会聚在一张桌子前侃大山。下午三点的茶歇，我也总是一次不落地参加，聊到意犹未尽才回到工位上。
过于舒适的环境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记了自己，包括身边大多数伙伴来到这里实习的目的：寻求机会成为正式员工。身边陆陆续续地有人拿到了续约合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于是我在内心想当然地认为：好事会落在我头上。然而到了实习的第三个月，我的主管潇洒地离开巴黎休圣诞假去了，随着合同结束期一天天临近，我终于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一天，我随口和一位同事谈起了对未来的安排，说我在期待着被主管约谈留任，却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你的主管本就不是经合组织的员工，他原本是借调过来，之后多年一直设法接手或者延期新的项目，自顾不暇，根本不会帮你的！
我至今还记得听到这个论断时，在那位同事的办公室里对着夜幕初降的塞纳河与巴黎的万家灯火满心绝望、失声痛哭的场景。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真的豁了出去，寻找一切可以留任的机会：约谈过教育司的司长，敲过其他团队主管的门，和各种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约咖啡和午饭，拜托相熟的同事在其团队里传递我的简历，甚至还真的参加了某个团队的笔试。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实际上，教育司乃至整个经合组织的核心业务内容和我本身的专业特长并不是十分契合，再加上我的非成员国公民身份，即便我有着勤恳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但其他人未必没有，相比之下，他们凭什么要把我留下呢？
虽然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但幸运的是我没有只盯着经合组织内部的机会。2016年1月中旬，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派实习的遴选通知，这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我抓住自己最后两周的在职时间，向我的主管请了一封推荐信。后来的事情则水到渠成：经过笔试、面试和忐忑的等待，我收到了来自德国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的一封邮件，欢迎我作为实习生加入该所的公共关系部。
其实，无论从工作地点还是内容来说，这份实习都是一个意外：我填报的所有志愿地点都在巴黎；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公示的招聘岗位也不曾设在公共关系部，而是在其三大项目之一的“成人学习与教育”团队。后来我才知道，大约是因为我的德语能力，我的简历被递到了汉堡，而“成人学习与教育”团队的项目主管看了我的简历之后，认为我没有教育学背景，因此不愿意接收我。我的简历这才来到了我后来的主管——新设立的公共关系部时任部长费思女士手中，她最终拍板决定，把我招入麾下。
回首往事，如今已经在多家国际组织的沟通、外联部门工作了三年半的我，不由感叹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在汉堡的时光虽然因为阴雨连绵的天气和德国与法国相去甚远的文化差异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获得的锻炼与成长是无价的。一年的实习期内，我被委任负责研究所内三大项目之一“扫盲与基础技能”的所有公关工作，包括撰写新闻稿、活动预告、相关出版物简介，网站和社交媒体管理。此外，我还承担所级公共关系职责，包括年报的制作与推广，内部资讯的撰写、排版及发放等。很幸运，我终于遇到了擅长的工作内容——仅仅在加入团队后的一个月，研究所时任文字编辑便向我本人和上司费思女士对我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她写出来的英文比所内许多工作多年的老员工还要明晰、易读”。尽管如此，在经合组织的经历令我感到绝不能把留任当作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早早地就开始找退路，甚至拿到了一份全额奖学金的博士录取通知。
入职后的第八个月，费思女士正式向我表露想要留用我的意向，并且愿意为我争取一年一签的工作合同，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关系部为我开设一个新职位。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这片职场就像风云莫测的国际局势一样天翻地覆了：入职第十个月，前任所长退休，新所长人选迟迟未定，所内的行政人员出于种种考虑，不予通过费思女士提出的设立新职位的请求。一个月后，研究所最大股东撤资的消息传来，所里一下子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年预算，新的工作合同便更不可能发放了。这样一来，我原本有望的一年期的工作合同，最终缩水成一份四个月零八天的顾问合同。
这其中还有一个微妙的小插曲。作为非欧盟国家公民，我自然需要用我的工作合同进行德国居留申请，就在我得到可以签署顾问合同的答复之后，我的上司向行政人员咨询我工位的保留以及德国居留申请事宜，得到的回复却是：她可以保留工位，只要她本人拥有德国的居留许可。言下之意，就是不会帮助我申请德国居留许可（而远程工作并不符合我当时团队的需求）。最后，还是善良而足智多谋的费思女士拜托所内一位同事与波恩联合国总部国际雇员居留事宜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在我顾问合同生效的一周前，为我办下了德国居留卡。巧合的是，在居留卡办好的同一天，我收到了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年带薪实习的录用通知。短短五个小时之内，我一个月后的去向就从“读博士”变成“坚持一个月的顾问工作，做好交接，然后奔赴日内瓦”。
那时的我以为这样激烈的去向变化已经是巅峰了，我想，在国际组织实习也许不能保证留任，但我总可以给自己找到下一个机会，而且薪水更高、工作周期更长。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我的天真。回过头看，离开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相处融洽的团队是一个痛苦但正确的决定：由于预算削减，一年之后公共关系部几乎全员被裁，包括我的上司。也许，走进国际组织之路注定要经受这所有的波折，一课也不能落下，因为每一次波折都是一场选拔，只有在职业素养和心理承受能力上都达标的人，才有资格留下。
4．破灭的幻想二：有两年工作经验，就可以申请业务类二级岗位(https://www.daowen.com)
2017年9月底，我带着全部家当和满心希望来到了“国际组织之都”—日内瓦。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种带着“准专业人员”头衔的带薪实习工作是我两年来的夙愿，早在巴黎政治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就投递过五个这样的岗位，甚至被面试过一次。在汉堡的一年实习期内，我又投递了五个岗位，最终被沟通与信息管理部录取。而这里的实习条件也着实诱人：每月3000瑞士法郎的“高薪”且可以拿到“十三薪”，以及与正式员工相差无几的工作职责。这样优厚的条件让我天真地以为自己熬出了头，我想，一年以后，要么我能够留任，要么我已经积满了两年工作经验，申请其他国际组织的业务类二级初级岗位不成问题。
很快，冰冷的现实又给我上了一课。我意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专业人员”绝不可能在同一岗位上延期——这类岗位通常代表了团队的刚性需求，但苦于没有招聘指标，只能长期以实习岗进行预算安排，且每年换人，人力资源部门甚至不鼓励同一岗位的两任“准专业人员”在岗时间有所重合。我入职没几天，便目睹了办公室一位已经工作一年并签署了六个月短期员工合同的“准专业人员”，得知自己“合同不会延期”的情景。看着她艰难地在组织内部寻找机会，却一次又一次碰壁，最终打包走人，我恍然意识到：挑战还远未结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虽然有了这样的觉悟，但在现实面前我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像在汉堡时一样，我开始在组织内外寻找工作机会，甚至再次申请读博以保底。可正如一句英文谚语所说的：每当历史重演，代价总会提高。2018年的春天到来了，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而是被放入了“待定席”，申请奖学金绝无可能。同时，我申请业务类二级岗位的天真设想也遭到了现实的嘲讽。六个月里，我一边承担着全职工作任务，一边申请了35个岗位。我的桌子上摆着一张2018年的年历卡，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各类职位申请的截止日期，最高纪录是一周里申请了四个岗位，连周末外出都带着笔记本电脑赶写申请材料。我一共进入四次面试，其中有我的“老东家”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巴黎总部，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甚至有同事介绍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I组织”）未公开的小范围招聘。无一例外，全部以失败告终。
一次次被拒绝对我的心理素质是不小的挑战。如果说第一次面试被拒只是让我低落了一天便继续投入战斗的话，第二次收到拒信之后，那种铺天盖地的消沉则直接导致我搞砸了接下来一个正式岗位的面试。那是2018年6月，距离9月底我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同结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而我知道，三个月是绝对不可能走完一个正式岗位的招聘流程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还想继续留在国际组织工作，唯有继续投递实习岗位。而这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前两年的搜寻让我非常明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实习从薪资待遇到任期时长都是国际组织实习中的翘楚，今后寻找实习机会，上升空间非常小。而且我硕士毕业已两年，许多带薪实习已不能申请，继续实习等待机会，其实也不过“自降身价”（当时留学基金委尚不允许已经拿过国际组织实习资助者再次申请资助）。事实上，当我离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时告诉同事们，我拿到了世贸组织的实习机会，要继续做六个月的实习生时，几乎每个人都不理解。
可我还是想试一试。
后来的故事告诉我，我永远都要感谢自己那时的坚持。
5．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8年9月28日，我结束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年的实习工作。三天之后，我就要开始世贸组织的实习了，可却一点都打不起精神来。入职前的那个周日晚上，我和当时正在德国待业的费思女士通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的近况和未来安排，也说了我对下周一的实习提不起劲儿来，不知怎么办才好。费思女士说：“那就假装你很积极。记住，明天到了单位，你就是世贸组织最积极、最有干劲儿的实习生。只要假装动力满满，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的干劲儿十足。”
挂了电话我还是无精打采的，但费思说的话我却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告诉自己：费思是我非常尊敬和喜爱的前辈，哪怕再没有动力，我也应该听她的话。
在世贸组织上班的第二天，我便赶上了2018年公共论坛，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年连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都出席了（我甚至在某会议室里和他本人有了直接的眼神接触，并互相点头致意）。而我所在的团队负责论坛的宣传和外联工作，也忙得团团转。我还没来得及熟悉工作，隔天下午就在同一时间有两场会议，需要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现场报道，团队里人手不够。“我去吧！”我想起费思说的话，接过相机，拿起笔记本电脑就走进了会议室。
通过社交媒体做会议或活动的现场报道是我在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做顾问的时候经手过的，虽然久未涉足，但我仍记得其中的要领和当年费思对我的指导。在会议室里，我找到一个较好的拍照地点坐定，拍照——把照片导入笔记本电脑——聆听并记录与会者发言中的重要信息——编辑成社交媒体文稿——选好照片——在照片中标记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发送，一气呵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会议室里除了我的主管，还有我所在项目的最大捐助国代表，他们目睹了我工作的整个流程。会后，这位代表对我的主管说：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样有才能的实习生的？而我的主管也赞叹着告诉他，这仅仅是我入职的第二天。想来，大约就是这样的第一印象铺就了我之后留任的道路。
然而，当时的我因为过往的经历，已经不愿意去考虑留任的可能性了。这个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I组织”的邮件。原来，几个月前面试过我的“I组织”G团队虽然没有录用我，但对我在面试中的表现印象深刻，因此把我推荐给了组织内正在招聘顾问的E团队。又一次，我满怀希望地参加了笔试、面试，面试官甚至告诉我：你就是最好的候选人！但一周之后，我收到的却是一封拒信。
好在之前也算是身经百战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下半年，每一封拒信都能将我击垮，我的本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因此在心里暗暗发誓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一次，我终于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没有让我的实习工作受到影响。
时间来到了2019年，我的主管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提及想将我留在团队里的想法，我只当耳旁风，然后继续着各种申请。3月初，我再次收到了“I组织”E团队的邮件：团队里又有一个空缺。经过前两次的纠缠，我的内心没有任何期待，但想起费思女士的话，凭着本能，我还是认真地参加了笔试和面试。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E团队主管给我发消息说：“你的工作申请先停停火，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的工作合同吧！”又过了一周，我收到了世贸组织人力资源部的电话，告知我员工合同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前去签字了。同一天，E团队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最后，我甚至对比了两边的薪酬和福利，选择留在世贸组织，也就是我现在的团队里。
走进国际组织需要多长时间？
对于我来说，从北外的国际组织项目班启航，从中国北京的国际移民组织一路走到瑞士日内瓦的世贸组织，耗时五年有余，经历了五家国际组织、四个国家，而结果也仅仅是“走近”——毕竟我拿着的只是短期员工合同。单看我和“I组织”的“爱恨情仇”，前后面试过三个不同的岗位，总耗时九个月之久。我身边同龄的中外同行中，并非没有经过一次实习就被留任的“天选之子”，但更多的是和我一样辗转各组织而永不言弃的小伙伴。我还在世贸组织做实习生时，有一回在办公室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两年，再也无法继续申请带薪实习工作了。我的印度同事，也是一位这样熬过来的实习生，对我说：你还可以去申请线上硕士学位，这样你就有学生身份可以继续申请带薪实习了。她的话震撼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历经磨难、山穷水尽，却没想到身边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比我努力得多。一定，在曾经某个绝望的时刻，她也是认真考虑过这个方法的吧。
今天的我，作为短期员工承担着比实习生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我的团队在世贸组织里是出了名的忙碌。当工作排山倒海压来时，我总会忘记自己身处风光如画的日内瓦湖畔，和一群有趣的同事们一起做着我认为世界上最有意义的职业。同一团队十几位同事的国籍遍布欧亚非拉和北美，我加入时甚至没有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国家。因为工作不稳定，我时不时还是要过回日历上标满工作申请截止日期的生活，有时候也难免心生抱怨。
但是，就像我曾和朋友玩笑时所说的，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是有任期的呢！走进国际组织，是一趟不断打破预设、一边前行一边造路的旅程。前路漫漫，最重要的，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终身学习。因为无论在怎样的职场，初心都是能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坚持到底的唯一动力，而终身学习的能力则让我们不断成长、进步，走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大的世界。
希望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你，都能有一片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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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国际经济与金融方向2016届毕业生，同年取得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现就职于世界贸易组织“强化综合框架”秘书处，任伙伴关系与外联官员。“强化综合框架”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贸易援助倡议，对口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建设和减贫，该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