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林树惠先生仙逝五周年之际,先生的哲嗣延清将其论文结集出版,以资纪念。先生出生于山东莱州,是一好学深思之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继又在该校研究所攻读两年。他的学术经历非常丰富,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任教。1954年到南开至1987年退休,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

先生对明清史及近代史史料之搜集和整理不遗余力,功力良深。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在著名史学家翦伯赞、齐思和等先生旗下,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捻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共计三百余万字。这套资料惠及学林,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先生辛勤钻研官方和私人档案,涉猎诸多外文资料,并译成中文,数量相当可观。这本史学文集就收入了11篇涉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等译作。英人威廉·亨德所著《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较为具体生动地记叙了清朝乾嘉道时期广州中英贸易、行商制度、鸦片走私等情况,先生将这两书相关部分译成中文,给研究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改革开放后,先生还应中山大学之邀,担任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的校正工作,也曾协助郑天挺先生进行“二十四史”中的《明史》点校,与付贵久先生合作,点校蒋良骐的《东华录》,以及主持编辑《天津租界史料选编》。这些都为明清史和天津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先生的著作展示了许多新的事实,对义和团运动史和天津近代史有独到之建树,1956年发表的《义和团在直隶省的斗争》一文,运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全面阐述义和团在京津和河北省地区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试论义和团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以义和团起源于乡团为基点,全面阐释义和团运动研究的5个重要问题:义和团为什么要从保卫身家开始;为什么要扶清灭洋;为什么没有总首领;为什么不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宗教信仰不一致等。他深刻指出:鉴于清朝官府对民众切身利益不闻不问,民众遂自发组织起来练习拳脚,保卫家乡,这即是乡团,也即是义和团的起源。而外国传教士欺压民众,必须反对洋教,才能保卫身家,义和团遂向前发展到反帝反封建。而义和团误以为民众身家不保来源于帝国主义对清王朝的打击,如能打败洋人,保住清朝,自己身家也能保住。可见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不是策略,也不是一时之计,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是对义和团起源,以及“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的客观准确的估价,对史学界颇具影响。

天津城市史的研究是一热点话题,先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地位的变化》一文中,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阐述了天津自1861年开埠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三口通商大臣设立使天津成为华北政治中心;崇厚在津训练新式军队,使天津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天津机器局等洋务项目的开展,使天津成为华北重要工业基地。而《李鸿章与天津洋务运动的关系》一文,则全面阐述李鸿章在天津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及其对天津及整个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先生研究更深入一层地诠释了近代看天津的深刻含义。

至于明清史研究,早在1940年先生还在读研究生时,就发表了《明之北边备御》一文,叙述了明代防御蒙古体系。而其1982年发表的《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一文,则利用英文资料,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前英国舰船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的扩张活动,这种论述为史学界所推崇。

南开园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谈做人做学问的传统风气,让我和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共同进步。相处三十多个春秋,我对先生知之甚深,他的人品和学术修养,我是很敬重的,写此序也是我的一种怀念。先生一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为南开增添了声誉。阅读这部书不仅给人以知识,还可以给人以治学精神和方法的启示。

魏宏运

201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