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思想的新变

传统兵学的治军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孙子》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愚士卒之耳目”（《九地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吴子》提出“以治为胜”，“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治兵》），将之“五慎”——理、备、果、戒、约（《论将》），以及“人有短长，气有盛衰”的“励士”思想（《励士》）；《六韬》中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文韬·赏罚》）《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武议》），“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重刑令》），等等，都是古代重要的治军原则。

宋代学者对于传统兵家的治军思想持认同态度，同时，他们论治军更多地受到儒学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理学兴起，以“理”“欲”“性”“命”“心”“气”“诚”“敬”等为探讨的核心，为宋儒论兵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使他们的治军思想带有了鲜明的理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