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次幽州之战
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攻灭北汉,试图乘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燕云诸州。当时,宋军大战之余,馈饷不足,军士疲乏,很多将领并不赞成攻辽,但无人敢言。殿前都虞候崔翰奏曰:“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14]宋太宗于是坚定决心,兴兵攻辽。
宋太宗命枢密使曹彬部署军队行动;命潘美负责幽州行府,组织粮运;命郭进继续屯驻雁门,监视辽军的行动。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平原,在沙河(今河北涿州东)击败阻击的辽军,迅速进抵幽州城南。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在得胜口击败宋军,进驻清沙河(今北京昌平区东南沙河镇)北,与幽州形成互为掎角之势。宋军以一部牵制耶律斜轸军,主力围攻幽州,攻城十余日,而城未下,士卒疲顿。此时,辽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沙率援军赶到,与宋军激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大败,宋太宗仅乘驴车南逃。宋军沿途遗弃的大量兵器、粮秣、财货,均为辽军所获。
第一次幽州之战的失败,主要是错误估计了辽军实力,在战争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试图以突袭方式夺占防守严密的幽州。在作战指挥上,围城的同时未做阻援部署,也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力,以致顿兵坚城之下,师老兵疲,被迅速驰援的辽军骑兵击溃。
第一次幽州之战的失败给了宋太宗很大的打击,但并未熄灭他收复燕云的愿望。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982),辽景宗去世,其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辽圣宗年仅十二岁,由其母萧太后(萧绰)摄政。萧太后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知人善任,明达治道,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整顿军队的措施,国力得到很大增强。宋雄州知州贺令图等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萧后专权,“主少国疑”,建议宋太宗乘机兴兵,夺取幽蓟。[15]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北伐。宋军兵分三路,东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由保州趋涿州;以米信为幽州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由雄州趋新城。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谭延美为副,由定州出飞狐口,取蔚州。西路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由雁门趋云州,会同田重进部,会攻幽州。
出征前,宋太宗向曹彬传达的战略意图是,东路军主力持重缓行,实施战略佯动,吸引辽军主力至幽州,待中路、西路军占领山后地区,会师东进,迂回到幽州北,再合攻幽州。
宋军一开始进展很顺利。西路军出雁门关,仅一个多月,就连拔寰、朔、应、云四州,进驻桑干河。中路军连下飞狐、灵丘,收复蔚州。曹彬率领的东路军,也败辽军于固安,破涿州。曹彬与米信留涿州十余日,因粮道为辽军所断,退回雄州就食。但是,曹彬部将得知其他两路取得胜利,都主张出战,于是,东路军重新向涿州进发。辽幽州守将耶律休哥派兵阻击,迟滞曹彬军的行动,同时,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援军抵达前线,有钳击东路军之势。曹彬放弃涿州后退,耶律休哥全力追击,大败曹彬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宋军夜渡拒马河,为辽军追及,人畜相践而死者数万,丢弃戈甲如小山。
岐沟关惨败,宋太宗急命其他两路撤军。六月,辽将耶律斜轸率军十余万人南下,败宋中路军,克蔚州,入飞狐,继续向西进攻潘美的西路军。八月,辽军占寰州,中路军撤至定州。西路军奉命迁云、应、朔、寰四州之民。耶律斜轸乘胜追击,宋军数万人被歼灭,所得山后诸州尽失。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幽州之战的战略,宋太宗主要采纳了宋琪的意见。宋琪(917—996),字俶宝,一作叔宝,范阳蓟(今北京西南)人,辽会同进士,曾为寿安王耶律璟(即后来的辽穆宗)侍读,后历仕后汉、后周诸朝。宋太宗即位后,逐渐得到重用。太平兴国八年(983),一年内四迁至宰相。宋琪生长在幽州地区,对幽州地理形势和辽的情况非常熟悉,屡次建言边事,太宗多采其说。雍熙三年(986)[16],他向太宗进《平燕蓟十策》。他主张首先集中兵力于易州地区,然后北上,沿太行山东麓北进,控制军都山、燕山,遮断辽军从山后援助幽州的通路,然后引桑干河水灌入高梁河,为辽军南援设置障碍,全力攻取幽州。宋太宗三路出兵的部署,基本采纳了他的意见,主导思想是夺取山后,阻止辽军增援幽州。
第二次幽州之战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在于战略本身,而在于战争指导、战术、军政等方面。除了宋太宗错误地判断了萧太后治下的辽国形势外,辽朝骑兵的强大、宋军粮食补给困难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抑武”政策使武将权力被过分削夺,将权分散,兵将不相知,宋太宗将从中御、预授阵图、派驻监军等干预,导致军政混乱,直接影响到三路军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