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印在心底的“联合国蓝” 孔璐
孔 璐
1．缘起
有时候觉得缘分确实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小时候大人们问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去联合国！”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笑话，如今却成了现实。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也许是从小受到的熏陶，也许是在触碰到些许与联合国有关的事物之后开始暗自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坐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北京办事处实习。两个月之前，我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丹麦总部初级专业官员中心的办公室实习。继续追溯，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和爱丁堡大学忙到一抬头时光就不见的日子。而选择北外国际组织项目班又缘起于本科期间曾参加的各种国内外“模拟联合国”活动。
以上这200多字倒叙了我几年的路程，没有走弯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曾听过朋友的经历：学习或者工作到一半发现并不喜欢也不适合所在行业，但是全身而退的沉没成本太大又不敢轻易改变。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或许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么说还为时过早，但至少现在，我还很固执且满心欢喜地追求着我的联合国梦。
2．机遇
2018年，我通过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实习项目申请获得实习机会，岗位地点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之一——哥本哈根，具体实习单位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初级专业官员中心。该中心为人力资源局的分支机构，负责联合国系统内17个机构的初级专业官员项目，主要业务包括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业务开展，岗位宣传，候选人筛选、聘用和培训，绩效管理及薪酬管理等。除此之外，还负责与部分国家政府签署实习生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实习生项目合作协议，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国家留学基金委每年将选拔并资助至少10名中国实习生到开发计划署相关岗位实习。
我申请的岗位负责2019年即第二届合作实习项目的全程协调工作，主要包括该项目的前期信息发布与宣传、申请人的岗位意向收集、与用人单位的协调与沟通、协助用人单位进行最后筛选与定岗等。除此之外，还要协助初级专业官员中心的选拔工作及团队运行所需的其他工作。
相信很多人都对申请实习的过程感兴趣，我就先来讲一讲我的经历。我是通过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的渠道申请获取本次实习机会的，由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实习生通常没有报酬，所以能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深感幸运。当然，国内选拔竞争激烈，我在申请过程中也承受了不少压力。整个申请周期较长，历时五个月，我于2018年4月提交了申请材料，5月完成笔试，6月接受第一轮面试考核，到8月才收到第二轮面试通知，9月正式收到录用通知。这期间正是我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最后一学期，面临着考试与毕业论文的双重压力，但在老师与朋友的支持帮助下，我顺利地安排好各个申请阶段的事宜，每一考核阶段都为自己预留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以较好的状态投入考核，最终被录取。
要谈申请实习的经验，首先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良好的心态。既然选择了以国际组织为最终目的地的职业生涯，就要考虑到相关情况下的取舍，例如舍弃应届生身份和家人的陪伴，选择海外独立生活与文化交流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冲突等。其次要做好充分的应试准备，并在面试中展示出来。仔细研读岗位描述，对所申请的岗位及办公室背景有所了解，在与面试官的对话中充分展现个人经验和技能与岗位的匹配程度。但以最终面试结果来看，相较于联合国系统的正式员工，用人单位对实习生的要求和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毕竟实习生经验不足是常态，他们更看重的是工作动机、性格品质、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可塑性。
3．初入
2018年11月17日，我登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带着对工作单位的憧憬去报到。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我当时匆匆在网上预订了一间短租房，一个月的房租就花掉了一半的补助。到达之后我放下行李，准备出门透透气。结果出门右拐就到了游客如织的新港，难怪房租这么高，原来自己住在市中心的中心，转身又发现了已然热闹起来的圣诞集市，忍不住越逛越远，全然忘记了舟车劳顿的疲惫。
19日，我开启了联合国实习的第一天。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总部大楼被称为“UN City”，位于北港边。从空中鸟瞰，这座大楼呈“米”字状，过了安检进入大厅，一个形似八爪鱼的大旋梯将“米”字楼的各个分支联系在一起，员工们把这些分支叫作“finger(s)”。
联合国机构有着高标准的安保系统，外来人员除了安检之外，还需要有内部人员的邀请才能进入。一进门，我便看见之前通过邮件联系的同事伊万娜在大厅等我，她很热情地带我去办工作证，然后领着我一边参观一边介绍大楼的情况。听伊万娜说，这个大旋梯的设计理念是想让分散在各个分支的员工上下楼梯时能够汇聚和交流。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和联合国所强调的文化包容性相符。于是之后每次带朋友来参观，我都会特地介绍这个大旋梯。接着我又被带到即将实习的办公室，认识了在之后九个月里待我如家人的同事们。我注意到大家对我专程从中国飞过来实习很好奇，即使伊万娜介绍我时没有提，大家也会问，大概对他们来说，有人专程从中国飞到丹麦来实习是少之又少的事情。确实，我是团队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或者说中国同事）。后来我才发现，在这栋容纳了2000多人的大楼里，中国人居然只有二三十个，难怪大家对我、对中国那么好奇，总是能抛出一万个为什么。
第一个星期，在茶水间或是走廊碰到同事，每个人都会特别关心地问我生活住宿是否安排妥当了、感觉怎么样，这种关切让我一下子消除了距离感，与大家放开畅谈。丹麦社会极具扁平化特征，哥本哈根联合国总部的工作环境也是如此，从实习生到部门主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也相互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工作。即使是部门主管，大事小情也一律自己动手，除非实在忙不过来，否则不会随便把无关紧要的小事甩手交给实习生。
我的实习导师叫让·吕克，是一位非常可爱、毫无距离感且极具语言天赋的法国人，交付任务时语气总是非常客气，我完成任务后也总会跟我道一声谢谢，每次交谈都会鼓励我抒发己见。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话说到一半，突然插进一句：“你如果有问题或想发表意见可以随时打断我，我不是你的上司，我的位置在这里。”说着，他屈膝用手比画着他所说的“这里”有多低。听完这话，我感到莫大的舒心，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满满、能问问题绝不憋着的人。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同学们给我的“荣誉称号”就是“最能问问题的人”。所以这话让我放下了初来乍到的紧张与顾虑，很快就顺利开启了工作。
4．责任
前两周工作不多，只要求熟悉这里的工作方式和机构体系，随后，新一轮国家基金委和开发计划署联合实习项目开启，我也开始了我的核心工作。起初我将该实习项目简介挂在开发计划署内网上，但是并没有什么反响，可能刚好赶在了圣诞假期，也可能是大家并不太关注内网。后来我们决定给各个区域的人事联络人一一发送邮件推广项目，我也因此在开发计划署的工作网络中建立了最初的结点，从这里出发，我织起了越来越大的网。我们的信息散播非常有效，陆续从世界各地的办公室收到30多封用人请求。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对接以及各个地区办公室的互动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有对提交系统不熟悉或不按要求填写岗位需求的，有对后续流程充满疑问的，有提出特殊要求的……我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一一处理。导师教我开启了第一步工作之后就放手让我去做，按我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工作。偶尔碰到棘手的情况，我会去询问他的意见，他的工作经验使他能够看到我所不及的方面，考虑得更加周全。
在伙伴关系这个领域工作得越久，越能养成周全的思维方式，因为写一则通知或回复一封邮件都要考虑到其可能对合作关系产生的影响。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以邮件交流为基础，交流对象可能是人力资源专员，可能是其他领域的专业官员，也可能是某一个地区办公室的领导。每个办公室的行事方式都有所不同，有的热情而直接，有的认真却古板，还有的始终不予回复，时间一久，我了解了大家的交流风格，写起邮件来也更有把握。还记得刚开始，我写一封邮件要花好长时间，再反复检查好几遍，还要抄送给导师。到后来“秒回”邮件，自己一个人也能应对特殊情况，连导师都说不用再把邮件抄送给他了，他相信我能够独立完成得很好。
让·吕克先生是一位难得一遇的好老师，他永远那么细心、耐心，尊重我的想法，相信我的能力，给我足够的发挥空间，愿意让我承担更大的责任，知道什么时候该提醒我，什么时候该放手让我去做。他时常给我肯定和有效的反馈，大到处事方式，小到标点修改，与我坦诚交流，亦师亦友。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节点都会与他分享，他再忙也要抽两分钟向我请教中文和中国文化。每当我与其他实习生讲起让·吕克先生，他们都羡慕不已，因为并不是每个实习生都能遇到这么棒的导师，有的导师因为工作太忙连话都说不上，有的导师和实习生之间职级差异太悬殊而无法直接指导，有的只把边角小事交给实习生去做。导师的引领对于实习生来说影响深远，我记得在最后的送别会上，让·吕克先生和部门主管用“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来形容我们的师徒关系，感动于他们专门为我找了一句中国谚语的同时，我不由得惊叹他们能把这句谚语用得如此贴切。回想起来，由于同在伙伴关系领域，导师总会向我解释很多事情背后的顾虑，而我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想法，有时会与他形成互补。从刚开始每一件小事都为我把关，到之后非常信任地让我独立完成工作，导师和主管都很开心看到我的成长。(https://www.daowen.com)
后来，其他同事也渐渐与我熟悉了，有时会在得到导师允许的情况下交给我一些工作，主要是初级专业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联络和面试笔录。对比其他实习生，我的工作面是最广的。我们部门共有四个实习岗位：伙伴关系联络、宣传、分析汇报和招聘。在我实习的前两个月，部门里只有我和另一名分析汇报实习生，所以实际上我们二人共同承担了四名实习生的工作。她离任之后，我便负责起新实习生的培训，但我发现即使我把工作交接给其他实习生之后，同事们依旧习惯把任务派给我。其实当时内心是窃喜的，因为这代表了大家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有一段时间，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实习项目进入了新阶段，每天一到办公室就要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同时那一周还要完成三份面试报告。对这种工作强度毫无经验的我决定硬着头皮去做，加班也好，压力大也好，我不能示弱。终于有一天，一位同事发邮件问我能不能再承担一项任务，我觉得是时候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了，于是我回复说明自己的情况，解释没有办法再承担这项任务的原因。实习将近半年，这是我第一次对工作说“不”，暗自松了一口气却也有点抱歉，而同事却暖心地回复我说：“我理解，对你来说向别人说‘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在联合国，顶着压力加班是一种很不被认可的工作方式，因为这意味着工作与生活无法平衡，同时其工作效率也会受到质疑。在非特殊情况下，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是根据时间、精力和能力来调配的，如果工作量超出了这个范畴，就应该向导师反映；相反，如感觉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充实也可以找导师调整。对比国内一些同龄人“996”的工作节奏，我时常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习惯了联合国的工作节奏而无法适应新环境。
5．温暖
我的团队，是待我如亲人的团队，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与每个人相处的细节。还记得，实习不到一个月，临近元旦，菲律宾同事莱米怕我一个人跨年太孤单，特意邀请我参加她的“新年趴”，与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一起包饺子、做美食，饮酒畅谈、游戏、唱歌，最后一起新年倒计时、赏烟花，因为大家格外照顾，我不曾有一丝陌生感。那一晚我的虾仁炒饭得到了公认的好评，第二天整个办公室的人见了我都说想尝尝我的炒饭。
同样担心我独在他乡会感到孤单的还有英国同事罗莉，每天清晨她都会一一与每位同事打招呼，热情地问一句：“All well ?”（一切都好吗？）时间一久，闻声便知是罗莉来打招呼了。她对我是格外嘘寒问暖，每当看见我下班时间还留在办公室敲键盘就催我早点回家休息，每当听我描述自己过了一个多么充实的周末或假期时，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大概常年独居在丹麦的她对我能感同身受吧。我十分喜欢她的英式口音，与她的英式幽默搭配起来，极具个人魅力。
的确，刚到丹麦时觉得生活有些无趣，以致到了下班时间都不想离开办公室。北欧的冬季昼极短，每天上下班也算是“披星戴月”了，但实际上工作时间还是八小时。商场和门店到下午五六点就关闭了，可逛的只剩下超市，所以各大连锁超市变成了我挖掘和尝试新品的宝藏，当然也踩了不少雷。再到后来，我开始了毕业论文写作，工作之余就泡在图书馆，虽然写论文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情，但至少生活开始变得更加充实。与此同时，我与同事愈发熟络，还加入了合唱团。员工餐厅每周五会变成“员工吧”，写完论文之后，我偶尔会和小伙伴去喝一杯或者去做志愿者。平时，大楼里的讲座、研讨会或其他有趣的活动，我都不会缺席，我的初衷是利用所有资源去开阔眼界。我发现，“结交”才是参加这些活动最大的价值。说起来，我在这栋楼里所结交的朋友绝大多数是团队之外的，有些人可能一周只见得上一次，但当我有问题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忙，有活动和聚会总是记得邀请我。直到现在，我还是特别想念那些开心的时光，与朋友坐在海边开香槟吃比萨、畅聊到天黑，在聚会上被强拉到舞池“尬舞”，给朋友过生日，和同事一起逆风骑行得上气不接下气，带他们去尝试一家叫作“China Box”的炒面和炒粉……我们并不是什么知根知底的朋友，但是每个人都很简单真诚地享受当下在一起的快乐，把自己的境况分享出来，有好事他们会替你开心，有坏事也会给你安慰，然后为你买一杯啤酒，冷不丁蹦出个笑话，又把话题拉扯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依然保持着和一些人的联系，尤其是两位在那段日子里对我十分重要的人：一位是我寄宿家庭的女主人、朝夕相处的也门同事萨玛，一位是我的好闺蜜弗兰西斯卡。
萨玛是人力资源助理，七年前由于也门局势动乱，她申请了丹麦联合国总部的岗位，与丈夫一起来到丹麦。他们来自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萨玛出身于外交官家庭，丈夫姆阿玛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在来到丹麦之前，他们几乎没有为生活开销犯过愁。但到了丹麦之后，姆阿玛不得不眼看着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随着家乡的建筑一起在战火中湮灭，而后又做了三次心脏手术，加上不会说英语，无法工作，家庭的一切收入都依靠萨玛。在他们的文化里，男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女人的生计负责，所以刚来到丹麦时，姆阿玛因为要花妻子的钱而对外界的人和事变得很敏感。为了不让丈夫多虑，萨玛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一面养家，一面照顾家庭和丈夫的健康与情绪。然而，这种窘促在我踏进萨玛家时根本看不出来。家里那么整洁，那么明朗，精美的地毯和绣着纹样的挂饰、干净到没有烟火气息的厨房、装满她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小纪念品的玻璃柜、香薰、烛台……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殊不知维持这个家正是萨玛的一大压力。萨玛有一些“强迫症”，尤其是对待厨房，一切都要按照她的规则来摆放和使用。刚到她家的时候，她常常当面告诉我什么物品应该放在哪里，或者指出我有哪些东西使用不当。说实话，有时候我觉得她像妈妈一样唠叨，很不自在。但是唠叨之外，她也像妈妈一样照顾着我的饮食起居。恰好我是个印度菜爱好者，也门家常菜和印度菜风味相似，又与中国的新疆菜异曲同工，我住进来真的没少吃：咖喱、羊肉手抓饭、黄油鸡肉、蘸酱（一种也门特色菜）、烤肉卷饼……他们从不吝啬地与我分享，看我吃得越多就越开心。周末，他们还带我去游乐场游玩，去湖边野餐，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做“士力架蛋糕”、偷偷为我准备生日礼物，就像爸爸妈妈对待孩子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萨玛常说，如果自己有孩子也大概是我这个年纪了，所以我住在她家就像突然多了一个中国女儿，我也时常称萨玛为我的“也门妈妈”。为了给我的也门妈妈减轻一点生活压力，除了有时会预付房租，我还会帮忙做些家务，听萨玛发发牢骚，或者听她聊聊伊斯兰文化和《古兰经》。斋月期间，我尝试了一天斋戒，饿得连玩手机都无法集中注意力。这使我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些战乱国度和贫瘠之地的人们终日食不果腹，更加坚定了我加入联合国的决心，同时我也很欣赏这种饿其体肤、锤炼信仰的魄力。在后来的相处和聊天中，我加深了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也一直都很注意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从不带猪肉和酒精进家门，萨玛祷告时我会轻手轻脚的，斋月尽量不在他们眼前吃东西，开斋节与他们一同庆祝……我对其文化的兴趣和尊重，把我们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回国的那天，萨玛一直把我送到机场检票口，紧紧地抱住我，像妈妈第一次送孩子出远门一样掉眼泪。我告诉她要记住自己有一个中国女儿，哪天来到中国，我会像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招待他们。转眼已经回国三个月了，这期间我们一直用微信保持着联系，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只是下班回家桌上已经没有专门为我留的烤肉和馕饼了。
我的好闺蜜弗兰西斯卡来自意大利。我们之所以关系亲密，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相似点，我们都有联合国梦，都习惯了远离家乡独立生活，都喜欢莫斯卡托葡萄酒，都是一天能在市中心徒步十几公里的疯狂步行者。我们的不同之处是她实在太健谈，以至于和她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很难不被分心。意大利人的热情洋溢很容易感染身边的人，时间一久，我也开始变得健谈，我们上班见面聊，下班在社交软件上继续聊，周末还要泡在一起聊。我们像连体婴儿一样，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成为了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哪个周末不在一起度过，我们双方都会感到不习惯。聊起生活近况或身边的八卦趣事，我们默契到不需要做任何背景说明，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我忍不住感叹我们之间的默契，于是把“默契”这个中文词教给了她，没想到她在最后写给我的送别信里用到了，显然她领会了这个词的意义。她说，她的家乡普拉托可能是意大利中国人最多的小镇，可是她并没有交上任何中国朋友，也没想过能和一个中国人在丹麦成为这么推心置腹的朋友，她很感激我的陪伴，让她在丹麦过得快乐而充实。而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也从未想过能和一个意大利人成为如此心心相印的朋友。
自己空降到一个语言与文化环境完全陌生的国度，紧张和惶恐是再自然不过的，两年前我初到苏格兰时也曾下意识地缩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随着一些无法避免的接触，我开始慢慢了解和习惯异质文化，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之处，适应差异并慢慢把差异变成习惯。曾经走在大街上，我会下意识地去分辨每个路人的国籍，不知不觉中，这种习惯消失了，来往行人只是路人甲乙丙丁，是和我一样奔走在欧洲某国某地某条街道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想，当一个人不在潜意识里做文化区分，能不假思索地开口与人谈话，而不是先在心里紧张地梳理语言，大概就已经融入了异质文化。
6．印象
初到丹麦，其实并没有想象之中“童话王国”的感觉，整个哥本哈根的建筑风格很单一，色调和形状透露着典型的北方民族的粗犷和简朴。但是内饰却极具设计感，从家具到摆件都是很有格调的极简主义风格。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忍不住驻足在商店的橱窗外欣赏，心想以后有了自己的小窝一定要装饰成这样，但是看完吊牌价格之后又被一盆冷水泼回现实。丹麦的物价很高，丹麦克朗和人民币大概等值，随便在一家餐厅点一道主菜价格都在140—180克朗之间。为了不把钱花在雷区，我极少在外用餐。丹麦人很喜欢吃猪肉，丹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之一。在丹麦比较出名的一道菜，也是圣诞餐桌上必不可缺的一道菜，就是洋葱苹果烤猪肉，猪肉切成薄片，烤得皮脆肉嫩，配上烤软的苹果和洋葱解腻。丹麦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健康，对很多人来说，两片又硬又酸的黑面包，放上一罐腌渍鲱鱼或金枪鱼，再配点蔬菜沙拉，一顿午餐就完成了，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开放型三明治”（open sandwich）。上述只是最简单的做法，市场上还有好多种让人眼花缭乱、食欲大开的开放型三明治，每个的价钱通常是六七十克朗，性价比并不高。而在中国热卖的丹麦曲奇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反倒是黄油曲奇更胜一筹。丹麦人很爱喝酒，尤其是啤酒，一位丹麦同事曾跟我说，丹麦人喝酒从不嫌早，他们可以从早上9点就开始畅饮。此外，丹麦人还酷爱骑自行车，哥本哈根被誉为“自行车之城”。但就是这样爱喝酒又爱骑车的城市，却没有多少“马路杀手”。不过，在哥本哈根骑自行车的确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早晚高峰时自行车大军风一般地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呼啸而过，大多数车都是变速挡，好多人把通勤骑行当作极限运动，新手上路难免怯场。不过城市里的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隔离得很好，且有各自的交通指示灯，人们都戴着头盔，不装车灯夜行是会被罚款的。从道路交通管理来看，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对丹麦人整体的印象是：简单、善良、有创新意识。丹麦国民素质整体较高，乐观善良，虽然生活过得很简单，脑袋却很有想法，尤其是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转眼已回国九个月了，回想起办公室外那片深蓝的海和海边发生过的故事，以及与海天相映衬的联合国的蓝色旗帜，倍感亲切。虽然没能以正式员工的身份留任，但这份“联合国蓝”已经印刻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人生道路的主流色调，引导我砥砺前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感恩自己生长在追梦国际组织的黄金时代，通过国家资助踏进了联合国，离梦想又近了一步。逐梦之路道阻且长，希望有一天再回到那里，我已经是联合国的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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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国际经济与金融方向2019届毕业生，于2018年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人力资源硕士学位。曾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级专业官员中心实习，负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合作的实习项目联络工作。回国之后继续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北京办事处实习，现就职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媒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