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工业方面来说，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担任这个职务不久，就开始聘用英国军官训练新式军队，使天津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训练新式军队，更需要洋枪洋炮和军火不可，所以同治五年（1866）八月二十八日奕诉等奏，“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宜随时随处选将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尤为行军要需，自应在津添设总局，仿外洋军火器机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7]。

同时，兵部会议章程练兵需用军器条内，亦有由直隶派员在天津设局制造的意见，因此，由于天津练兵的需要，才开始建立生产军事工业的计划，使天津最后发展成为华北工业的基地。

崇厚接到指示以后，就向外国官商询问机器情况，由丹国领事官英人密妥士（J.A.T.Meadows）代为采买器具，雇觅工匠。

在这以前，崇厚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曾经写信给戈登说，“如在中国设局，应若何办法，需银若干？”这封信由英教官薄郎代为转达。

不久，密妥士就把外国专制火药器具并设厂雇工一切办法费用查明，估计外国机器及外国工匠来华所需运费并在天津择地建厂，约计需银十余万两，这笔款子很难筹办，正逢总税务司赫德到天津，谈到购买外国机器款项难以筹办的情况时，赫德就说现有香港所存轮船变价银十三万余两可以就近拨用，当经总理衙门批准在此款项内拨款8万两，交密妥士汇寄英国采买机器，运送来津，设局办理。崇厚即在同治六年（1867）四月开局，并委派密妥士总办其事，勘定在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又奏请派德椿来津总理机器军火总局，规定同洋人学习制造之人，要用京营25岁以下员弁，并同文馆学生内选择数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较快地掌握技术。

同治七年（1868）机器陆续运到，所雇洋匠也先后到局，由密妥士分派工作，内地学徒也一齐随着学习。又在天津南关外海光寺设一西局。

从同治六年（1867）四月起，到九年（1870）七月底止，天津机器局告成，计东局支用银三十八万八千余两，西局支用银九万五千余两。据关册，1868年份（16—17页）记载：

清政府在海光寺已经建起一座小的枪炮厂。在它的铸铁、锯木、金工、木工等厂内设备了充足的外国机器与工具，雇佣着的本地工人约50人……

在白河东边对岸的大直沽，距此约三哩半，清政府已开始建立一座火药铜帽制造厂，也由外国人监督。……按照计划，此厂规模将很大，占地约二哩，厂地将环以围墙。^[8]

从天津机器局开始创建以前，就有英国人参与其事，最初京营调来天津由英军官亲自训练，等到决定建立机器局，崇厚复聘英人密妥士作为洋总办。海关总税司英人赫德又复建议动用香港轮船变价款项，作为到英国购买机器之用。这样天津的新式军队的训练，军火工业的建立，无一不是以英国人为主体而进行的了。当时天津是由三口通商大臣主持所谓“海防洋务”的，而军队的训练、军火的制造，都完全是依靠英人来办的，这个政权的性质完全由其本身的发展而决定，不是很清楚了吗？

天津机器局建成不到两三个月，清廷就下了一个上谕：“……崇厚现在出差，应如何斟酌添置开拓之处，着交李鸿章妥为筹划，奏明办理。……”^[9]李鸿章在其“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中，推荐其亲信沈保靖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并说这样做可以免去洋官把持，比“闽局专任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津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似稍胜之”^[10]。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呢？1872年5月4日的《捷报》登载的天津通讯最能说明问题，它说：“……自从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以后，就任命了大批的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在以往十八个月里，这些官吏把局里的每人每月只领5元至8元工资的北方旗人和汉人都解雇了，另外介绍来许多南方人，每人每月工资自60元至110元。……机器局则将完全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