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军政大计的决策上，儒家“主和”思想占据主导，兵家功利思想影响有限

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和“以文制武”体制之下，宋代文人政治高度发展，文人官僚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上起主导作用，武将被排除在枢密院、地方统兵体系首长之外，越来越丧失战略决策的发言权。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与兵家虽非完全对立，但价值取向殊为不同。儒家强调“重仁义、轻诈利”“守信”“尚和”，兵家则主张以利益为出发点，以趋利避害、追求胜利为最终目的。《孙子兵法》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战争的行止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两见于《九地篇》《火攻篇》）。在战争中，要通过各种手段造成有利态势，争取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兵家的这种思想是现实的、功利的、理性的，也是积极主动的，对于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在宋代“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背景下，传统兵家的功利主义思想非但得不到君主和文官集团的认同，甚至受到激烈的批判。据史料记载，当宋太宗读到兵书《阴符经》时，曾评论说，“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15]，显然是将其摒弃于治国安邦的正途之外的。在文臣之中，苏轼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孙子兵法》“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原因在于，“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16]。也就是说，《孙子兵法》的适用范围局限在如何打仗的战役战术层面，至于要不要打仗的战略决策，那是天子和文臣们的事，完全不是孙子之流所宜预谋的。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从兵家功利主义角度思考边防问题的思路被排挤出了战略决策领域。面临边疆危机之时，把持朝议的文人官僚往往一味强调内政与战争的矛盾，强调“以德怀远”的立场，强调“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的方针，指斥主战将领是为邀边功而故意挑战。从宋太宗“守内虚外”战略方针的确立，到宋真宗弃灵州之议，再到南宋时战与和的“国是”之争，儒家保守、尚和的思想主导着战略决策，使宋代边防战略难以从根本上跳脱“消极防御”的窠臼。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安石支持下的熙宁开边是个特例。王安石虽然不是兵家，但是他鲜明的法家风格与兵家思想颇有相合之处。王安石变法及熙宁开边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坎坷的历程及失败的终局，也印证了儒家保守派势力是何其强大。正是缺乏从功利角度对军事问题的长远观照，造成了宋代边防战略“消极防御”的特质。每次战争过后，尽管总有人呼吁选将练兵、增强武备，事实上却常常是“士大夫讳言兵事”，军事无法得到有效的提振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