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翁同龢、李鸿章告别

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2月24日，在我住在伦敦会的地方，翁同龢的名片递了进来。按照中国习惯，这是一种正式的致敬。我把我的名片奉还给他，答谢他的礼貌。但是传话进来说他在外面为了重要事情要见我。这是一个空前的举动，因为从来不会有中国宰相到传教士住所的。我们讨论了一点多钟，论及宗教、信仰、自由及政治改革。他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批准教会备忘录的上谕还未发出来这件事道了歉，说他的上级不支持他（见本书前一章，未译）。我请求不要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分出区别来，一切就都好了。他的第二个目的是问我可否帮助维新会，政府在讨论要恢复它。假若它对于中国没有实际的贡献的话，我拒绝和它发生任何关系。

他告别不久就送来四匹绸缎八盒点心给我送行，这些连同孙家鼐的瓶子，我很珍贵它，因为这表示了他们的友谊。

那天晚上，我同李鸿章最后晤面一次，他奉命参加俄皇加冕，虽然他表示赞美广学会某些出版物的价值，他对我会不肯予以任何捐助。在他总督区内我作了20年的救济、分配出版及维新工作，然而他竟不承认基督教的传教会对于中国有任何好处。为了讽刺他的以怨报德毕德格引证说：“人们在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