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期以来，清政府对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帝以“近年鸦片烟传染日深，纹银出洋，消耗弥甚”，“实堪痛恨”[1]，命令各省督抚大员各陈己见，于是，在中国官吏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28个督抚中，主张弛禁者就占了20人，其中满族官吏13人，主张严禁者仅8人，其中满族官吏仅2人，由此可见严禁派势力是很薄弱的。一直处于犹豫中的道光帝，因深受银荒、兵弱之威胁，接受了林则徐等人的正确主张，倾向支持严禁派。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任命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开展禁烟运动，又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地方大吏“协力同心，尽泯畛域”[2]，邓廷桢和怡良没有辜负道光皇帝的期望，积极支持、配合林则徐的行动，和他始终“和衷共济”，成为禁烟运动的坚决派和组织者。怡良在和林则徐共事的两年多“深服则徐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3]。所以，“禁烟事起，林则徐、邓廷桢主之，怡良偕预其事”[4]，成为林则徐的忠实助手。
怡良（1791—1857），字悦亭，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八年二月任广东巡抚。以满族人为主要力量的弛禁派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了根除鸦片之患，满族官员怡良能够充当汉族官吏林则徐的助手，团结合作，在当时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在广东任职的两年中，与怡良频繁往来，共商禁烟及对外防御、交涉等事宜，怡良全力支持林则徐，也没有“观望之见”，或“推诿之心”[5]，表明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林则徐之所以禁烟成功，是和怡良的支持分不开的。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怡良和邓廷桢立即共同上奏，表示“力除鸦片，共矢血诚，俾祛大患”。愿与林则徐“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6]。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便马上会同怡良等广东官吏着手鸦片“截流断源”之事，共挽狂澜。为了了解英国鸦片贩子的活动，以及外洋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林则徐首先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并向怡良借取《广东通志》阅览，以便“采访夷情”，制定有效的禁烟策略。为此，怡良给予许多帮助，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林则徐与怡良等商议禁烟措施，决定派遣水师跟踪鸦片趸船，并对英国领事义律支持纵容保护下的鸦片贩子采取“喻以理而怵以威”之办法，逼迫他们交出囤积的鸦片，林则徐与怡良等一起共同传讯十三洋行商人，颁布呈交鸦片烟土谕帖，将收缴的鸦片集中于虎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虎门销烟。
销烟时，怡良应林则徐之邀，陪同亲临监销，共同“目击销毁”，表现出他们协力同心，“督属勉益，根株一日未净，即购捕不容一日或疏”[7]的决心。林则徐和怡良采取的措施是，在积极采取收缴烟土，根灭鸦片的同时，又鼓励洋商不贩运鸦片，遵式具结，从事正常贸易往来。他们公开宣传，凡“具结之船，不宜与观望营私之他船一例办理，以示区别”[8]。尽管义律阻挠和破坏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国商人具结，但仍有商船要求具结贸易。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英国
喇号货船遵式具结，要求入口贸易，林则徐非常高兴，马上致书怡良，希望对该船给予优待，他认为，“此诚能壮中国之声威而破义律之诡谲”[9]。事实证明，从这一年六月十一日，美国“巴黎”号和“南特斯克”号商船首次具结进口，至六月三十日，仅美商船就有11艘具结进口，除贩运米、布、棉花等货外，还带来买货银币十五万数千元，出现“近年颇为罕见”的现象，可见，这一遵式具结的措施是极为得当的，这样，把非法的鸦片走私和正常的贸易严格地区别开来，既打击了义律等人破坏遵式具结，又发展了正常贸易往来，促使禁烟运动迅速发展。
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以来，弛禁派与严禁派的斗争并未停息，而是日益尖锐。弛禁派时刻不忘寻找时机攻击严禁派，而林则徐是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这就使得道光帝反复多变，犹豫徘徊，给严禁派带来了极大的不利。正当英国趸船缴清鸦片之际，道光帝忽然下令，调林则徐任两江总督。这一新的任命给林则徐和怡良等严禁派带来了忧虑。他们担心林则徐会很快地被催赴新任，不能和禁烟运动相始终，林则徐更是感慨万分，以忧伤的心情写信给怡良，说“缴土之折回来后，定将此间烟事归与两贤（指邓廷桢、怡良），即催愚兄速赴新任。上学之期不远，而旧日学堂功课之难犹在，梦寐思之，能无神沮，至爱何以教我耶？”[10]信中流露之情，非情谊至深者，是不会向他吐露的。不过，林则徐并未就任两江总督，而是与邓廷桢对调，就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旋即就任闽浙总督，于是在福建，广东同时继续他们的禁烟运动。
林则徐在广东期间，还与怡良、关天培等人一起，分析英国情况，防备其发动武装侵略，于是募勇操练，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们组织渔民蛋户和水师对停泊在海面上的英国走私船进行火攻，取得胜利，每当有获胜喜讯传来时，他们便相互致函，以“烧毁办艇，甚为痛快，不独寒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11]的心情告慰友朋。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英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充满了火药气味。中国方面，除邓廷桢统辖的福建水师之外，其余沿海各省在弛禁派腐败官吏把持下，对林则徐严加防范的建议置若罔闻，或饰词应付。当林则徐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关于英舰北上的报告时，不胜震惊。当即告诉怡良，说：“祈阅后密之，明日拟造商一切”[12]，以免走漏消息，动摇民心。他又预料到弛禁派必利用此事嫁祸于他。同日晚又给怡良去信，感慨地说：“敝处折差大约数日亦可回来，当有续信，区区惟待罪而已！”[13]一日两函，说明情况的紧迫，也说明林则徐需要怡良支持的迫切心情。但他并未消极从事，而是与怡良积极地商讨策略，他们一起草拟密陈恢复定海机宜的折片，并传信寄给乌尔恭额。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清廷派琦善接受白河投书，林则徐预感形势恶化，表示极大地不安和愤慨。一日之内，又给怡良发信两封，表示“昨阅信中云云，（指直隶总督琦善接受并呈进英国公文）彻夕为之不寐，若以一着之差，致成满盘之错，如何维挽耶？”午后，他又进而申述“此事措置之方，实关大局。贱子于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可儆后来，微躯顶踵捐糜，亦所不惜。……贱性不识事宜，恐不免续上辞官表以陈此一节耳”[14]。林则徐忠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