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中兴五论》
陈亮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酌古论》已如前文所述。《中兴五论》是陈亮第一次科考失利后，于乾道五年（1169）上孝宗的进策。陈亮十分推崇苏轼，在行文上也着力效仿，《中兴五论》在思路与结构上都与苏轼的《策略五首》颇为相似。[41]五论之中，《中兴论》[42]为总纲，论“治国有大体”与“谋敌有大略”。《论开诚之道》论述君主任人之道，希望孝宗虚怀易虑，开心见诚，招徕天下英豪，共图大业。《论执要之道》希望孝宗“明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不过多干涉具体事务。《论励臣之道》讨论上下同心、君臣勠力的问题，建议孝宗以报仇雪耻激励臣下。《论正体之道》论“君以仁为体，臣以忠为体”，构建理想的君臣关系。
《中兴五论》与四次“上孝宗皇帝书”一道，反映了陈亮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在军事思想方面，《中兴五论》的论述更为集中，其中尤以《中兴论》所论“谋敌有大略”为重点。
《中兴论》开篇论恢复中原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紧迫性。他说：“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陈亮和辛弃疾一样，都是恢复中原的坚定主张者，叶適在为陈亮所作墓志铭中说：“隆兴再约和，天下欣然幸复苏息，独同甫持不可。”[43]陈亮认为，恢复中原有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之前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金力量强大，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金出现了首领庸懦、政令日弛、君臣怠惰的局面，为南宋的恢复大业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不早做准备，一旦金政局有变或为其他势力所取代，必将增加恢复的难度。此外，若中原迟迟不复，中原父老日以殂谢，新生代对宋王朝缺乏感情，也会增加恢复的难度，“纵有倍力，功未必半”。陈亮所讲的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他积极主张恢复的主要原因。十年之后，在淳熙五年（1178）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他更加尖锐地指出，如果南宋满足于偏安一隅，违背天地人心，偏安不可能久存。而中原地区，“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因此，他批评通和之议，认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建议孝宗与金人绝交，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44]。
为增强国力，做好恢复中原的准备，陈亮提出了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等的举措，包括“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佐以立军政，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这些就是他所谓的“治国有大体”，只是并未具体展开论述。
接着，《中兴论》提出了“谋敌有大略”。陈亮说：“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形之而敌必从，冲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如往。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这是他提出谋敌大略的理论依据，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只凭兵力，而是要有奇变之谋。陈亮认为，秦、齐为天下之两臂，如若进取，必先东举齐，西举秦，但这两个方向上，敌人都重兵固守。于是，他提出了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进取之道”。首先，重点经营襄汉，作为牵制力量。他说：“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襄汉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委任重臣，加强边防建设。襄阳既为重镇，均、随、信阳及光、黄等周边地区，当仿效宋太祖之法，给予守将较大的兵权和财权，“使之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形成“列城相援，比邻相和”的防御体系。如果敌人进犯江、淮，就以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取唐、邓诸州，进筑蔡州城，依托桐柏山，兴杂耕之利，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其次，朝廷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筑行宫于武昌，造成意在夺取开封、洛阳的假象，吸引敌人加强防备，趁机西攻陕西，东取山东：“虏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而东西之势分矣；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帅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别命骁将出祈山以截陇右，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达之师入武关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往说豪杰，阴为内应，舟师由海道以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揕其胸，则齐地可谋矣。”再次，即便不东西并举，有襄汉的牵制力量在，敌人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可达到“乖其所之”的目的。若敌人进攻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达之师起而禁其西，多方牵制敌人，掌握战争主动权。
在这一战略谋划中，陈亮根据出奇制胜的兵学原理，兵分三路，在荆襄地区示形动敌，造成欲取开封、洛阳的假象，吸引敌人兵势，然后东西两路乘间而发，进取山东、陕西之地，进而平定中原，这就是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这一战略设想与辛弃疾所论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是对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综合分析后得出的，都体现了“奇正相生”“避实击虚”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是，辛弃疾认为正面进攻的佯攻之兵不必作为重点，陈亮却将荆襄作为战略布局的枢纽，认为它“坐为东西形援”，“平居无事，则欲开诚布信以攻敌心；一旦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敌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敌形”，因此给予了格外的重视。
《中兴五论》虽然作成于陈亮青年时期，但其中对于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对用兵之法的独到领悟，对恢复大计的战略运筹等，都是很成熟的卓越之论。遗憾的是，他虽然“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45]，却直至晚年才得中状元，还没来得及就任便去世了。明人方孝孺评价说：“设用同甫，听其言，从其设施，则未必无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