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采取其旧友何太青和吴兰修等人的意见，向朝廷上了《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的奏稿，要求对鸦片实行弛禁，随后他又奏请准许种植罂粟。当清政府把许乃济的奏折发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会议具奏时，邓廷桢同意弛禁的主张，并和广东巡抚祁埙，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奏称；“细核原秦，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嗣后如有外夷贸易带有鸦片，准令该商入关报税，仍照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定额征收。并同别项呢羽等货，一体交与洋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私售。由此实力遵行递年，可免中国千万余金之漏卮，洵属清源截流之急务。”^[1]从上面奏折的内容来看，邓廷桢之所以同意许乃济的主张，主要是从堵塞白银外流出发的，但这和林则徐一贯的禁烟主张是很不相同的。

许乃济的奏折遭到不少清朝官员的反对。同年八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奏，驳斥许的谬论，以后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上奏反对弛禁。道光帝也逐渐倾向于严禁，下令军机大臣，将朱樽、许球奏折发交邓廷桢等人“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2]。

在这种形势下，邓廷桢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梁廷楠的《夷氛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在邓廷桢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准备具折上奏时，他的门下士陈鸿墀、李可琼二人认为弛禁不便，就趁着给邓廷桢祝寿的机会进行劝阻。陈鸿墀说：“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奏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3]陈的一席话使邓廷桢幡然醒悟，便以“禁约正严”为理由，拒绝了联名上奏。应该指出这段记载和历史事实有出入。因为前面我们所引的《筹办夷务始末》明明白白地载有邓廷桢等三人联名同意弛禁的奏折，怎么能说没有联名上奏呢？显然是《夷氛闻记》把事实搞错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邓廷桢思想转变的线索来。邓廷桢在当时朝野上下禁烟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逐渐认识到禁烟是“事系天下风化”的大事，如果坚持弛禁势必遭到民众的谴责，青史上也会留下恶名。于是他开始抛弃了弛禁的主张。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他上的《筹议杜绝鸦片流弊》一折，即清楚地显示出其思想的变化。

尽管如此，他在禁烟问题上还是不坚定的，有敷衍塞责的倾向。道光十七年九月，道光皇帝曾警告邓廷桢：“如敢将就了事，日后经朕访闻，或被人纠参，朕唯该督等是问。”^[4]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清廷，痛切指陈鸦片流毒的祸害，分析了过去禁烟未能奏效的原因，是由于官吏们的贪赃枉法，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道光皇帝命令各地督抚大吏，对于黄的奏折“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5]这是一桩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根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所载：

五月间计有盛京、黑龙江，山东、山西巡抚，湖广及直隶总督等上议奏查禁鸦片的章程；六月间计有湖北、安徽、陕西、湖南、河南、贵州、江西、浙江的巡抚及吉林将军上查禁鸦片的章程；七月间计有两江、云贵、陕甘总督、云南巡抚等以及江南河道、河东河道总督议奏查禁鸦片章程。然而直到八月底，两广总督邓廷桢才上了查禁鸦片章程的奏折。当时从北京到广州，送递谕折只需二十多天，为什么事隔三个多月才上奏折呢？显然邓廷桢是有思想顾虑的，所以迟迟不予议奏。而且在奏折中，他也不同意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详核黄爵滋所奏，扫除一切杜弊之策，而独归罪于吸食鸦片之人……法之善与不善，已可不辨而明。”^[6]

这也说明他的禁烟态度很不鲜明。

与之相反，林则徐早在五月就上了奏折，对黄爵滋的建议大加赞许，“（吸烟）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7]。坚定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出林则徐激进的禁烟立场。

也正因为邓廷桢思想动摇，禁烟不得力，道光帝在同年11月即命坚决主张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同时对邓廷桢也下达谕旨：“著邓廷桢、怡良振刷精神，仍照旧分别查拿，毋稍松懈，断不可存观望之见，尤不可有推诿之心。再邓廷桢统辖两省，地方事务殷繁，若专责以查办鸦片以及纹银出洋，恐顾此失彼，转不能专一心力，尽绝弊端。现派林则徐前往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8]。”这里，道光帝一面命邓廷桢协助林则徐禁烟，“断不可存观望之见”；一面又令林则徐专办鸦片事务，“应分办者，各尽己责”。这就反映出道光皇帝对邓廷桢能否和林则徐合作禁烟，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