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总要》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1043）十月“乙卯，诏修兵书，翰林学士承旨丁度提举，集贤校理曾公亮、朱寀为检阅官”[2]。因朱寀不久去世，编纂工作主要由丁度总领其事，由曾公亮具体负责。丁度（990—1053），字公雅，开封祥符（今属河南）人。大中祥符四年（1011）登“服勤词学科”，授大理寺评事，累官至端明殿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丁度长于著述，著有《集韵》《迩英圣览》《龟鉴精义》《编年总录》《大唐史略》等书，他对军事问题十分关注，著有《备边要览》《庆历兵录》《赡边录》等书。[3]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经总要》的编纂历时五个年头，约纂成于庆历七年（1047）四月至六月之间。[4]书成之后，仁宗皇帝御赐序。
《武经总要》全书共四十三卷[5]，分前后两集，前集包括制度十五卷，边防七卷，后集包括故事十五卷，占候六卷。每卷之下设若干篇。具体篇目如下：
前集：
卷一：选将、将职、军制、料兵、选锋、选能；
卷二：讲武、教例、教旗、旗例、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教法、教条十六事、日阅法、教弩法、教弓法；
卷三：叙战上、叙战中、叙战下、抽队、军争、以寡击众、捉生；
卷四：用车、用骑、奇兵、料敌将、察敌形；
卷五：军行次第、行为方阵方、禁喧、度险、出隘、赍粮、斥候听望、探旗、探马、递铺、烽火、行烽、军祭、军誓、定惑；
卷六：下［营］（按：“营”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补）法、营法、诸家军营九说、下营择地法、绿营杂制法、警备法、备夜战法、立号法、定铺法、持更法、巡探法、漏刻法、防毒法、寻水泉法、养病法、征马法；
卷七：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本朝常阵制；
卷八：八阵法、握奇阵图、金鼓旌旗数、李靖阵法、裴子法、常山蛇阵、八阵图；
卷九：九地、六形、杂叙战地、土俗；
卷十：攻城法；
卷十一：水攻、水战、火攻；
卷十二：守城；
卷十三：器图；
卷十四：赏格、罚条；
卷十五：行军约束、符契、传信牌、字验、间谍、乡导。
以上为制度十五卷。由以上类目可以看出，所谓制度，并非讲军制，而是涉及选将、练兵、侦察、后勤、立营、布阵、行军、作战、赏罚等诸多方面，是对古代兵家练兵作战原则和方法的分类汇编。
卷十六：河北路、定州路、高阳关路、真定府路；
卷十七：河东路、麟府路、废垒；
卷十八：陕西路、鄜延丹坊堡安军路、邠宁环庆路、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秦陇凤翔阶成路；
卷十九：西蕃地理；
卷二十：益利路、梓夔路；
卷二十一：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卷二十二：北蕃地理、燕京州军、关口、幽州四面州军、西京州军、云州四面诸州、戎狄旧地、中京四面诸州、东京四面诸州、上京四面诸州、蕃界有名山川、奚、渤海、女真。
以上为边防七卷。主要讲北宋沿边地区“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6]，是北宋前期边防的地理、防区及驻军资料集。
后集：
卷一：上兵伐谋、不战屈人之师、用间、用谍、觇国、用敌人以为谋主、纵生口；
卷二：明赏罚、军政不一必败、军无政令必败、将帅和必有功、将帅不和必败、法贵必行、兵道尚严、临敌不顾亲、仁爱、士卒同甘苦、亲受矢石、抚士、得士心、得士死力、贵先见、知己知彼、料敌主将、料敌制胜、料敌形势；
卷三：方略、权奇、奇计、诡道、临事制宜；
卷四：将贵轻财、将贪必败、临敌易将、将骄必败、矜伐致败、不矜伐、将帅自表异致败、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均服、隐语、先锋后殿、击其后、退师；
卷五：出奇、伏兵、多方以误之、避锐、声言欲退诱敌破之、声言怠敌取之、称降及和因懈败之、卑辞怠敌取之、甘言怠敌以击之、捣虚、击东南备西北、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卷六：张大声势、先声后实、疑兵、察虚声、避实击虚、以寡击众、攻其必救、夜击、潜兵袭营、横击、掩袭、伪退掩袭；
卷七：持重、轻敌必败、戒轻举、坚壁挫锐、以逸待劳、矫情安众、军中虚惊、克敌安众心、辨诈伪；
卷八：御士推诚、与敌推诚、以恩信结敌人、知人、善用人、解仇用人、使过、示信、示义、以义感人、激怒士心、威棱伏众；
卷九：绝艺、挑战、势宜决战、临危决战、勠力必战、骁勇敢前、陷阵摧坚、表里夹攻、乘胜破敌、乘机破敌、乘风雨破敌、散众；
卷十：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兵多宜分军相继、救兵、力少分兵必败、分敌势破之、上速、示缓、示弱、示强、示闲暇、素教、素备、先设备取胜、戒不备；
卷十一：新集可击、半济可击、饥渴可击、心怖可击、奔走可击、气衰可击、粮尽可击、不得地利可击、天时不顺可击、不暇可击、不戒可击、将离部伍可击、挠乱可击、阵久力疲必败、攻不整、敌无固志可击、击不备、出不意、大阵动可败、击未成列；
卷十二：饵兵勿食、防毒、围敌勿周、穷寇勿逼、高陵勿向、佯北勿从、察敌进止、察敌逃遁、归师勿遏、死地勿攻、立奇功、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舍小图大、师不袭远、军胜重掠伏袭必败、击归堕、地有所不争；
卷十三：察敌降、招降、谕以祸福、纵舍、占候、至诚获神助、推人事破灾异、假托安众、下营择地、据险、先据要地、据水草、绝水泉、据仓廪、断敌粮道、伏归路败之；
卷十四：水战、济水、断船路、引水灌城、拥水误敌、火攻、用车、用骑、游骑；
卷十五：修城栅、攻城、守城、屯田、让功、辞赏。
以上为故事十五卷。按照不同的标目分类，选取历代战例加以说明，这些标目中提炼出的兵学概念、范畴和作战原则几乎涵盖了古代战略战法和治军的全部内容，是对宋以前兵学理论与丰富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总结。
卷十六：天占、地占、五行占、太阳占、太阴占、陵犯杂占；
卷十七：日辰占、五星占、二十八宿次舍占、诸星占、星变占、风角占；
卷十八：云气占、气象杂占、行军灾异杂占、太乙占；
卷十九：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
卷二十：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
卷二十一：六壬占法、遁甲法。
以上为占候六卷。占候就是兵学中的阴阳之学，在古代兵学中占有很大比重。宋初禁兵书，这类内容即在重点被禁之列。由于占候之学是兵家专门之学，并非儒者所通习，《武经总要》中的这部分内容由司天监杨惟德等纂辑旧说而成。
《武经总要》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对军事制度、选将用兵、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历代战例、阴阳占候等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明人郑魏挺评价说：“盖自有五兵以来，大而攻围之筹略、战守之法度，小而楼橹之规制、器械之形模，上下数千载间，增创沿革，靡不载。”[7]《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约略概括了其内容特点。
《武经总要》是宋以前中国传统兵学的荟萃之作。它以“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为主要内容，“古兵法”部分即撷取历代兵书的精要。前集卷八中约略透露了该书取材的大概：
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三篇，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
上述诸书，除未提及《尉缭子》，以及《李靖兵法》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略有出入外，与后来所定“武经七书”几乎全部相同。从《武经总要》的内容中也可印证这一点，尤其是制度、故事两大门类中，对“七书”内容有集中的体现。《武经总要》从历代兵书中甄选出这七部兵书，是对其兵学价值的肯定，为嗣后“武经七书”的正式修订奠定了基础。此外，《武经总要》对于其他古代兵书的引用，也起到了保存散佚兵学资料的作用。如前述《李靖兵法》，在宋代已经亡佚，清人汪宗沂辑《卫公兵法》，即以《武经总要》所引佚文为重要参考。
注重对“本朝计谋方略”的记载是《武经总要》的一个重要特点。诚如宋仁宗在序中所说，“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又若营阵法制，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形图绘，悉以训释”。《武经总要》记述了宋初的战争方略、营阵之法和武器装备等，而且附有大量的插图，如宋太宗的“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军行次第”“行为方阵方”等。尽管这些记载被《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为“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大抵所谓检谱角抵也”，但它真实反映了宋代安营布阵的具体情况，至今仍不失为研究宋代兵学的宝贵资料。书中关于宋代边防的记述，《四库全书总目》谓之多得自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8]，钱大昕却认为，“《边防》一门，于河北、河东、陕、蜀、荆湖、两广沿边州军城寨镇铺四至道里了若指掌，且于契丹、西夏所设州军，皆访求而详录之，洵可为考地理之一助”[9]。书中对于庆历时期“赏格”“罚条”的记录等，也都对宋代军事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武经总要》中还保存了宝贵的军事科技史料。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冷热兵器的种类、形制和制造方法，很多还附有图。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和火药都见载其中。如，书中首次详细记载了指南鱼的制作方法：“鱼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中，火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10]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又如，《武经总要》明确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在前集卷十一“火攻”中记载了“毒药烟球”，在前集卷十二“守城”中，记载了火球“火药法”和“蒺藜火球”的制作方法。这三个火药配方是世界上最早公布的火药配方，标志着我国军用火药发明阶段的结束，[11]说明宋代中国已经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跨出了一大步。
宋廷编纂《武经总要》的目的是为紧迫的军事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和战例借鉴。在宋代军事实践中，它也确实被当作权威的工具书被颁予前线将帅。神宗熙宁五年（1072），“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12]。南宋时期，大儒朱熹曾提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使举子讨论诵习，并立为科目。[13]《武经总要》的刊印和流传，促进了军事技术的研究、运用和交流，也促进了宋代兵学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