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西夏主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继位。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改大庆三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仁宗拒绝承认元昊帝位，下诏削去赐给元昊的姓和官爵，宋夏之间战争再起。
康定元年（1040）、庆历元年（1041）、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三次大举入侵，先后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与宋军激战，三次大战，均以宋军惨败告终。
好水川之战后，宋廷确立了“以文制武”的统御之制。罢陕西都部署，分陕西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韩琦知秦州，各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这些边帅既是对夏战略的重要参议者，也是边防前线的实际指挥者，他们的战略思想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宋廷战略方针的制定。数人之中，韩琦和范仲淹声望最高，人称“韩范”。韩琦起初主张强势进攻，随着好水川之战失利，逐渐由进攻战略转为防御战略。范仲淹在边时间最长，治边成效最显著，其战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了当时战略思想的最高水平。
范仲淹的战略思想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一面与西夏议和，一面切实加强边防建设，待实力增强，再施行有限进攻。在战争实践中，他的战略思想不断发展，提出了和、守、攻、备诸策，形成了“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和：范仲淹积极主张与西夏讲和。他至边不久，即尝试与西夏通和。他甚至主张以金钱换和平，他说：“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一郡之入，凡三十万，傥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38]范仲淹的主和思想与反战文臣们有相同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和，而是以“和”为权宜之计，为最终战而胜敌争取时间。
守：范仲淹认为，不能防守，就谈不上进攻。因此，他主张加强边防建设，在战略要地修建城寨，构建起抵御西夏入侵的藩篱。他说，“修复城寨，却是远图”[39]，城寨不仅可以保护边民，而且可以在侦察警戒、屯兵防守、后勤供给、伺机进攻等方面发挥作用。为兴修城寨事，他先后六次上奏，“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40]。他还亲自率部修建了大顺城，“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41]。他在帅边期间，以修建城寨与抚驭藩部等措施相配合，有效地阻滞了西夏的进攻态势。
范仲淹所谓的“守”，不仅指战时防御，而且包括巩固边防的经远之谋。他说：“戎虏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42]因此，他提出了重用土兵和屯田久守的思想，目的在于“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43]。
攻：范仲淹所谓的“攻”，并不是深入敌人腹地，或荡平敌人巢穴，或行牵制之策，而是“近攻”“浅攻”，即在巩固既有领土的基础上，逐步控扼沿边汉蕃杂居地区。他说：“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44]起初，他讲的“攻策”主要是乘西夏入侵之际，攻取延州与庆州、环州与镇戎军以及延州与麟州之间和西夏参差交互的边境地区，“大为城寨，以据其地”[45]。随着各项边防措施初见成效，他开始更多地强调“渐复横山”。在庆历四年（1044）的《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中，他提出了收复横山的具体设想：在鄜延、环庆、泾原路各组织一支军队，使三军互掠于横山，“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军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使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如宥州、绥州金汤、白豹、折姜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矧汉唐之旧疆，岂今日之生事也”[46]。
备：范仲淹不但重视陕西防务，而且将对西夏与辽边防统一考虑，主张在与西夏角力的同时加强对辽防御。他说：“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为了防范辽国，他提出“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47]七事之中，“修京师外城”尤为新见。范仲淹敏锐地意识到，关中防备空虚可能危及京师安全。他先后两次上书，力陈修京城的重要性。他说：“朝廷，万邦之根本。今陕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师摇动，违远重兵，则奸雄奋飞，祸患四起。”[48]他的意见遭到主政大臣的抵制，反对者的理由是“天子守在四夷”，“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49]但事实上，开封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凭，必须加强城池建设以增强防御能力。后来的历史证明，北宋的灭亡与京师防御体系不周严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南宋史学家李焘称赞范仲淹此论“忧思深远”[50]。
总的来说，范仲淹的边防战略是攻守兼备、积极防御。在他帅边期间，最切实的工作便是加强防守、推进城寨建设以及训练军队，借以成功扭转了对夏战局的被动局面。他的进攻战略主要指“渐复横山”，但他明确指出，控制横山的目的“非穷兵黩武，角胜于绝漠之外”，而是为了加固藩篱。他说：“秦汉驱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远遁，然后以河为限，寇不深入。”[51]而且事实上，范仲淹所谓攻策只是一个战略构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之时，宋廷还没有下定收复横山的决心，随着局势的缓和以及范仲淹本人因庆历新政失败而去位，“渐复横山”的战略计划也随之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