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兵文章密切联系实际，对兵学理论的运用更加系统、深入

南宋是“文人论兵”热潮持续涌动的时期，论兵文章大量出现。这些论兵文章或以边策出现，进献于朝堂之上，或是私人研习之作，流传于师友之间。与兵书相比，这些兵论尽管分散，但附于各种著作流传下来的概率较高，因而成为宋代兵学文献的大宗。另外，这些兵论多以兵学理论研讨时局，立论鲜明，现实性强。如，王之道建议选将戍守合肥，以形成“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有利态势^[139]；薛季宣论高宗末年军政，以御将无方、“将从中御”为大弊^[140]，孝宗乾道年间，又以《孙子》“五事七计”论时势，以为不可遽战^[141]；李焘以“常山蛇势”论地势，曰“盖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142]；陈造撰《罪言》一文，备论谋敌、备用、救时之术^[143]，等等。诸如此类的兵论在南宋文人的论著、奏议之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

在众多的论兵文章中，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陈亮《中兴五论》，倪朴《拟上高宗皇帝书》等堪称其中翘楚。这些文章紧密结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实际，运用兵学思想分析形势、提出建策，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水平，《美芹十论》甚至被后世归入兵书之列。这些论兵篇章，表现出一些鲜明的共性特点。

一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与浙东事功学派关系密切。陈亮为浙东事功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自称“十八九岁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44]，“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145]。淳熙五年（1178），他上书孝宗，论恢复大计，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辛弃疾在学术上既不属于理学一派，也不属于浙东事功学派，但与朱熹、张栻、吕祖谦、陈傅良、叶適等相为师友，尤与陈亮意气相投，感情深笃，其祭陈亮文曰：“而今而后，欲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146]二人在生平志业、论兵观点上均有很多相合之处。倪朴亦为浙东学者，与陈亮同为“荆溪（周葵）门下生”^[147]，“豪隽不羁，喜舞剑谈兵，耻为无用之学，必欲见之于事功”^[148]。绍兴末年，他撰成《拟上高宗皇帝书》，受到永嘉学派先驱人物郑伯熊的极力褒奖。

这些论兵宏文的作者与浙东事功学派关系密切并非偶然。如前文所述，在南宋文人群体之中，浙东事功学派，尤其是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对兵学的关注度最高，研究也最为深入。他们在学术上同气相求，关心时政，有志事功，探讨用兵方略、恢复大计，共同将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推到了一个高潮。

二是将兵学思想与战争谋略的结合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宋代文人论边政、军机之作汗牛充栋，几乎都要或多或少地援引经典兵书，但其中大多是对“慎战”“备战”等的泛泛之论，或是引用只言片语作为佐证，有的甚至不明其义，妄加附会。《美芹十论》等文章则不然。它们以兵学为指导，对南宋军政最重要的“恢复”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策，无论是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战略布局、策略运用，还是对相关军政建设、战争准备问题的论述，都表现出对兵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纯熟运用，使儒家政治理念与兵家韬略谋议达成了有机结合。

这些论兵文章虽然并非专门的兵学著述，其中很多建策也并未被朝廷采纳，真正付诸战争实践，但文中对于兵学思想的阐释和发展，对于战局的分析研判，对战略运筹的真知灼见，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