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思想

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孙子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思想基于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在《用间篇》中，孙子以同样严肃的语气重申了这一观点：“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他以十万大军出征为例，各种战争准备“日费千金”，如果战争持续很久，势必“国用不足”“内外骚动”，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持久战取得了胜利，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也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尽管为了减轻用兵的经济负担，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掠乡分众”“胜敌而益强”等原则和方法，但他仍然以“兵贵胜，不贵久”作为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

《孙子》的“速战”思想对于进攻战，尤其是脱离国境的远程作战而言，无疑是不二法则。吴如嵩先生指出，《孙子》的“速战”思想是其“纵深奔袭的战略突袭论”^[30]的重要内容，是非常富有洞见的。但是，并非所有情况都适合速战，对于防御战而言，往往是利于持久而不利速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不宜速战。这些都是主张进攻战略的《孙子》所不曾论及的。

事实上，古代兵家对持久战也有论述。《左传》曾引《军志》之言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31]范蠡尝言：“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彼来我从，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32]所谓“后发制人”“待其衰”“尽其阳节”，已经蕴含了持久战的思想。不过，“先”“后”主要还是指对战机的把握，而非用兵久与速的问题。全面论述“速战”与“持久”关系的是唐代军事家李靖。他一方面肯定《孙子》“战贵其速”之说，另一方面又指出，若“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不可速战，而要“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其持久”。^[33]速战与持久，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在不同条件下的用兵之法。

宋代的边防作战以防御为主，显然并不具备战略上“速战”的意愿和条件。这一客观现实直接影响到宋儒对“速战”战略的理解和诠释。

《百战奇法》对“速战”与“持久”的适用原则做了如下区分：当敌人有机可乘之时，应快速进攻，即“若审知敌人有可胜之理，则宜速进兵以捣之，无有不胜”（《进战》）；当敌锋甚锐之时，则要持久，即“敌人远来气锐，利于速战，我深沟高垒，安守勿应，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挠我求战，亦不可动”（《安战》）。南宋倪朴在分析宋金斗争形势时也说，如果敌人“远来气锐”，应“列江而守”，深沟高垒，不与之战，通过相持使敌人粮竭财匮、兵众自乱，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34]

袁燮进一步论述了“迟”与“速”的辩证关系，他说：“夫少迟者，乃所以速，而速者，未必不愈迟也。”“少迟”是指“敌众集矣，营垒固矣，气势盛而备御周”情况下“舒徐以待其衰”，暂时的迟是为了最后的速。反之，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速战，则会欲速不达。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列举了西汉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先坚壁不战以待敌困，后以劲兵追击等数个战例。^[35]袁燮之论实际上是对《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的反证，因为周亚夫等将领的成功恰恰是“久而巧”的。

叶適对“拙速”与“巧久”的关系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久，最为论后世用兵要处。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书未深考也。……高宗伐鬼方、周公诛管蔡之党、齐桓楚庄图霸，皆最久。后世诸葛亮虽无功，亦能久暴师而不困。”他认为，之所以“巧者能久”，因为“巧”是建立在“行师有节、驻兵有制、于敌不厌、于我不勤”基础上的。^[36]尽管叶適所指既非防御战，又非敌强我弱情况下的持久战，其“巧者能久”的思想仍有一定借鉴价值，可以看作是对“速战”思想的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