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兵学的深化发展

南宋时期的兵学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北宋的特点，武学、武举制度得以延续，“文人论兵”依然是兵学研究的基本样态，但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此期兵学的发展明显呈现出紧密结合现实的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军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金灭北宋以后，与南宋长期对峙，并屡次大举南犯，试图统一全国。南宋后期，蒙古兴起，以凌厉之势迅速灭掉西夏、金，成为南宋的又一劲敌。在持续紧张的边防形势之下，尽管宋廷大多数时候因循苟安，主和势力占上风，但是，即便不图恢复故土，而只是为了保住半壁江山，也必须切实讲求胜敌之策，这是时势所必需，也是朝野上下的共识。因而，此期兵学的发展获得了较北宋更为强大的现实推动力。绍兴初年，朝廷曾一度要求举人习《孙子》义。^[119]孝宗年间，朝廷对武举出官制度进行改革，提高武举人出官的等级，鼓励他们到军中任职，孝宗还亲自为王彦所作《武经龟鉴》作序，这些都表现出严峻军事形势下宋廷对兵学的高度重视。

其二，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兴起，对兵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適、陈亮都对兵学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兵书、兵制，讲求制敌方略。在他们的影响下，浙东事功学派的兵学研究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兵学论著。浙东事功学派之外，其他一些儒家学者也多留意兵学，如刘清之为鄂州通判之时，“留意学校，广延生徒，又率介胄子弟欲习兵书者肄业其中”^[120]。又如，朱熹门人李燔教授岳州之时，以培养兼文武的“通材”为宗旨，“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廪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121]，连帅臣赵方也将其子送到他的门下受教。再如，著名理学家张栻曾刊行《杜牧注孙子》，并撰写跋语，论研习兵学的重要性。这些儒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兵学的发展。

其三，南宋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上都有很大发展，前线将领和谋士在对敌斗争中不断丰富战争经验，总结作战方法，在治军、练兵、作战指导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尽管这些实践成果未必形成系统的理论表述，有的甚至缺少文字记载，但是，寻绎相关史料，仍可见其荦荦大端。

对于南宋兵学研究的盛况，我们从叶適的一段言论中可以见其大概。叶適说：“天下好奇之士奋笔墨以傅益武之说，而为书者数十百家，而号孙子为谈兵之祖，其气焰兴起于百世之下，若将与圣贤并称者。”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兵学研究确乎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也受到空前尊崇，以至叶適发出惊呼：“人心之不仁，至此极耶？”^[122]

南宋兵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