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与宁宗朝以后南宋对金战略
（一）开禧北伐
宁宗嘉泰初年，金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发生饥荒和动乱；完颜大辨据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城北）叛乱，使金“师旅大丧”[166]；蒙古崛起，铁骑频繁南下，边患日益严峻。宋廷一些人认为收复中原的时机已到，加之宰相韩侂胄“欲立奇功以固位”[167]，北伐之议又起。
开禧二年（1206）四、五月，韩侂胄发动北伐。宋军从淮东、鄂州、四川三路北上，但战争进展很不顺利。在两淮主战场，宋军小胜之后，连连败北。十月，金军反攻，进入淮南，推进至长江北岸。在鄂州战场，都统制赵淳力守襄阳，勉力支撑。在四川战场，主将吴曦叛变，献阶、成、和、凤等关外四州予金。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联合杨皇后，伪造宁宗密诏，杀死韩侂胄，将其首级献金，与金议和。
开禧北伐是权臣韩侂胄专政下的鲁莽之举，并未经过充分的讨论，也并非理性决策。北伐前，时为武学生的华岳叩阍上书，强烈反对北伐。他激愤地指出，南宋的“外患”不在于金，而在于韩侂胄结党擅权。如果不务去己身之“外患”，而是大举北伐，注定会失败。华岳说：“将师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寨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运粮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矣。”[168]他甚至表示，如果北伐凯旋，他甘愿枭首示众。但是，这份情辞慷慨的上疏非但未能振聋发聩，反而激怒了韩侂胄，将华岳下大理寺狱。华岳遭遇如此，北伐之议更少有抗直的反对之声了。
辛弃疾是抗金的积极倡导者，韩侂胄策动北伐之初，曾利用辛弃疾的名望和才干，咨询他的意见，但是，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却并未对他委以重任。开禧三年，北伐失利，始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而此时辛弃疾已病重，未受命而终。如果当初重用辛弃疾，是否就能扭转危局呢？恐怕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辛弃疾虽然认为金必乱必亡，但也认为金军不可小觑，北伐起码要做二十年的准备。[169]程珌在《丙子轮对札子》中说，北伐暴露的问题，诸如“所集民兵皆锄犁之人”“兵屯不分”“军势不张”“谍候不明”等，“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由此可见，辛弃疾对形势的判断明显与韩侂胄等当权派不同，他所规划的进攻战略，即便得以实施，也根本起不到作用。
开禧北伐使南宋损失惨重，程珌谓之“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170]。开禧北伐后，史弥远独相长达二十六年之久，政治腐败，国势愈衰，加之蒙古军的凌厉攻势，更是全面进入防守状态了。
（二）绝金岁币
蒙古崛起之初，南宋并未明确意识到蒙古对自身的威胁，朝臣中有人建言联络蒙古共同抗金，开禧北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欲乘蒙古攻金之危。随着蒙古对西夏、金展开大规模进攻，展现出彪悍的战斗力和“并吞天下”的野心，如何认识蒙古的威胁，如何处理与金、蒙古的三角关系，就成为南宋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在蒙古军凌厉攻势下，金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由于金蒙战争，宋金通使一度中断，宋每年输金的岁币也暂停。蒙古刚刚撤兵，金宣宗便派人向南宋索要岁币。宋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绝岁币”，这一派意见以真德秀为代表。事实上，在金使到来之前，真德秀就提出了“绝岁币”的主张。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1213），他奉旨使金，因金蒙交战而羁留边境数月，对金朝形势有较多了解。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他在一份奏事札子中提出：“虏既以徙巢来告，索币之报必将踵至，其在朝廷尤宜审处。以臣愚虑，苟能显行止绝，以其货币颁犒诸军，缮修戎备，于以激士心而褫敌气，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与议，削比年增添之数，还隆兴裁减之旧，此中策也。彼求我与，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几无策矣。”据真德秀自述，“绝岁币”的主张得到了宁宗的肯定。[171]
该年十一月，金派人索要岁币之后，真德秀的意见更为激进，提出了新的待敌三策：“练兵选将，直捣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此上策也。按兵坚垒，内固吾圉，止使留币，外绝虏交，若晋氏之不与敌和，而鉴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灾恤邻之常礼，施之于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谢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则大义明，混一之机也。用中策则大计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则大势去，阽危之渐也。”此三策中，上策是主动出兵，中策是绝岁币，下策则是有些人的“扶金屏蒙”之策。真德秀认为，金朝灭亡在即，“扶金屏蒙”“是犹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172]朝臣如刘爚、度正、袁燮、刘光祖等，也持与真德秀相似的意见。
宋廷中的另一派主张恢复岁币，扶金屏蒙，这一派以淮南转运判官乔行简为代表。他说：“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173]程珌也持同样意见，认为金虽内外交困，但并未大乱，不可视为垂尽之敌，其国势虽弱于蒙古，与宋则难分伯仲。如今迁都于汴，与宋境土密接，又亟需南宋钱粮，若不予岁币，必启兵端。因此，应暂予岁币，避免与金开战。[174]也有一些朝臣认为，南宋军政未修，一旦开战，难保胜利。
在这两种意见的争论中，真德秀一方激于民族大义，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尤其是太学诸生，集体伏阙上书，要求斩乔行简以谢天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廷最终采纳了真德秀一方的意见，断绝了与金的岁币。
金朝方面，迁都汴京后，国土日蹙，财力匮竭，金廷内部出现了“取偿于宋”的声音，希望通过攻宋弥补与蒙古作战的损失。宋“绝岁币”恰好为金南下提供了口实，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以南宋不纳岁币为由，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东的漫长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
金与南宋的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金哀宗即位，始于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1224）遣使至滁州（今安徽滁州）与宋通好，并“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175]。这场战争，金并未达到“取偿于宋”目的，反而严重削弱了国力，史载，“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176]，“国家精锐几尽丧”[177]。同时，这场战争大大降低了宋金联盟的可能性，将南宋推向联蒙抗金之途。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南宋派邹伸之与蒙古通好，金哀宗“闻宋使从唐州回，惊悸无人色”[178]。这年八月，内族阿虎带建议金哀宗阻止宋和蒙古联盟，争取宋援。金哀宗采纳其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派阿虎带使宋。阿虎带临行，金哀宗谕之曰：“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179]金哀宗此时方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可惜已无济于事。
（三）联蒙灭金
宁宗时期的宋金关系中，蒙古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扶金屏蒙”是基于对蒙古崛起的忧虑，“绝岁币”同样如此。真德秀早在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1211）就已意识到，“盖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乡之女真也”[180]，他之所以主张“绝岁币”，原因之一也是担心“启衅于新敌”[181]。但是，对于与金、蒙古的关系，他既反对扶金屏蒙，又反对联蒙灭金，对策无非是修内政、择将帅、巩固边防而已。真德秀是“绝岁币”的始倡者，又是朱熹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理学名臣，他的意见颇有代表性。
金迁都汴京之后，重点防御黄河和潼关，构筑起坚固的防线。蒙古要想灭金，假道南宋，迂回包抄，无疑是最佳战略选择。因此，成吉思汗去世前，提出了“假宋攻金”的遗训，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82]
蒙古攻金的同时，一直试图与南宋建立联系。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初，成吉思汗遣使至淮河宋境，南宋守臣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由回绝。[183]金发动“取偿于宋”的战争，导致宋金关系破裂，客观上促使南宋与蒙古加强了交往。嘉定十三年（金兴定四年，1220）春，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派赵珙前往河北，会见了蒙古驻汉地统帅木华黎。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1221）夏四月，南宋派苟梦玉出使蒙古，苟梦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域之铁门关，谒见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1223），苟梦玉再度出使蒙古。
然而，苟梦玉第二次出使蒙古后，双方的外交往来渐趋冷淡。直到绍定三年（金正大七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使宋，南宋仍未有积极回应。[184]究其原因，一方面，南宋与金的战争趋于尾声，联蒙攻金的意愿不再强烈；另一方面，蒙古在此期间与南宋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武装冲突。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1222），木华黎攻金，受阻于凤翔，同时派出一支部队越过宋金边隘牛岭关，抄掠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而还。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春，蒙古军在进攻西夏的同时，分兵抄掠四川，南宋大败，“蜀口”之地尽失，史称“丁亥之变”。蒙古铁骑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南宋军民认识到蒙古军的野蛮残酷，增加了对蒙古的戒惧和仇恨。
公元1230年（宋绍定三年，金正大七年），刚刚即位的窝阔台汗分兵三路攻金，他自率中军渡河，从洛阳进击，左军斡陈那颜由济南进军，右军拖雷“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会于汴”[185]。拖雷军显然承担着假道宋境、包抄金军的任务。绍定四年（金正大八年，1231）十月，拖雷派使臣向宋军提出假道要求，被宋沔州统制张宣杀死。拖雷以此为由，大举攻宋。蒙古军攻陷沔州，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南下，“长驱入汉中，进袭四川，陷阆州，过南部而还”[186]；一路东进，屠洋州（今陕西洋县），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再次向驻兴元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提出假道要求。桂如渊被迫答应，并派人做向导，引蒙古军由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西北）入金州（今陕西安康），趋房州（今湖北房县），渡汉水，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州）。金调遣据关防河的精兵南下，欲在邓州与蒙古军决战，蒙古军却避实击虚，北上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次年正月，蒙古军在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给金军以沉重打击，“自是，兵不复振”[187]。
蒙古强行假道后，不再以武力威迫南宋，转为继续约宋攻金。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派王檝使宋，商议联合攻金。南宋朝野大多支持联蒙，只有赵范持异议，认为“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不可不鉴”[188]。宋理宗最终同意联蒙攻金，派邹伸之等随同王檝报聘蒙古。十一月，宋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帅孟珙率兵北上，与蒙古军合围蔡州，并运粮三十万石供给宋、蒙古诸军。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宋、蒙古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
南宋联蒙攻金，继而为蒙古所灭，这一过程与北宋末年的“海上之盟”如出一辙。南宋何以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后，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呢？这显然与宋、蒙古、金的复杂博弈有很大关系，金“取偿于宋”的战争历时七年，不但降低了联盟的可能，也使双方损失惨重，两败俱伤；蒙古谋划借道攻金，以武力强行假道，也并不以南宋意志为转移，这些都增加了南宋战略运筹的难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局面的形成还要从南宋自身寻找原因。
一是缺少战略远见和完善的战略预案。嘉定改元后，史弥远长期独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189]，“诛赏予夺，悉出其所主持，人主仅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190]。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卒，其时宋、蒙古已经联盟，攻金决战在即。也就是说，宋、金、蒙古三方势力的激烈角逐时期，大致与史弥远专权相始终。作为宋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史弥远对宋金、宋蒙关系的处理都显得缺乏战略远见。
对于是否绝金岁币问题，史弥远起初是支持乔行简的，认为“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币”[191]，后因太学、武学、宗学等三学学生激烈反对而作罢。金军南侵，史弥远接连三次致书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要求他与金“议和”，崔与之认为，“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其后，“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寝”[192]。嘉定十一年（1218），宋廷掀起关于和、战、守问题的大讨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徒然贻误战机。嘉定十二年（1219），金军再次南侵，史弥远的亲信胡榘等极力主和，实际上代表了史弥远的想法，又因遭到主战派及三学学生的强烈抗议而作罢。
史弥远集团在战略上没有定见，对自己的实力又没有信心，因此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往往采取一些“策略”性的做法，结果却是造成更多的问题。如在山东、河北地区，利用忠义军与金、蒙古作战，却缺乏有效的驾驭手段，李全所率忠义军叛服无常，势力逐渐坐大，终至局面失控。又如，对蒙古的假道要求，既不应允，又不严密防范，以致进退失据，在蒙古军的威压下被迫屈从。
二是和战之争成为意气之争，阻碍了理性决策。南宋对蒙古、金的战略不是简单的和战问题，却以和战之争为基础。无论是主战的一方，还是主和的一方，都不能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明确方案，而是将和战之争变成了政治斗争、意气之争。
蒙古崛起，对金、宋都构成威胁，对金的威胁更近更大，对南宋的威胁则由远及近、由小到大。在宋金交战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如果宋金结盟，共同抵御蒙古，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宋廷主战派基于与金长期敌对的仇恨心理，强调借机雪耻，恢复中原。这种民族情绪有深厚的土壤，又受到高宗以后主和路线的长期压制，在金有灭亡危机的情况下，空前地爆发出来。嘉定七年（1214）关于是否绝岁币问题、嘉定十二年（1219）的和战之争，主战派都慷慨愤激，三学学生掀起颇具声势的抗议活动，要求惩处主和官员。抗议并非没有道理，但不能导向理性的战略决策。主战派除了指责主和派，主张加强内政、巩固边防之外，并无系统、切实的战略预案，更无能扭转时局的干才。正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说：“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193]抗金大义如果不能辅以切合时势的胜战之略，徒为误国空言而已。
三是军政腐败，难以有效达成军事目标。任何战略的实施都要以军事实力为支撑。这一时期，南宋虽有孟宗政、孟珙、赵范、赵葵等优秀将领，但总的来说，军政非但未能整饬，反而更加败坏了。时人葛洪曾论嘉定军政：
且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别为名色，益肆贪黩，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廪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饰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羡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194]
军政腐败的后果就是士气低落，官兵矛盾激化，战斗力下降，士兵“在内郡者，末作技艺，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坚执锐之事不闲也；在外郡者，多方运贩，为商无征，主帅利其回易，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励也”[195]。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更何况与金、蒙古这样的强敌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